北大数学奇才柳智宇出家探因：曾追问科学能否救世界
滴答网讯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高中语文老师文勇记得，他为学生们讲屈子的《离骚》，“课文仅是摘录了几十句，柳智宇就把全部文本背下来，还模仿骚体写下回忆过去时光的几百句诗句，取名《九忆》。”
我仍记得他当年一心向佛时跟家里的争执，后来他的父母拗不过他，只能随他信了佛。他向周边的人宣扬教义，包括我们这些室友和他的父母。
午夜10点。上完一天的课后，柳超美总算能从心底里缓口气了。他正踏上回家的班车。
这段时间，他的内心饱受煎熬。伴随车身的晃荡，他的声音发颤：“我们8月份去过龙泉寺，把他带回来了。可他不干呐，还是要出家。”快一个月了，儿子柳智宇隐身在北京的寺庙中，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作为武汉华师一附中的高级物理教师，柳超美一生信奉的无非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眼下，“家”与“天下”就是难平。
媒体、网络连日铺天盖地——北大数学系毕业生柳智宇，在成功申请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金后，……来到北京西山脚下的龙泉寺，成为一名修行居士。
“他妈妈年纪大了，承受不了又病了，这个伢不懂事呀。我太注重民主了，他好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样。
“网上称理解他的多是学生，那是一种变相的发泄。我相信全天下99%的家长都认为他很草率。”
“寺里的住持学诚地位高了，不见我们。见也不好，反正我们是谈不拢的……”
从江夏区汤逊湖到武昌大东门要一个小时的颠簸。忧怨似那厢的信号，牵牵绊绊。
隔天后，柳超美的小灵通彻底不通了。
国际数学大赛在即，他还在读《庄子》
“柳智宇与佛学的缘分原不属最高。他与哲学的缘分才算最高。数学对他更像是顺带的事”
此刻，柳智宇高中班主任文勇较能平静地接受柳智宇的决择。他更担心的反而是爱徒的身体。那个过去每天坐在柳超美的自行车后座上的弱小身板，深印在他的记忆中，“柳老师在想这个独生子是不是太自私无情。我不这样想。”
面对当地媒体的来访，文勇多是回绝。一来顾念老同事柳超美的感受。再者，他早定下基调，“那孩子不会被一般世俗中人理解。他思考方式独特，数学上更是个天才。”
网上，曾有人以华师一附中第一届学生科学院社科部部长的名义写过：
他(柳智宇)的智商起码280以上，……他那篇《幂数列求和纵横引论》提交上我们科学院审评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论文答辩的时候，……最后有一个人颤颤巍巍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是如何想到去解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呢？”
柳智宇回答：“这个构思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想了。”
张欣却不太相信这些。他是柳智宇高中时代的同窗好友，从巴黎打来了电话：
“在高二寒假之前，柳智宇与数学组另外一个同学之间还是有明显差距的。他的强不在于他的锋芒毕露或者解难题能力超群，班上有比他聪明的，但没有比他纯粹执着的。”
“每次假期归来，数学组很多人都会水平倒退，简单题、难题会全面告急。但柳智宇厚积薄发，让人感觉到明显地进步。”
智宇的数学禀赋在初中时期便已显露峥嵘。 2003年中考前，华师一附中便开始网罗全市初中里的理科尖子，欲成立理科实验班。省重点初中的武珞路中学里“最优秀的学生”柳智宇自然被囊括其中。筛选出的尖子们每逢周末必来华师一附中上理科竞赛启蒙课。当时，这一群体里，因武珞路中学学生居多，从而形成了一个“圈中圈”。“于是在武汉竞赛与中考圈子里，柳智宇广为人知。”张欣说，柳智宇的初次登场，留给他以及其他同学的，永远是一幅固定的画面：
