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周报》特约记者 郭风情 《法制周报》记者 文峰
2008年2月1日，寒风萧瑟中的山西省阳泉市看守所内，宋建平案尘埃落定：“侵吞公款1798万余美元，并利用国有企业改制，侵吞国有资产2.5亿元人民币，构成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非法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获利472万余元，构成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短短几年间，宋建平从一个门外汉成为煤焦系统的“黑马”，再蜕变成“山西国企第一贪”，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是其身后依靠着一个无所不能的“红粉军团”。一个是毕业于北京某名校，精通多种外语，被众多煤焦老板奉为山西焦炭出口领域的“第一操盘手”—— 瑞士IMR公司的国内代理人杨玲玲(化名)；一个是为宋建平“做大做强”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山西大土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经理张英(化名)；还有一个是中粮集团退休干部，有“京城第一倒姐”之称的李涵静。

太原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处的办案人员向《法制周报》独家讲述了“山西国企第一贪”与他背后“红粉军团”的故事。

“山西国企第一贪”落马

2006年3月，原山西省技术进出口公司经理、山西大典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建平被“双规”。

2006年7月，宋建平被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一年后，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虚报注册资本、非法经营、偷税被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又非常节俭。”太原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处的一名办案人员回忆说，今年45岁的宋建平，是运城夏县人，大专文化程度，曾在山西某政法机关工作十年，案发时任山西省技术进出口公司经理、山西大典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成立于1984年的山西省技术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技术公司)，是一家国有外贸公司，2001年 以来，因长期负债经营，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公司领导层便决定成立一个新公司，用以延续技术公司的经营业务，这就是后来名震山西焦炭业的山西大典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典公司)，时任技术公司副经理的宋建平，被委派担任大典公司总经理，原技术公司部分领导、焦炭经营人员也转入大典，成为大典公司的新一任领导及业务骨干。

以“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进行运作的大典、技术公司，从此开始相互“合作”，共同开展进出口业务，双方签订协议，从2002年起，技术公司的焦炭出口配额全部转给大典公司，大典所做的焦炭出口业务，按每吨5元的价格提成，其余返还技术公司。经有关部门审计，按此协议，几年间，大典公司应上缴却未上缴技术公司的利润达2.5亿余元。

2005年，根据省政府国有企业改制的有关政策，技术公司委托山西某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改制前的清产核资，已升任技术公司经理(兼大典公司总经理)的宋建平，明知大典尚欠技术公司2.5亿余元，却对审计单位只字不提，故意隐瞒了这笔巨款，致使审计单位作出了 “技术公司资产损失3000万元”的审计结果。

随后，技术公司作为严重亏损企业，被有关部门列入了改制行列，其清产核资报告和改制方案获省商务厅批复，2006年6月，商务厅又将技术公司作为资不抵债企业，上报省国企改革领导组，申请其进入破产程序。

2006年7月，宋建平被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办案人员在侦办中发现，技术公司的破产申请一旦得到批准，本应属于技术公司的2.5亿余元国有资产将会随之流失，便立即向省商务厅发出检察建议，紧急叫停其破产程序，并请其对技术公司重新进行清产核资，以确保国有资产不被侵吞流失。

在大肆“运作” 数亿元国有资产的同时，身兼大典公司总经理、技术公司经理的宋建平，又先后以家人、同学的名义，承包、开办了多家公司，所经营业务与大典、技术公司完全相同。到2006年3月被“双规”时，他的“宋氏王国”资产已达2.6亿元。
隐秘的“借鸡下蛋术”

2006年4月，根据山西省纪委安排，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作为中纪委专案组山西调查二组的成员，开始介入调查宋建平涉嫌犯罪的问题。

2007年7月，宋建平案侦查终结，被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宋建平对办案人员说得最多的话是，“我是有功之臣，我没有罪。”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硬的对手。”对于宋建平，办案人员如此评价，“即使各种铁证摆在跟前，他总有一套理论。”

客观而言，技术公司“变脸”为大典公司之初，作为总经理的宋建平，对大典的业务拓展确实付出了辛苦，据他自己告诉办案人员，很多次，他独自开车前往各地联系客户，累了，就趴在方向盘上休息片刻，饿了，一碗西红柿面打发肚子，日积月累，终于为大典打开了市场。

