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障发展、保护资源乃至抢险救灾最前沿，国土资源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默默地工作着，无私地奉献着。在项目建设的工地上，在地质找矿的山沟里，在抢险救灾第一线，在抗旱打井的现场，在农村田间地头，在执法监察的路途中，无不闪现他们忙碌的身影。
他们中，既有专业技术带头人，也有村级监测协管员；既有党员领导干部，也有基层国土所普通职工……在这些平凡的国土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执着、坚韧、责任和无悔。正是他们的执着和坚韧，国土资源事业这艘巨轮得以乘风破浪，一路前行；正是他们的责任和无悔，激励着千千万万国土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在喜迎新中国六十一华诞之际，中国国土资源报推出《争当先锋 勇作表率》栏目。通过宣传国土资源系统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弘扬正气，振奋精神，更好地推动国土资源事业向纵深发展。今天刊发的是第一篇。
沿着弯弯曲曲的边境公路，驱车2个多小时,记者来到这个距离中越边境不到3公里的国土资源所。
这是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办公室，紧靠着窗口的办公桌矮小破旧，高高堆放在柜子上的材料却码得整整齐齐。
这是采访几天来，记者所能找到的他唯一的生前近照：年轻、壮实，眼神如清澈的泉水，神情中透着几分壮乡男孩的憨厚质朴。
在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岗位上，他用从不停歇的脚步丈量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直到过度劳累击倒他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身躯。
时间定格在2010年3月29日。殉职时，他只有31岁。
他的名字叫韦寿增，生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安宁乡国土资源所所长。
思 念
2010年3月29日，靖西县南坡乡。
趁同事回所里拿材料的空隙，坐在面包车后排座位上的韦寿增，头下枕着装有征地表格的资料袋，仿佛睡着了——就像在无数个深夜加班后中午忙里偷闲小憩一样。
大约20分钟后，前排的同事提醒他，该回工地了。连喊了几声，没有应答。谁能想到，年轻的韦寿增已经永远地离去了。
从早上6时起床，到14时突然离世，在这８个小时里，韦寿增跟往常一样忙碌：7时准时出门，与同事一起坐面包车从县城出发，驱车40多公里来到靖西至那坡高速公路安德段征地现场，与被征地的村民核对前一天晚上加班计算出来的数据，然后继续丈量土地面积，填写现场录入表……
“在去南坡乡的路上，我们还一起聊天呢！感觉他就是想休息片刻，从来没有想到他真的就这样走了！”同事农其健说，“从早上一起出来到他去世，没有任何征兆。”
“不过他确实太忙了，也太累了。他的父亲今年54岁，患有胆管结石等疾病，去年底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住院，但很少见他请假回去照顾，照样是一大早出来，很晚才回到家里。”与他同在一个征地小组的黄绍福回忆道。
“28日晚上，我和他聊天时，还想让他送我去医院输液的，他说他负责的征地任务快完成了，目前还有两户没有签字，明天要去工地再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尽快收尾。任务结束后下一步是在县城附近征地，到时可以多点时间照顾我。”提起儿子，韦寿增的父亲强忍悲痛，“他叫我还是坐三轮车去医院，他说他尽量早点赶回来接我。”
这句话，竟成了韦寿增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
3月29日，距离清明节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地处旱区的靖西县，清明时节少了纷纷的细雨，前来上坟的人照旧络绎不绝。
韦寿增的妻子说，往年这个时候，他都会在百忙中抽出半天时间，带上全家人一起回老家上坟。
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同事、朋友、亲人从四面八方赶到他的老家，来送他最后一程。
“他的年纪小，按照我们的风俗，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吉利。但出殡那天，乡里年纪比他大的干部只要抽得出时间，都去了。”安宁乡党委书记陆安剑回忆说。
韦寿增毕业后一直在这个不到2万人口、距县城最远的边陲乡工作，一干就是11个年头。而今，在他的老家，在他每年清明带上家人一起上坟的地方，一座新坟显得格外刺眼。
负 重
张森光感慨地说：“在我们头上至少悬着违法用地、矿山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和维护稳定这‘四把剑’。由于任务重、人手少，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在全局已成为常态。”
“与局机关相比，国土所的负重更大，除了头上悬着‘四把剑’外，还有工作条件简陋、环境艰苦、人手太少的困境；在完成所里业务工作的同时，还要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完成乡里的中心工作任务上。”张森光说。