开学那日，有一人在花坛围栏前旁若无人，大声吟读。令他身旁的家长们、入学新生们面面相觑，引以为乐。张欣与一帮同学戏谑地一把抢过那人手中的书，待一细看原是《庄子》。“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柳智宇。以前我们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柳智宇第一喜欢古典文学。”那年6月，语文教师文勇担任了这一理科班班主任。那是学校的一次试验，为了提高学生们的人文素养。
文勇记得，他为学生们讲屈子的《离骚》，“课文仅是摘录了几十句，柳智宇就把全部文本背下来，还模仿骚体写下回忆过去时光的几百句诗句，取名《九忆》。”
课本中有篇195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史怀哲所写的《我的呼吁》，柳智宇对文中提倡重视生命的伦理观发生了强烈兴趣。“他专门研究了史怀哲。后又研究了一些西方哲学，比如斯宾诺莎的自然法理论；包括佛学对生命终极关怀的经典。寒假中，他写下了四五万字关于尊重生命、认识生命的论文。”文勇说。
无从知晓，这是否为柳智宇日后专注佛学种下了因缘。但高一结束时，文勇自编了一系列文史教材：如房龙的《人类的解放》、弗兰克博士的《活出意义来》，以及《论语》、老庄文集等选段；无疑，“柳智宇学得最认真。”
“柳智宇与佛学的缘分原不属最高。他与哲学的缘分才算最高。数学对他更像是顺带的事。”文勇沉思片刻说。
直至2009年，一天他开车回家途中，还接到过柳智宇打来的电话。电话中，柳智宇向他吐露近期的困惑，“主要是对一些科学问题没有想通，文章也写不顺手。他很焦虑，没有方向感。”他建议柳智宇，不要急于发表文章，先细致通读西方哲学史原版原着。
2005年，柳智宇前往俄罗斯参加第31届数学奥林匹克循环赛，夺取了中国唯一一枚金牌。
归国后，带队教练向文勇抱怨，眼看第二天就要比赛了，柳智宇在头天晚上居然还在看《庄子》。“你到底是怎样教导他的？”
文勇说：“我怎么教他的？我教他要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问题，数学只是小问题。”教练无可奈何：“我真是搞不懂你们。”
让他极感欣慰的是，他平时为学生们灌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在柳的身上化为一股“救世情怀”。曾有某一阶段，柳智宇沉浸纠结在“科学究竟能不能拯救世界？人文精神是否可行？”等一连串自我追问中。
他的童年就生活在竞赛之中
每天周而复始，从家庭到学校，再就是医院。读书是他获取心灵养分的唯一途径。这种情形下，巧遇文老师在人文精神上的启蒙，像推开了他心灵的一扇大门，他拼命吸收户外的新鲜空气。
高二时，柳智宇便少来班里上课。为准备竞赛，他在学校拥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这段时期，张欣与他保持了定期来往。
柳智宇曾向他和班上其他同学倾诉过自己心中的郁闷。而今，张欣想来——
他的童年就生活在竞赛之中。特别是他父亲，曾带出过不少物理上获得金牌、一等奖的学生，相形之下，也就对他要求更严。他跟我们说，节假日他妈妈不让他出去玩，只令他在家里读书。在数学组时，他妈妈常帮他料理后勤。后来，学校迁到汤逊湖，她就在校外租房陪读。因为总在学校内外出没，我们暗地里笑她是“楼管”。
我想，他上高中之前并没有什么朋友。他原本身体就差，特别是视力在高三时锐减得厉害。他也不爱逛街购物，所以他的生活轨迹特别单一。每天周而复始，从家庭到学校，再就是医院。读书是他获取心灵养分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情形下，巧遇文老师在人文精神上的启蒙，像推开了他心灵的一扇大门，他拼命吸收户外的新鲜空气。也正因为少被外界沾染，所以他非常善良纯洁，总想帮助周围有问题的人。
高二时，数学组由原来20多人选拔只剩下9个人。他向教练提出，让每个人上台讲解自己擅长的题目，然后列出顺序表，涉及奥林匹克竞赛中的每个领域。他根本没意识到，这一想法太单纯，尖子们毕竟存在竞争关系，多少忌惮相互交流。
