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读：教育部专家退场，卫生部专家登台。“被时代”越来越脱离娱乐化，而被严肃化。

　　今年初，卫生部委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和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负责制定网瘾、酒瘾的界定标准和治疗规范。据中广网报道，两项标准有望今年年底前出台，然后再推荐各地使用。这项标准称每周上网40小时以上即可认为是网瘾，成瘾者主要以玩游戏为主。虽然报道没再提“网瘾是精神疾病”的概念，但负责该标准制订的两家单位悉数为精神卫生研究机构。其中意味，倒也鲜明。

　　消息一出，网络一片哗然，各行各业的网友纷纷贴出工作时间表反驳，表示“无网络无工作”，按照40个小时算，很多上班一族均“被网瘾”了。

　　有网友质疑，“这个标准“很好，很强大。IT业的所有人，都是网瘾患者”。“作为一个网络工作者，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是否可以申请工伤？”

　　更有网友指出：同样是一种“瘾”，我们为何从来没有试图去制订一下酒瘾标准，烟瘾标准，赌瘾标准，作假瘾标准，当官瘾标准，却偏偏要下力气来制订一个网瘾标准？毕竟相对于网瘾，其它各种瘾更加历史悠久，其害处更不可小看。

　　还有网友指出：由此可见，这个标准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是荒谬的，完全背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其实，由专家们制定的“网瘾标准”本身无甚新奇，倒是这标准背后的危险逻辑更值得引起我们警觉，即抛开民意不管，谁有话语权谁说了算。

　　而就在近日，央视报道指出，杨永信网瘾戒除中心仅仅几个月即可入账8100万，于是更加有网友质疑，这是一场商业阴谋。因为当“网瘾”这个词最开始被提出的时候，只是一种恶搞而已。

　　正所谓，世上本没有网瘾，别有用心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网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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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聚合网瘾是专家教授攒的骗钱谎言

　　最近，网瘾治疗机构治死了人，引发电视媒体曝光和社会讨论。陶宏开叫兽坐不住了，开始大骂同行，同行是冤家，当然要骂之，说其他人治疗网瘾办法不对，然后才能显示自己的高明，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我曾写了个小评论，说网瘾砖家都是为钱，并不能治疗网瘾，其实也没有网瘾可言。相关阅读

　　警惕“网瘾标准”背后的危险逻辑

　　我们总是习惯把一件事情简单化地“一刀切”，任何问题总要人为地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标准条文，以为没有这些金科玉律社会必定混乱不堪，甚至会倒退回原始社会。殊不知，规章制度也好、标准条文也好，不过是少数人的意见，坦白说就是几个掌握话语权的人凑在一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各自妥协，拿出一张白纸带黑字，告诉民众这就是标准，可是我为什么要承认你制定的标准呢？

　　所谓“标准”不过是个伪命题，甚至根本不能称为命题。因为这个世界本没有标准，可偏偏有少部分人热衷于制造标准，致力于让其他人活在条条框框里。所以，与其脱离实际地围追堵截，不如多接触一下社会民意，只有多聆听真实的声音才能避免跌入利用话语霸权有恃无恐的危险逻辑。相关阅读

　　40小时网瘾标准是场商业阴谋吗？

　　直说了吧，我很怀疑，这个所谓的网瘾标准是一则“假新闻”。或许换个角度说，它甚至是一种阴谋论。我已这么老了，又这么不招人待见，所以大抵不会被一些戒除网瘾机构视为潜在的资源以备开发。但是随着“标准”即将出台，中国将因此出现一块巨大的富矿，却是一个可以期待的前景。事实上就在近日，已有媒体报道指出，我国网瘾青少年已经有1300多万人，戒除网瘾已经悄然成为了一门拥有300多家机构，规模达数十亿元的产业。那个因以电击治疗网瘾而臭名昭著的山东临沂市精神病医院，其主办者杨永信凭治网瘾就入账8100万元。可以想像，中国目前有多少人或机构在立等着网瘾标准出台，然后一哄而上地抢钱？

　　网瘾到底是不是被用于商业利益的策划，是不是一种“阴谋论”，或不可遽言。但“网瘾”一词最初只是一种恶搞，却是一个事实。全球第一个生造出“网瘾”这个词的，是纽约心理医生伊凡·戈德伯格，但他从未承认网瘾是一种精神疾病。1995年的一天，突发奇想的戈德伯格编造了7条诊断标准，声称自己发现了“网瘾”这种精神疾病。他的这个恶作剧随即骗倒了他的几位同事。不过他在事后澄清，网瘾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瘾症。“如果你把成瘾的概念扩大到人的每一种行为，你会发现人们读书会成瘾，跑步会成瘾，与人交往也会成瘾。”戈德伯格说道。

　　“网瘾”的起源既是一种恶搞，那么又如何看待一些被人们称为“网瘾”的人呢？我很怀疑，“网瘾”只是社会与家庭对于孩子们责任的推卸与借口。因为但凡被指为“网瘾少年”的人，多是那些家庭监护不力，而教育也没有适时跟进的孩子。所以套用一句话就是，这种网瘾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寂寞。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些有关青少年悲剧事件的报道中，一些媒体自觉不自觉地将罪责推到“网瘾”上面，而全然无视造成青少年悲剧事件的真正原因，这种刻意夸大网络使用的危害的手法，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更是构成了对互联网的诬蔑。

　　其实在一些科学家眼中，所谓的网瘾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更为乐观的看法认为，网络成瘾只能称为一种“行为依赖”。对网瘾的担忧和半个世纪前人们对电视成瘾的担忧一样，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人们对新技术的恐惧。这也正像一位中国网民所表示的，“70年代说克郎球（棋）害人，80年代说录像厅害人，90年代说电玩害人，21世纪说网吧害人。社会总能在不同时代树立一个恶魔形象，把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简单映射到这个靶子上。”

　　世上本没有网瘾，别有用心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网瘾。对于网瘾，从来只有理解的不同。在中国网民已达三亿之众，而网络将愈发普及，人类越来越依赖于网络运用的时代，若按每周上网40小时即被视为网瘾的标准，那么今后谁人不是“贾君鹏”，谁人没有“网瘾”？明乎此，则那个不断被抛出来的网瘾标准的制订，还有什么意义？我倒是觉得，现在真正要重视的，不是一些人过度使用或依赖了网络的现象，而是一些人过度开发网瘾市场的现象。如山东临圻的戒网院，“广州励志青少年成长辅导中心”南宁培训机构等。相比网瘾而言，它们已堪称社会公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