2004年前后，全国焦炭市场迎来“史上最牛时期”，焦炭出口行情日渐高涨，焦炭及配额身价倍增，成为绝对的卖方市场。

面对日进斗金的大好形势，曾经“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宋建平，逐渐心猿意马，开始转移精力，在国有公司这棵参天大树下，埋头打造自己的“宋氏王国”。

山西天鸿能源有限公司是宋建平暗中成立的第一个“宋氏公司”，为避人耳目，宋安排其二哥宋建荣担任法人代表，为了进一步避嫌，又将宋建荣变更为其同学张某。随后，天河能源有限公司“诞生”，法人代表仍为宋建荣。由于这两家“天字号”公司没有进出口经营资质和外汇结算账户，宋建平出面承包了河津进出口公司(国有公司，以下简称河津公司)，它们均经营着与大典公司相同的焦炭出口业务，赚了算天鸿、河津的，赔了，就记到大典的账上。

办案人员向记者演示了宋建平这招屡试不爽的“借鸡下蛋术”：在每一桩出口业务合同上，只签盖甲方(国外购货方)的公司印章，乙方空缺。如该笔业务赚了，乙方就是河津公司，该笔盈利就结到河津公司；赔了，乙方又变成了大典公司，大典的账上就多了一笔亏损记录。

以焦炭行情最为火爆的2004年为例，大典公司共有出口配额45万吨，实际出口58.8万吨，账面利润6000万元，平均每吨利润仅为100元；而同期的河津公司，共获得出口配额3万吨，实际出口21万吨，账面利润竟达2.4亿元，每吨利润达1140元。

尤其是2004年3月到6月，焦炭出口行情达到巅峰，办案人员在查阅浩如烟海的账本时发现，就在这段时间，大典和河津同时做焦炭出口业务，但账面反映，河津公司每吨焦炭配额达300美元，大典公司只有40美元，天壤之别令人诧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办案人员再次查阅堆成小山的账册，又“请来”宋建平最信任的“哼哈二将”——兼任技术、大典、河津、天鸿等公司财务总监的马景贤、业务经理王志军一笔一笔仔细对账，终于发现天机：就在2004年3月到6月，大典公司与瑞士一家名为IMR的公司所做的焦炭出口业务中，竟有近1800万美元的利润没有结回到大典公司账上，更奇怪的是，大典公司账面不但没有显示这笔巨债，而且已作了平账处理。询问财务人员，他们均称毫不知情。

焦炭“黑马”背后的红粉军团

这笔高达1.4亿元人民币的货款究竟藏到了何处？就在办案人员四处查询之际，一个神秘女子进入专案组视线，她叫杨玲玲(化名)，瑞士IMR公司的国内代理人，一个令宋建平“既欣赏又佩服”的商界丽人。这个30出头的北京女人，毕业于北京名校，精通多种外语，被众多煤焦老板奉为山西焦炭出口领域的“第一操盘手”，2003年初与宋建平相识后，两人一拍即合，携手成立了天鸿、天河能源有限公司，利用大典这个国有品牌，几年间赚得盆满钵满。

2006年10月，刚从美国回国的杨玲玲在首都国际机场被抓。据她交代，2004年3月到6月，大典公司与瑞士IMR公司共做了8船业务，宋建平向她提出，货款先不要结清，暂时留在国外。杨向IMR公司总部请示获准后，便将近1800万美元的货款留在了IMR公司的账上。

与外商的艰难谈判随即开始，起初拒绝提供任何资料的外商，被办案人员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所感动，终于承认这笔巨款确实存在，之所以将其“截留”在国外，是遵宋建平所嘱。期间，他们还根据宋的安排，用其中397万余美元抵顶了天鸿公司此前欠该公司的货款。

本着对国有资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继续与外商谈判，据理力争，终于将这笔一度流落国外的巨额资金成功追回。