高中时，他读过佛学启蒙、《心经》之类的，但没明显倾向于佛学。
那时，他在儒学与道学之间徘徊。即便在数学中，他也能体悟这些哲学的韵律。他说过，把数学概念学通就是与自然相通，领悟它与自然一样的奥秘与美。
相比老子，他更倾向庄子的学说。在他眼中，庄子是真正的无为。他甚至蒙生过激流勇退的念头。
他疲惫时吐露，如果华师一附中从来没有拿过国际奥林匹克数学金牌的话，他极有可能在获得一等奖后便停滞不前。当然，他的这种想法马上会得到教练老师们及时“纠正”。在众人劝导下，他一步步撑到冬令营、集训队，再上国家队。上集训队时，学校就剩他一人将竞赛走到头了。
在这个过程里，他心理上的种种矛盾、挣扎、外在孱弱的身体，让我们看得好心痛。别看他读的是庄子《逍遥游》，却远不及一般人快活逍遥。
“宇，你受的限制太多。……难道领悟真理就不是你的事情吗？你无法表达你自己的观点，……你这样下去一辈子都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走，你不能与我讨论就算了。”他说完就离开了教室。
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呆了好久，仿佛不再有一丝站立起来的力气。我想我的一生就真的就只能这样度过吗？昏昏惶惶，说出的话永远都是对别人的重复，永远只会做几道别人出的题目，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我离开教室的时候，关上灯，眼前一片黑暗，我突然发足狂奔，跑到自己喘不过气来，……我又冲到空无一人的操场，翻过栏杆爬上看台，沿着台阶一口气冲到最顶端，爬上平时不允许我们上去的高台，在上面蹦啊跳啊。……有一句话在我的心中越来越清晰了。
天地虽大，无一可载我之物；
众生虽广，无一可立我之人。
文勇的电脑里保存着柳智宇高三时的旧作《远慰风雨夕》，他在啧啧不住地赞叹“那个孩子是要干大事的”。张欣则在闻知“柳智宇出家”消息后，连看了文章两遍。张欣记起高中时，低年级的一个叫蒋方舟的女生几次跑到数学组来找柳智宇；还有柳那本厚厚的札记上，爬满蜘蛛体的字迹，模仿屈原的禀气，写下的《涉江》。
“那时候的我，不明白他的世界和他的执着。我们曾经辩论过，可是我有我的哲学体系”，正如张欣为柳写过的：我们生命之沉浮自有时代所主，我们急切之间改变不了什么，也没有勇气去挣脱出去。
两年前他就动过出家的念头
禅学社与耕读社是他尚佛的发端？
柳智宇因炒得沸沸扬扬，连带社团陈年往事一并挖出，“包括柳智宇在内，耕读社三任社长全部出家”
大一入冬时，柳智宇加入了北大的两个社团——禅学社与耕读社。柳超美、文勇和张欣一致认为这才是他尚佛的发端。
2006年夏，柳智宇被保送到北大数学系。第一年的大学生活，这个多思善感、极其敏锐的男生与众多大一生相仿，迷茫、不适，是“经常失眠的上学期和在功课中苦苦挣扎的下学期”。文勇透过他的言谈，隐约感到他似乎没有遇到交流投契的同学，另外“对北大中文课感到失望”。
有几次去参加禅学社的活动，认识了一位师姐，那时她在艺术系读研二。不知为什么，一见到这位师姐，我内心就特别的温暖。师姐讲话的声音很柔和，仿佛抚平内心的伤痕；而她的微笑中流露着淡定，仿佛什么都已了解，什么都能包容。
“我总想为别人做些什么，可是似乎做什么都没有用。”我说这句话时，声音是支吾的。“仿佛世界上没有快乐，做什么都没有意义，都没有用。”师姐静静地听着，只是微笑。“即使我帮助了别人，这件事做成了，我还是会找个地方一个人痛哭。”这时，几滴泪珠已流下我的面颊。
张欣揣测，柳智宇后来淡出禅学社，与这位师姐毕业后去往西安大学教书不无关系。
恰好那年暑假，耕读社的社长孟祥兰与柳智宇相熟，问他愿不愿意当副社长，谈起了耕读社的理念，“知行合一”、“历事练心”，甚动他心，他便同意了。
我觉得他将耕读社视为一个实现他抱负的地方：一方面是他个人的抱负，一方面是他“挽救苍生”的抱负。……他认为症结在于人们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故而解决之道在于弘扬这些文化。他也付诸实施，包括每日给底层人民奉粥、给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讲儒家经典(不过我疑心他已经掺了很多佛学的东西在里面了)，以及耕读社的内部讨论和结集成刊。