韦寿增所在的安宁乡虽然人口不多，但面积有近百平方公里，又地处中越边境，环境复杂。从2002年担任安宁国土所所长起，他当了整整3年的“光杆司令”。学食品专业的韦寿增，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报名参加了法律专业自学考试，并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国土资源管理知识。
在乡里，安全生产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韦寿增所负责的乡采石场点多面广，还有经济价值较高的锰矿资源，打击非法采矿、确保矿山安全生产，压力巨大。每周，他必须对辖区内的采矿点和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1~2次的例行检查，这些地方往往山高路陡，交通不便，巡查一遍至少要花上2天的时间。加上土地管理和上级布置的中心工作，只有一个人的国土资源所，工作量已经是超负荷了，即使如此，他还必须参与乡里大量的中心工作。
2005年，局里为韦寿增安排了刚毕业参加工作的谭成望当助手，但他肩上的担子没有因此而减轻，反而更重了——当年，他被乡里指派兼任古庞村的挂村干部，一挂就是几年，直到去世。
古庞村是个边境村，有2100人，乡里的计划生育、种植业结构调整、农村教育、危房改造、沼气池建设、扶贫攻坚以及兴边富民工程等工作，每一项工作的联系、协调和落实，韦寿增作为挂村干部都是主要责任人。“只要是一名挂村乡干部该做的事，他都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安宁乡乡长刘海龙对记者说。
2008年开始实施的兴边富民工程，不仅项目多、涉及面广，而且直接关系到边境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国防安全，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危房改造工程，需要挂村干部一户一户地进行政策宣传和动员。这两年，也是国土资源部门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时期，农村集体土地登记发证、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地质灾害防治、矿产资源整治等等，任务一个紧接一个，甚至同时进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最近两年，他有2/3的时间要放在乡里的中心工作上，所里的许多业务工作只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来完成。”安宁乡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副乡长李锦回忆道。“乡里的其他同事用喝酒或打牌打发乡下枯燥的业余时间，可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宿舍里忙工作。”
近几年来，韦寿增作为所长、乡干部和挂村干部的三重身份一直没有改变过。每一重身份背后，都意味着忙不完的琐事、难事。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这种压力越来越大。
尽 责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不仅条件艰苦、工作压力大，更有忙不完的工作。如果责任心不强、工作不细心，没有耐心和毅力，是做不好的。
“他这个人责任心很强，为人特别老实、随和，尽管国土所是垂直管理单位，但乡里的中心工作他从来不推托，而且任务完成得很好。去年底，全乡干部民主测评，他的优秀票是最多的。”陆安剑告诉记者。
回忆起与韦寿增共事时的点点滴滴，谭成望感慨万千。“在他手下干了五六年，感觉他就是亲兄长，既要求严格又对我很关照。他常常告诫我，地灾防治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来不得半点疏忽，不要怕辛苦，一定要亲自到现场掌握真实情况，这样心里才踏实。”
经过排查，安宁乡共发现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对每一处隐患点，从防灾预案的制定、监测制度的落实，到避险卡、明白卡的发放以及有多少户群众受到地灾威胁、如何避险等，韦寿增不管其他工作有多忙，都尽量亲历亲为，坚持平时每周巡查一次，汛期每周巡查2～3次，做到心中有数。为了提高效率，他采取综合巡查的办法，把非法采矿点的监控、土地动态巡查与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结合起来，出去一次，尽量把这几个方面的情况掌握到位。为此，常常是白天一大早出去，直到晚上才能回到乡里。
“由于白天要巡查的内容多，时间安排得很紧，不少情况来不及当场记录，几乎每次下村回来，他都要加班补写巡查记录。”谭成望回忆道。“2005年，乡中心小学征地，我当时刚到所里不久，业务不熟，连不规则三角形面积都不会计算，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跟着他下矿山和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只要有危险，他都亲自上去，不让我靠近。”
念通村党支部书记隆延满告诉记者：“我们村下通屯后山有一处危岩，高有500多米，威胁40多户200多人的安全。附近没有道路，韦寿增每次巡查到这里，都要亲自爬上去观察，爬上去和下来都很难，得花一个多小时，累得满身是汗。我说我是这里的监测人，我上去得了，他不听，每次都坚持亲自看过，说这样他心里才踏实。”
