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9月3日，因涉嫌在龙岗区平湖街道参与“掉包诈骗”，宝安区一小餐厅店主简乐裕被民警拘捕。虽然他出示了开店租房交费的各项证明，表示自己从未去过平湖，但仍被刑拘了。整整一个月后的10月3日，他被释放，小店也因为他的被抓而倒闭了。警察表示：办案程序没有问题，而且放人并不是说他没问题，只是证据不足，并暗示将来可能还要追究他。(见昨日《南方都市报》)
本案只是一个小案子，没有赵作海案那样被判杀人罪之后，“死者”归来的离奇情节，也没有让人发指的刑讯逼供。警方看似也在“依法”办事，受害者知道简乐裕的名字，所以才抓捕他；因为证据不足，放人了；以后，可能有了证据还会抓。
通过看似“普通”的本案，我们应反思我国的司法制度：重破案效率，轻当事人权利，有一点嫌疑，先抓人再说。这样的制度有没有问题？首先，警察为什么要抓嫌疑人？在法院判决之前，每个人都应作“无罪假设”，所以审判前的拘捕目的并不是在于提前惩罚，而是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防止嫌疑人逃走、继续作案等。所以拘捕嫌疑人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先行拘留”的范围，被严格限定于七种情况，包括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等。可见，从立法初衷看，警方的刑拘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但司法实践中，警方这一刑拘权力难以受到有效制衡，越来越“宽松”，像简光裕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枣没枣打三杆子”，把“坏人”先抓起来再说。
笔者还要特别指出，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嫌疑人的拘留期限原则上是三天，三日之内要么提请检察院批捕，要么放人。只有一些特殊情况下，拘留期限才被放宽到30天。但同样基于刑拘不受有效制衡的原因，30天的特殊刑拘期限反倒成了常态，比如，本案中简乐裕就是被刑拘满了30天才放人的。这就是中国警察办案的特殊现象：能够抓的尽量抓，并且一直关到法定羁押期的尽头。而法治国家里，警察的抓捕权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禁止不合理的逮捕和搜查。司法机关无权随意搜查、逮捕公民；否则就是“程序违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会归于无效，甚至包括搜查到的毒品都不能成为指控证据。所以美国警察是不敢随便抓人的。从程序上看，中国刑拘的决定权掌握在警方自己手中，而西方是掌握在法官手中，警察要抓人，就得拿出足够的证据向法官申请逮捕令。如前所述，我国的警察有“宽松”的抓人权限，因为“宽松”，当然会有错抓，错抓就得有一个说法。但与“宽松”的抓人标准相比，我国的国家赔偿标准却是非常“紧”。这在前述新闻有充分展现。
简乐裕因为被错抓一个月，小饭店已然倒闭。但即使是今年新施行的《国家赔偿法》也不赔偿这样的“间接损失”，错拘的国家赔偿范围标准，仅限于每天一百多元的上年度全国平均工资，所以龙岗警方只“依法”答应赔偿3762.9元。
中国要大国崛起，G D P是一个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民权的保障。刑事诉讼法有“第二宪法”之称，直接规定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抗性的权利，警察能轻易抓捕嫌疑人的法律，绝不是值得骄傲的。笔者不是主张全盘引进西方的刑事诉讼制度。但我国这种“大公安，小法院；重破案，轻权利”的司法机制，越来越与中国公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相冲突。 □沈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