豆瓣网上，一个自称与柳同一寝室4年，署名ozone的人称柳智宇“大一时渐渐开始接触他后来言必提及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是儒学，后来才是佛学。”
耕读社现任社长吴庆前现在与社团骨干们商议决定，凡社团成员一律回避记者采访。柳智宇因炒得沸沸扬扬，连带社团陈年往事一并挖出，“包括柳智宇在内，耕读社三任社长全部出家”、“
耕读社原由北大02级哲学系研究生邓文庆一手创办，他后在福建某寺剃度出家，现是龙泉寺的显庆法师。”
他在北大未名BBS发的帖子上，则不乏对柳智宇的敬服：……有一阵子耕读社真的只剩他一个骨干了。……仅过了两三年，他就凝聚了一批挚友，将耕读社建设成许多人的精神家园。
另一名社团前社员署名“核桃酥”，也在北大未名BBS上发帖子，讲述柳智宇主管社团工作时，利用私人关系，加强社团和仁爱慈善基金会的合作。开展过奉粥、助学、与新疆内高班联谊等公益活动。
该基金会坐落在凤凰岭脚下，紧挨龙泉寺。基金会的成员中有一些佛教徒。
“如果说有人因此对佛教产生兴趣，那也是因为基金会慈善的理念与行为打动了他和我们。”“柳智宇有佛教倾向，……他从来没有主动向我们阐释佛家思想，他对佛经的研习，只是个人行为，如果有同好，便会一起研读，完全自由。”“核桃酥”写道。同时他又觉得柳智宇“自己也没有完全分辨清楚，他的追求是不是可以在佛家思想中得到体现；他理解的佛教，也并不完全是佛经上宣示的佛教。”
我们觉得自己缺少发心，……发心，是发自一颗真挚的心、同情的心、感恩的心、渴望成长的心、对真实而鲜活的生命的向往，是发自我们的本心，不是发自野心、谄媚讨好的心、计较利益的心。
佛教中讲求的“发心”在柳智宇后来的文章中一片赤诚可寻：
——大二快期末的时候，在耕读社看了两集《孔子传》，……当时非常感动于孔子的人格和为天下苍生追寻大道的胸怀。寒假回家就和父母一起看了全剧，当时就立志要作孔子这样的人，也希望能找到像孔子这样的老师。
——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自五四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精神的理想。从小学起，教科书里就告诉我们，要敢于怀疑权威，要有自己的思想。可是想一想，我们活到今天，有多少自己的思想呢？……我们从小学和中学接受应试教育，分数至上，很少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到了大学以后，一下子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人生的方向，发现自己没有取舍的标准。怀抱很远大却显苍白的理想，却不知如何开始行动；未来似乎充满希望，又似乎离现实非常遥远。
——孔老师，孟老师啊(子就是老师吗)，教教弟子吧。弟子一直在向上仰慕和希求，愿冷漠、孤独、伤害离我们远去，愿善良、仁慈、忠诚、智慧的光辉遍洒人间。
还有那些点点滴滴，朴拙甚至略带迂阔的“自观”：
以前总不知道如何与父母相处。接触了传统文化，我就一直想怎样孝顺父母，让他们开心。有一次我听说可以给父母洗脚，我寒假回到家就对父亲说，我帮你洗脚吧。父亲非常奇怪。我告诉他原委，他很不屑。我计划中的第一件孝行就这样泡汤。后来一起去买面包，父亲要多买一点，我说：“不能太贪，要注意节约。”他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机械，你要学什么东西都学成这样子，我可对你非常失望。”……最近才搞清楚，原来孝道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能否从内心深处体谅父母的用心。
吴庆前说，我仍记得他当年一心向佛时候跟家里的争执，后来他的父母拗不过他只能随他信了佛。他向周边的人宣扬教义，包括我们这些室友和他的父母。
两年前，他就动过出家的念头
