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指出，中国大陆存在信访制度这一事实本身，就显示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能存在数量众多的信访者，而信访制度注定不能弥补法治方面的缺陷。

9.13企业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在中国昆明（原二战时期美国飞虎队昆明战地医院）。一个强大的十四冶国有企业集团对一个孱弱无助、“思想反动、里通外国”的青年员工大打出手，未经任何司法程序进行非法审判将其投入昆明安宁监狱，继而酷刑相加。更需要补充的是，这位青年在1973.9.13被企业非法抓捕绑架之前曾两次为工人和妇女献血，身体已很虚弱。然而，在原二战时期美国飞虎队昆明战地医院发生的9.13企业暴力恐怖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至今也未引起当局应有的重视并平反昭雪。9.13十四冶暴力恐怖事件受害者余先生现已进入晚年，身患严重的精神恐惧症，常在夜间恐惧惊叫，吓醒家人。目前，文革受害老人余先生仍未停止申诉和上访，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使其在有生之年能解除背负几十年的精神枷锁！
2009-8-26上午，文革无辜受害老人余先生到昆明市龙井街1号云南省国资委向党委书记反映冤情，结果被保安挡在门外。这时，有位干部摸样的中年男子招呼老人 ，把老人带到对面云南饭店一个背静楼里的信访部。无辜老人明知“信访”的猫腻，仍然据理争执。接访人有些气急败坏，竟威胁呵斥老人是无理取闹、是缠访！这使人联想到近期在北京发生的“黑宾馆”事件,类似现象在中国大陆频频发生已不足为奇。其实，许多“与共和国同龄老人”遭遇的各种冤案为何长期得不到平反昭雪？究其原因，无非是中国大陆至今仍然存在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派性斗争、政治斗争。虽然中央力推社会和谐、依法治国，但无力改变旧体制与和谐、法治根本不相容的客观事实。
“思想反动、里通外国”的罪名，在正典的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但在中国大陆，当权者的政治利益永远高于法律。加给昆明9.13企业暴力恐怖事件受害人的这个罪名虽然不合法，却极大的满足了当权者一切政治斗争的需要。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个罪名对所有崇尚民主自由思想的人都“适合”，只是改个说法，叫做“叛国罪”或者“间谍罪”，并且可以堂而皇之移交司法。
有文件记录，余先生的家庭出身是“旧军官”，其父曾是二战时期民国中央军委军令部的文员，专写呈蒋文书“大签呈”，与郑勃然少校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军令部部长是徐永昌上将、厅长是刘斐中将、处长是冯衍少将和蔡文治少将）。以上述余先生家父的历史状况，显然构成了余先生政治冤案的复杂性。文革时期，余先生的弟妹皆因此受到不同影响。而作为兄长的余先生，更由于青少年时期特别痴迷马列主义向往自由民主，在“运动”中也就成了重灾区。
余先生在晚年，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虽然生活清贫，但情趣依然丰富。他主张选择适合自己的信仰，也尊重别人的选择。他对时局偶有批评，也不乏更多正向的解读。对于申诉上访，他认为是推动民主法治和响应中共2009人权计划的一个具体行动。余先生还是一位热心公益活动的人士：他把弟兄姐妹和社会好友捐献的钱，用来开办英语爱心助学活动；由于兴趣广泛，改革开放后他与国外有一些友好交往，并提出兴办“云南儿童健康福利中心”的计划；十四冶虽是9.13冤案的当事者，但在承载着二战飞虎队光荣历史的这块热土上，曾经留下余先生深深的足迹和情感，他愿为世界和平再续新篇，为筹建“二战飞虎队光荣历史纪念馆”和“昆明飞虎和平大酒店”尽绵薄之力。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是实现人生价值并有益于身心健康一种取向。大家知道美国的皮尔盖茨和香港的李嘉诚，他们的人生就是拼命赚钱，又拼命地把钱花在社会的公益事业上。近年来，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我们看到并不富裕的民众甚至把养生的钱也拿出来救灾，这都是同情心和爱心使然。余先生或许没有什么钱，但他对社会公益事业与和平事业的具体关注和意见，也是一种难得的价值取向。余先生有许多幽默的故事，他有广泛的社会交往，就上面展开的许多问题，均可以Email to ynkmy@126.com.他会及时回信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