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前夕，胡适于某日晚间去了趟女生宿舍，用胡适自己的话“今夜始往访一女子”，“往访”不奇怪，有点奇怪的是这个“始”。原来，四年康大读下来，胡适“所识大学女生无算”，但却没有去过一次“SageCollege(女子宿舍)。对此，胡适平时尚有所自夸，但这次回来之后，却整个改变了看法。当晚，胡适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拔笔写了篇不算短的日记。日记中没有叙述去女子宿舍的经过原委，也没有青年男女间可能会有的绮丽，有的却是一番冷静的自述与反思：述其自小如何在女性中长大，反省来美后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变化。洋洋一篇“静夜思”，时在1914年的6月8日，一个初夏的日子。

王国维说南唐后主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是他为人君之所短，而为词人之所长。胡适呢，有类李煜处，虽无深宫所生，却长妇人之手。日记中的胡适回顾了自己幼时所受的母教，“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为余道吾父行实，勉以毋忝所生。”不独母亲关切，胡适的兄弟姊妹中大姊不仅贤惠多才，也很喜欢胡适，胡适上海读书回家时，去见大姊，经常能谈到半夜。另外，除了胡适的外祖母也喜欢胡适，他母亲的两个妹妹亦视胡适为己出。胡适被妇人包围了，因此，他说自己“少时不与诸儿伍”，结果呢，“吾久处妇人社会，故十三岁出门乃怯恇如妇人女子，见人则面红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这种情况直至胡适到上海读书后才有改观，到澄衷学堂第二年，已经能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等到进入中国公学，同学中都是比胡适大的人，经历思想都远较胡适成熟，和他们相处，于世故人情都有所得。至此，胡适认为自己前时受妇人影响才“脱除几尽”。自1904年离家读书，到今天1914年康乃尔即将毕业，十年之间，胡适不曾与贤妇人交际，即使在美国，认识的也多是些中年以上的妇人，于青年女子社会，“乃几裹足不敢入也”。对此，胡适有所自反：“其结果遂令余成一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s)一方面几全行忘却，清夜自思，几成一冷血世故中人……”

“智识一方面”，“感情一方面”，这两方面的不平衡，纵观胡适一生，还真给人这样的表象。你看，十年未结交年轻女子，又才去了一趟女孩子的宿舍，“三年不窥园”，哪怕自我兴奋一阵也好。可是，回来后的清夜长思，不是思凡，而是有关精神人格的自我反思。这倒不是叫人扫兴，而是以这通日记、且又以这样的题目，在阅读的预期中，会遇上什么样的感性内容。可是，展现在我面前的，却是这个23岁的年轻人，于夜深人静之时，拿着一把闪着冷光的刀在切腹。他把自己切开了，这本身就表明胡适“智识一方面”和“感情一方面”的分裂，表明在胡适那里“智识一方面”是远大于“感情一方面”的。胡适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在想办法救治，“拟今后当注重吾感情一方面的发达。吾在此邦，处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犹有古井作波之一日。”文字老气横秋，少小年纪就谈什么“古井作波”？到得以下，“吾自顾但有机警之才，而无温和之气，更无论温柔儿女之情矣。此实一大病，不可不药。”(同上)

何以药之，当然是女生了，即胡适自己说的“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如果开个也许未必合适的玩笑，这不妨就是以女子为药了。于是便想到了鲁迅，想到了鲁迅的一篇文章《新药》，其中这一段：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办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

那些宫女以男生为药，是治自己的思春；胡适呢，药以女子，仿佛采补，可是，他补的不是“温柔儿女之情”，而是要疗治自己“智识一方面”和“感情一方面”的偏差。

检点胡适日记，不过十来天，6月20日，胡适应一个朋友之邀，去城里教堂参加一个美国人的婚礼。邀请他去的人知道他未曾见过西方人的婚俗，故征得新妇之父的同意，特地陪同。这个人，胡适称之为“吾友维廉斯女士”，和以后那个“韦莲司女士”疑似一人而音译不同。如是，这当是胡适情感生涯中一个重要女子的第一次出现。她一出现，很难不令我想到胡适上述的话，毕竟时间距离太近了。“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莫非胡适就是抱着这样的念头与韦莲司交往，否则为什么他(她)们两人交往甚深，却止于柏拉图的精神之恋？他(她)两人有过擦枪走火吗？或者，胡适在感情上需要韦莲司吗？可以知道的是，韦莲司之需要胡适，不但情感，乃至婚姻。1937年，有某男士(R.S.)向一直独身的韦莲司求爱，韦把这件事告诉了胡适，信中，韦莲司坦诚：“在我一生之中，除了和我父亲的感情之外，我最感念的是认识了你，并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和你共同成长。”然而，面对胡适这个“我唯一一个愿意嫁的男人，我却连想都不能想”，短短一句，背后覆盖着多少感情上的苦痛。韦莲司说胡适：“你……在心智上和精神上(且不论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给我的启发都远比他(R.S.)多，但在实际上想保护我和照顾我的意愿却不如他”，弦外之音，这是一种怨。然而，胡适却加了一条眉批：“这就是我说，我们两个都很自私的缘故”。当韦莲司感叹自己“老了”时，胡适这样回答：“对我来说，你是永远不会老的。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个永远激励启发她朋友思考的年轻的克利福德(Clifford)。我会永远这样想念你的。”胡韦关系，一个是自己唯一想嫁的人，一个仅仅是能启发自己思考的人。从旁观之，胡适未免不够意思。你当初相交以功利，人家却是以情感，你从对方“得其陶冶之益”，对方从你这里得到了什么？想到韦莲司终身未嫁，她那“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晚景，是否也熬成了“药渣”？尽管是在另外的意义上。