在听到楼宇烈近似两年前的发问后，他一反往日，温和又不失倔强地问道：“您怎么知道我不懂太多佛法？”
Ozone的某些说法被北大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不经意地证实，“两年前，他就动过出家的念头。”
他清楚记得，当初正是因为柳智宇的父母知晓儿子心意后，坚决不同意，诚请耕读社社员带着儿子来见他。交谈长达数小时，楼宇烈语重心长，“我不想干涉他的决定，但希望他能更慎重。很多人生的决定要了解全面，深思熟虑。他究竟知道佛法多少？僧团生活多少？究竟知道现在佛教现状多少？每年有多少人出家后又还俗的？如果贸然出家，终不是好事。”
柳智宇听完后，当即点头称是。
今年7月份，文勇与几位教过柳智宇的教师，正等待着柳家的宴请，为柳智宇即将赴美留学饯行，并接受其家人的谢意。
“最后没搞成，智宇从北京回来后，估计又与他父亲争吵了起来。临走时，火车站距离他家非常近，柳老师都没去送儿子。”这是文勇最后的记忆。
这个夏季，正在家为儿子高兴忙活的柳超美夫妇，不意接到了柳智宇的来信。在这封信中，“他说了他的事。之后，我们就去问他。”柳超美在车上说。夫妇二人赶到龙泉寺后，柳智宇起初并不愿现身相见。
“后来还是随他们回到武汉。因为他祖母年岁已高，十分想念他。”楼宇烈略知详情。
在家中，柳超美当着儿子的面拨通了楼宇烈的电话。
“作父母的肯定想不通。在世俗眼中，他放弃了一条黄金大道。父母更加感到，他们白白辛苦一场，心血付诸东流。”
“我跟他父亲说，你可以跟他讲，如果他认为出家是种解脱很好。但是他的解脱不能建立在父母的烦恼上。如果取得父母同意，出家不是更轻松？”楼宇烈说。电话转至柳智宇手中，在听到楼宇烈近似两年前的发问后，他一反往日，温和又不失倔强地问道：“您怎么知道我不懂太多佛法？”
“大二暑假那年，他来华工大找过我。他讲话更沉稳了，不爱笑，走路慢腾腾地像一名学究。老爱引用一些句子，讲一些禅理。”
张欣不太了解好友在大学期间的内在变化。毕竟，4年中他俩仅真正相聚了两次。他对文勇说，他希望柳智宇“再多走一步”，“到美国体验一番。他会发现他过去的圈子太窄了。”他的想法契合了文勇的隐忧，“我相信那孩子。但我担心环境与他的期望有距离，让他心理上有落差。佛门并不清静呀！”
楼宇烈则对柳智宇直截了当，“我说你对佛法的了解不甚高明。第一在‘孝’字上，你处理得就不符合佛教精神。第二，我不主张年纪轻轻出家。你对社会都不了解，即使你下定决心出家，想去度化众生，你对众生的内心有什么真正掌握？又怎么度化？你好像说有献身精神，可是献身何其容易？”
10月过后，柳超美想约上文勇再度上京，期冀儿子能稍许听进老师的话。他又泄气道，“有下落我才能来，否则又有什么用呢？”期冀混合忧心忡忡，是绵绵无尽的父爱：“柳智宇现在很难。你们非给他贴张标签，他像动物园里动物被人围观一样。他以后还要学习，还要在社会上为人处事的呀！”
“他不和普通居士待在一起。他在僧团里面准备剃度。”龙泉寺里，贤雷和尚站在一块残砖上，望着斋堂外人出人进。
客堂对过，一个蹲在石阶上的居士则说，柳智宇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大概到别的庙去了。他也是北京某大学毕业，预期今年剃度。
倒是正殿外一湖低洼的秋水，平面如镜，不生涟漪，好像啥事都没发生。
明海法师
星云大师与大学生合影（大食）
我们为什么出家：对4个知识分子出家人的访问
我们为什么出家
——对4个知识分子出家人的访问
本刊记者 彭淑 马维博 实习记者 王蔚然 发自石家庄赵县
暝色中的中关村尽收眼底。
“冯先生，你多大接触佛教？”明影法师把问题抛给了前座的美国学者冯克强。“在俄勒冈大学读书时，我学习到了禅宗。研究中国历史后又开始研究达摩。”冯克强扭过头来温和笑着。
于是，他直面我说：“你看，一个1969年到1973年间读大学的美国人，能在大学里很轻松地读到达摩，知道禅宗。中国大学生，包括现在的，真正了解佛教有多少？起码在1990年以前，我是不知道佛教的。”
我们也来自北大
明影法师是河北佛学院教务长，柏林禅寺堂主。当年在北大地质系，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没有方向感，成天沉溺于对生命的思考中。“却有独立思想。”他强调。