除了北京女人杨玲玲，山西大土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经理张英(化名)，也为宋建平“做大做强”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4年4月，焦炭行情一飞冲天，出口配额的代理费也随之暴涨，由原来每吨十几美元一度涨到200美元，货源及配额成为“比黄金还要金贵”的稀缺物，在此背景下，天鸿公司仍在“红粉知己”张英的帮助下，获得了大土河公司的债务多达5450吨配额的援助。一个月后，宋建平用大典公司的450吨配额，替天鸿偿还了大土河公司的债务。同年6月，为偿还大土河另外5000吨配额，宋建平又将大典公司此前出口焦炭所得的50万美元货款(约合人民币400余万)，指示外商直接汇至大土河，为天鸿折抵了所借大土河的全部配额。

成也红粉，败也红粉，这句话用在宋建平身上，不无道理，几位能干的女强人令他在焦炭领域如虎添翼，但他的突然落马，也源于一位女性，曾经令宋建平顶礼膜拜的“非凡”女性——李涵静。

2004年9月，通过圈内人引荐，宋建平与李涵静在北京某饭店见面，二人商定，宋建平以每吨30美元的价格向李购买了3万吨焦炭配额，用于山西天鸿公司的焦炭出口业务，获利472万余元人民币。

李涵静，中粮集团退休干部，今年57岁，由于能量通天、长袖善舞，“配额最紧俏的时候，只有她能倒出来”，有“京城第一倒姐”之称，她和商务部外贸司工业品出口处处长孟丹的权钱结合，一度搅浑了中国焦炭市场，并引发了震惊全国的“焦炭配额第一案”。2006年1月20日，中纪委专门成立了“1·20”专案组，李涵静、孟丹相继被抓，办案人员在李的寓所，现场搜出了3000余万元人民币，据其交代，这些钱全部是她倒卖配额所得。

李的倒台，牵出了众多“下家”，宋建平就是其中之一。
反思

1800万美元公款流失国外谁之过？

“宋建平年仅45岁，任职不到4年，靠贪污暴富成亿万富豪，其速度之快、敛财之巨令人震惊。”太原市检察院一位办案人员说。国企老总犯事早就不是个案，但令办案人员不解的是，宋建平能将近1800万美元公款不动声色藏匿在国外，2.5亿多元的国有资产也险些落入其“虎口”，创下华北地区国企老总贪污之最，奥妙究竟何在？

与其他国企老总的经济犯罪有所不同，宋建平集挪用公款、贪污、偷税、非法经营、虚报注册资本5项罪名于一身，可谓“五毒俱全”。从犯罪事实看，宋建平贪污公款“轻松”地如同从自个儿衣袋里掏钱那么简单，公款账户成了他个人的“提款机”，想贪就贪，完全遂愿，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如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他不动声色地将2.5亿余元国有资产隐匿、侵吞，后经省财政厅复审时才被发现。年仅45岁的宋建平任职不到4年，靠贪污“暴富”成亿万富翁。与那些东窗事发的国企老总比贪污数额，宋建平创造了新的天文数字，已经打破了以往贪官的贪污纪录，堪称当今“中国第一贪”。

追问宋建平轻松创下贪污之最得原因，答案或许可用一句话概括：这暴露了对国企老总监督的缺失。

众所周知，国企改制首先要进行资产评估，可被宋建平隐匿的2.53亿国资居然“漏评”了， 直到省财政厅复评才见天日，这种评估质量暴露了国企改制资产评估环节的不尽合理。国企改制时的评估组织究竟应该由谁委托？(本报博客地址:blog.sina.com.cn/fazhizhoubao)即使是国有企业管理部门委托或聘任的评估人员，由于在评估中享受着被评估单位的全程陪同、接待，其在业务承揽、费用收取等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依赖被评估企业，这样极易造成评估人员受利益 驱动，不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如此一来，资产评估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将会大打折扣。

本案也暴露出上级管理部门监督严重缺失。由于改制涉及很大一部分人的分流问题，一些身无专长的职工，突然面临下岗，心理容易失衡，改制企业的上级部门对改制部门的唯一要求是，“只要职工不闹事就行”，至于改制工作的监督、管理，则给予企业极大的自主权，这给国有资产的流失开了方便之门，技术公司的清产核资报告和改制方案获得层层批复，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