然而，即使韦莲司如此，似乎也没治好胡适的“病”。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一面重于智识一面乏于情感，两者有个“剪刀差”。他和江冬秀有儿女情长吗？或者，他和其他几位女性，除韦莲司外，它如曹诚英、沙菲，还有余英时晚近发现的Robby和**蔡登山披露的北大女生徐芳，胡适一生走得近的女子可谓不少，但他在她们身上有几多情感投入？或许你可以说胡适是“发乎情，止于礼仪”(其实也没止于礼仪)，但至少这很表面。日记作为心灵隐私的秘藏，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见胡适在这方面秘藏过什么。尽管我们知道，胡适的日记不光是写给自己看的，就是这“藏晖室札记”，也并不“藏晖”，它最初写好后就寄给了他的好友许怡荪。那么，日记固不会有“贾(假)雨村言”，但却可能“甄士隐”。将真事隐去？那么，又恰好证明胡适这人深于理智(甚至世故)而薄于感情，至少，在感情上他并不需要借重日记这种最私密又最便宜的方式。

偏于智识疏于情感，是胡适为词人之所短，又是他为公共人物之所长。胡适可是发起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可是，在创作上，体现文学革命实绩的，鲁迅就当仁不让了。鲁迅就敢在书信中和自己的学生情人打得火热，本来他们就是在火热的斗争中走到一起的。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热烈地互昵为“嫩棣棣”、“乖姑”、“小刺猬”、“小白象”。胡适呢，绝不会有这样的私生活记录。相应地，在文学上，当然也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便自知之明，不得不退居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然而，换一个角度，胡适作为一个公共人物却是非常合适的。几十年间，胡适在盱衡时局、洞察大势、把握历史脉动上，向持一种“清明之理性”，使他很少发生价值偏差，这就远非长于文学的鲁迅所能及。

不过，事情总是复杂的。胡适可以乏于情感，却未必乏于情性。1921年8月26日日记，胡适对自己又做过一次相当深入也相当坦诚的自剖，它让我们看到胡适的另一侧面。事由乃吃饭引起，饭桌上主人为胡适看手相，对胡适说了两点，意思是胡适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胡适略不以为然，便在日记中写道：

(1)他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2)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

这是一次很深的自剖。那么，胡适一生中到底有没有“gay”？恐怕上述胡适不只是说说而已。但胡适的“gay”在胡适的书信中找不到，在胡适的日记中找不到，在胡适的口述中也找不到，只有在胡适身后他朋友有关他的回忆中才能找得到。20年代胡适在上海时有一个医界朋友陈存仁(陈在四十年代时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胡陈相识，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周的饭桌上，以后他们两人的交往并不算少。根据陈的晚年回忆，也是在一次饭桌上，

汪孟周又告訴我，胡适从前到上海，认识了刘半农，结伴游乐，常到云南路会乐里妓院中去。汪家与胡家是四代世交，他见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亲自到会乐里妓院，对胡适说：“你是青年人的偶像，如果你到妓院的事传开来，所有《胡适文存》及一切书籍，都沒有人来买了。”

如此劝阻，所以这件事沒有张扬出去。不料，后来胡适又认识了邵洵美，再度走入风月场中。这些事情，后来胡适自己在他的《四十自述》中都有提及的。

也许这是一个孤证。不过胡适的《四十自述》中，并没有“gay”经历的自述，想来胡适自己也不会公之于众。它所有的，是胡适尚未留学前的颓废经历，那是和朋友在“堂子”里吃酒，然后又去“打茶围”。前者是“花酒”，后者是在女妓房间里喝茶聊天。这是胡适自己在(1922年)一则日记里的解释”：“‘打茶围’，——坐在妓女的房里，嗑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句：“于我的性情最不相近。”

又，1926年8月23日，人在伦敦的胡适写信给一位英国朋友，信中说：

昨晚作长信与L.Gannett[L.加纳特]。他在二月初，在上海见着我，谈得很多。有一天晚上我要叫他看看中国的情形，带她去杨兰春、桂姮两妓家。他是我的旧友，别后于三月五日从北京寄我信，[深情]劝告，怕我把有用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这种朋友很不易得。……昨晚才写信答他，告诉他我近来的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作番事业。”他的原信也附在此册里，以记吾过，并记吾悔。

记过、记悔，这悔过是否与“gay”有关呢？看来，胡适的性情还颇不易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