1989年，他被分配到北京海淀区政府。他的校友说他生性率直，不太适宜机关里的生活。“我上了11年的班。其实没什么事。我平时就是打坐。只要你不跟别人争什么，他们也不会来管你。”他轻松地说。
颇有趣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市面上佛学书籍才多了起来，我看了蔡志忠的漫画《六祖坛经》后，挺郁闷的。原来中国还有这么好的文化，我居然过去一无所知，还以为六祖慧能是日本人。
“从那以后，我才开始研读经书。我过去所受的教育全是基础教育。比如研究地质可以让我的观察力增强，但佛学才是真正的博大精深。”在深圳小梅沙的海边，他研读《维摩诘经》，“眼前的每朵浪花后面是另一朵浪花在推动。其实，波峰并不比其他浪花多伟大或最出色。大海是整体的生命。”
他方才释然，在世俗中，一个社会中人的成就也不能更多证明什么。要知道，此前他愿望强烈：出家前，一定要用财富证实自己，不是混不下去才出家。
2001年，他在柏林禅寺正式剃度。
多年后重返校园，他依旧对北大的外在变化无所感知。但他却对柳智宇出家传闻有话要说：
——为什么很多人要在网上哗然惊奇？一年几千个北大毕业生，一两个出家算什么？一年有几十个出家人才是正常。
——这恰恰是中国人注重物质，精神危机的一个信号。或者说很多人根本不关心精神，也无从谈什么危机。
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哈哈大笑：“北大一年十几人、几十人都去出家的话，北大不成了佛学院了？站在出家法师的立场上，我理解他的忧虑。”
这时，他在电话那厢想到了明影的师兄——柏林禅寺的方丈明海法师。
与柳智宇相似的是，北大时期，这位法师热爱哲学，勤于思考——“他极其向往一个理想中的清净家园。”
2003年，明海法师对北大校友们讲解佛法时，谈及自己的出家：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缘，看了一本介绍弘一大师的书，从而接触到佛教。同时也认识了一个北大的朋友，他应该说是老师，比我高五届，北大人口研究所的，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认识我师父(净慧法师)，他到广济寺去，向我介绍那里非常清净。我说那你带我去吧，后来我们就到广济寺去。
那天进入寺中，他的内心安静平和下来，似乎找到了那个理想的家园。
……我念阿弥陀佛，念一阵以后，很有感触，身心有很大的感受，以后呢，心态有很大的转变。晚上经常做梦，梦见和一些出家人在一起，从来没见过的和尚，有中国的、有时候有印度的，或者晚上做梦，梦见到寺庙去，所以人的心发生很大的变化……
大学毕业后，明海被分配到北京市一所中学任教。根据当时的家庭状况，他盘算过，“我还要工作一段时间，成个家，给父母生一个儿子之类的。”“弘一大师是39岁出家，我想我要是40岁的话，应该差不多”。而且校内环境安静，教学任务并不妨碍他上完课后，学习与打坐。
“1992年，他24岁那年剃度出家。出家前，他跟随师父净慧法师到柏林禅寺打佛七(一心念佛，不许讲话)。”李向平当年去过正待重建的柏林禅寺。
那里，除了从元朝矗立、业已衰败的赵州禅师舍利塔，徒剩几间破破烂烂的砖瓦房，聊作佛堂、餐厅、宿舍。
“门外一个大垃圾坑，冬天一刮风，满院尽是风沙。非常荒凉。”
“他从那里回来后便与父母商量，他要出家当和尚。虽说他在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可从任何一个角度，他父母都不会同意他的决定。这样，他又等了一年，等到禅寺大殿落成后，他觉得不能等了，瞒着家人先出了家。”
释迦牟尼佛出家也没有跟父母商量，而且我们的那个师爷，虚云老和尚出家也是一样的，所以我给自己找的理由就是这样的，……父母又找到我，我的心是不动的。后来他们也慢慢被我转化了。现在也都成了佛教徒。
他最终对李向平诠释：出家，就是回归自己心灵的家园。
出家，各有各的因缘
“寺里‘明’字派的法师，后面那个字都有讲究。明海师，海纳百川；明影，外界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影；轮到我，辛苦死了，要学玄奘啊。”明奘法师喜眉笑眼。
“来来来，她们是我的粉丝团。”他招呼着房里的几位年轻女尼，她们身后又站着几个大学生。“她们都是大学生出家。我还上网瞧过那个柳智宇，专门打电话到龙泉寺问过，他还在寺里面。他不是僧相，也没僧气，他太有棱角。你看看星云大师，他也受全球瞩目，但是他身上有僧气。僧人哪怕再有个性，棱角也要深藏其中。”明奘法师指指《南方人物周刊》的专栏。
“我们害苦了柳智宇。他出不出家原属个人行为。出了，后来发现不行了，还能回到过去的圈子里。现在完了，三十六计中‘上楼抽梯’——上了个半截子，梯子抽走了。他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来。别扩大他，好么？这个社会需要精英分子出家，这是精神世界的需要。”这时，他才正色道。
据传，他离开柏林禅寺，在北京怀柔的朝阳寺任方丈，放任旗下的一群弟子不用做早课。在汉传佛教讲经大会上，别人的严谨分析打耳边穿过，他则用他的“电子小玩意”偷看当红的网络小说《阳神》。
有人在网上批他“有拂佛理”，但佛门清规戒律似乎约束不了他，但他的弟子们说他用大白话讲解《金刚经》明快了然，招人喜欢。
问他为什么出家。他居然回答：比较怪，就是想过一种比较古老的日子——
我家人都不信佛。我高考成绩在全班63个学生中排名第一，就我一人考上了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结果我没读几天，便写了退学申请。现在如果把它搜出来，就是一篇反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檄文。
递交退学申请时，我找系主任谈，找学生处谈，他们全来劝我。逼得我直接跟党委书记说，咱俩不如换个位置。我要是您，劝人都会比您说得有水平。
这句话把他气得够呛，他是从越南前线回来的老军人。如今想想，我那会儿就是一个狂妄的愤青。可我就是在那个教育体系里面，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不想浪费我的生命。
当年的教育体制，想想都可怕。在我高中历史课本里，老子、佛陀从没出现过。等上大学，参加完军训后，我读到了一本《坛经》。读完以后，我就说我是个和尚。
退学后，我在北京一家研究所里，做内刊当编辑。精神上、言论上自由许多。单位里全是一群哥们，平常就在一起下下棋，打打麻将。
好多人劝我先做居士。我不做，要做就做和尚。那时候，我一人老往庙里跑，坐在那里面安安静静体验。这是属于我的修行方式，到了柏林禅寺我也这样。
1995年五一放假。我和北大禅学社几个朋友，三五成群到了柏林禅寺。禅寺在建观音殿，我帮着干活。
在那里，我第一次瞧见了老和尚(净慧法师)，远远观察他走路的样子。我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师父了。我上前跟他直说，我要跟你出家。他也干脆明了，说好。这就行了。
我怀揣一千元、十本书、一套衣服去的柏林禅寺，走前根本没料到会出家。我提出要回趟北京，把家里的书拿走。老和尚吩咐，算了，别回去了，自有人要用，自有人要看。
我寺院里也是这样。那年7月10日我做行者，7月20日寺院搞佛学夏令营活动，派我专门照顾那些讲课的禅师。我给他们端茶倒水。其他行者、沙弥、僧人逮个机会就在斋堂里向他们请教。我整天守着他们，从来不问问题。当时佛教协会的妙法法师很奇怪，问我你怎么没有问题。我说我真没有问题。他说，那你来干嘛？我说，我来出家。
他说，你肯定能做个和尚，因为你没问题。
真正的信仰方法是
一种对生命的关怀
本刊记者 彭淑 马维博 实习记者 王蔚然
20年前，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就想进行“信仰在中国”的研究，题目是《我为什么出家》，“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剃度出家的现象多发生在了上世纪90年代。”
他曾向年轻僧侣们发出过邀请函，“希望他们写一段，或者我过去跟他们谈一段，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人不太愿意谈。”
他说：“人们往往对于‘出家’有一种隔膜认识，认为出家人全是万念俱灰，生活事业不顺，家庭情感受到重挫。这样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延续至今，所以就会出现有一些人对北大、清华高才生，或各种成功人士出家感到不理解，拿职场或官场价值观看待衡量他们。这与人们对信仰和佛教的理解方法有关系。”
人物周刊：很多人在选择信佛或初信时，常会围绕一个问题，“佛教能不能改变我的现实命运？”
李向平：想通过信仰改变个人命运，这在其他宗教里都存在。这是很现实的层面，也是较为传统的一种信仰方法。有些人想通过信仰来解决他的考虑，也许一辈子也解决不了。但有些人可能在信仰过程中，对生命逐步有一些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不是改变命运，而是使生命充实。
我认为，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
人物周刊：个人信仰与社会进步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李向平：按照理论上的说法，道德和宗教是相关的，宗教或者是一个信仰，它能给人提供一种价值规范。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不仅仅是每个人有信仰了，就会对社会有好处。每一个有信仰的人还要基于信仰的准则进行社会交往。
人物周刊：历代都有出家的社会精英分子。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出家，与历史上哪个时期最有可比性？
李向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观念。这样我们就对出家、对选择一种信仰的修行方式有了理解。
这种状态什么时候出来较多？唐朝以后的时代更迭、社会变迁大起大落的时候出现较多。
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精英选择佛教信仰，是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这一互补理念下，在一种急流勇退的情况下选择的。当代中国知识精英选择佛教，有时候，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种互补：现实有很多问题使他焦虑，或者他的生命关怀找不到，他在佛教信仰里面寻找。但还有一些精英走入佛门，他是把佛教信仰作为他的事业，他觉得他能够弘扬佛教，能够使更多的人像他一样获得生命的关怀。
人物周刊：也有佛教人士认为知识分子出家是社会精神危机的表现？
李向平：出家不等于是信仰，出家是选择一种信仰方式，要把它界定清楚。现在老百姓不缺信仰，信仰是很宽泛的。到庙里、进教堂里，求官、求学也是一种信仰，找风水算命看相，他也可以直接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
问题是有没有大多数人、一群人都认同坚信的一种信仰？这个才能解决中国真正的信仰问题。
所以我说过。中国人缺的是相互关怀的、彼此认同的、精神关怀的信仰。不是缺有求必应的、临时抱佛脚的信仰。
现在很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贫与富之间，平民与官员之间，能否相互认同接纳，这是一个最大的信仰危机。这与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讲信仰危机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社会的信仰危机，不是个人的信仰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