李锦是韦寿增的分管领导，也是好朋友。他提起韦寿增，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是我工作上的好搭档，生活上的好兄弟。工作上我很依赖他，他对国土资源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政策很精通，工作细心，很有想法，经常提醒我。去年，他父亲在百色住院，他只去照顾了几天又回来了，我说应该多请几天假去照顾的，他说，工作丢不开，只好两头兼顾了。”
2009年10月，因工作需要，韦寿增被抽调到县高速公路指挥部负责征地工作。当时，正是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关键时期，全乡还有6个村的地籍资料没有录入电脑，他把6个村的数百份地籍档案全部带回家里，白天外出征地，晚上加班录入。
“按完成一个村的录入工作需要花费3个工作日计算，6个村的录入量至少要占用他18个工作日的时间。我说让我来完成，他说他到指挥部工作任务不会很重，他不在所里，我的工作会很忙的，他来完成我的压力会轻些。”谭成望回忆说。
事实上，到指挥部工作，韦寿增工作压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重。
靖西至那坡高速公路建设是自治区的重点项目。由于征地任务重、时间紧，为了使项目尽快落地，县里抽调了8个能力较强的国土所所长到指挥部负责征地工作。
从事征地工作的这几个月，韦寿增与他的同事们起早贪黑，每天6时起床，7时出门，往往到了天黑才回到家里。韦寿增曾风趣地说，我们现在心里就只有土地，其他大事小事都顾不上了。因为每次回到家里，《新闻联播》早结束了。
“他的工作效率高，丈量的宗地多、面积大，晚上加班比我们晚，经常因为计算白天丈量的面积忙到深夜。大家在车上聊天，他经常聊着聊着就睡着了。”同事黄绍福回忆道。
而最让黄绍福佩服的，是韦寿增的敬业和细心。2009年春节前夕，一起负责征地的几个同事恰巧都患了流感，请假休息。这时韦寿增完全也可以在家休息，可为了赶任务，他戴着棉帽，顶着寒风，一个人坚持在野外工地干活，那天又下着小雨，他的测量草图被弄得又湿又脏，回家后，他把当天的草图工工整整地照抄了一份新的。
征地现场录入表和测量草图是韦寿增与他的同事每天早出晚归收获的成果，也是最重要的征地补偿原始资料。由于是现场录入和测量的，被征地村民的名字、征地面积等有错漏在所难免。为了省事，通常的做法是晚上计算好面积，第二天给群众签字确认时如发现错误直接在旁边改动，只要按上手印后就可以上交指挥部了。韦寿增认为这是保存进档案里的原始资料，不仅要让指挥部的领导看得清楚，更重要的是要对被征地的群众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此，他所负责的图表只要有改动或不够整洁的，他都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再拿给群众签字按手印。这样一来，每份确认材料都要比其他同事多跑一至二次，每次来回要跑80多公里。
“几个月来，虽然他的工作量比我们大得多，但他硬是通过加班加点把600多宗有改动或不够整洁的材料再抄写一遍，然后挨家挨户去找群众重新确认。”黄绍福回忆说。
农汉卿是安宁乡司法所的负责人，也是韦寿增在指挥部从事征地工作时的直接领导，提起韦寿增，这位多年的老同事有说不完的话。“他这个人为人老实厚道，从来没有与人吵过架，工作上很拼命，业务也很熟，是我负责的路段中工作最细心、最负责任、出勤率最高的同志。由于征地政策把握得好，工作细心，他负责的三录村和三南村共600多亩土地的征用工作没有发生大的争议和纠纷，任务完成得很好，他本人也因此成为目前在征地工作会议上被县里点名表扬次数最多的人。”
今年1月13日，虽然天气晴朗，但气温并不高，农汉卿发现韦寿增在丈量土地时额头直冒虚汗，有时还捂着胸口干活。便提醒他如果不舒服就回驻地休息。但韦寿增回答：“我还得（行），干完活再回去，不能让群众白跑一趟。”农汉卿回忆说：“1月24日，他感冒了还坚持在征地现场干活，看到他很难受的样子，我叫他回驻地休息，他说不要紧，坚持一下到时一起回去，免得让车子又多跑一趟。”
韦寿增虽然已经被抽去负责征地工作，但他仍对古庞村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放心不下。“一个月前，他告诉我说，现在被抽到县里搞征地了，让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有事打电话给他，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古庞村村委主任张胜标听到韦寿增去世的消息后说道。
“他这次下来是指导我们在旱情严重的情况下，如何用滴灌的办法把果苗种下去。有他的帮助我们的工作就好做，没想到……”张胜标回忆说，“他帮扶我们村几年来，村里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危房改造等工作，村民们都很满意，也得到乡领导的表扬。目前，我们村95%的危房已经改造完毕，并种下了100多亩的果树。他每次下来，都先问我们村里五保户的生活情况，了解政府发给他们的补贴都到他们手上没有。每年冬天或三四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他都要抽时间走访困难户，了解粮食够不够吃，然后到民政部门申请补助。”
清 贫
农汉卿至今还为没有能帮韦寿增报销20元交通费感到内心不安。
今年1月20日，寒风刺骨，细雨蒙蒙。韦寿增接到回安宁乡开会的通知后，向农汉卿请了假，一大早便赶回乡里，会议上午就结束了，已经请了一天假的他，本可以回到县城的家里休息半天，但他考虑到如果在家休息，协助他工作的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就会白跑一趟。会议一结束，他顾不上休息片刻，自掏腰包买了20元钱的车票，中午就赶回到几十公里外的征地现场。
看到韦寿增冒雨赶回工地，农汉卿有些意外：“不是请假了吗？开完会好好休息半天吧，路这么远，明天再来就行了。”“快过年了，大家的时间都很紧，不要因为我耽误大家。”韦寿增回答。
农汉卿无奈，从钱包里掏出20元钱交给韦寿增说：“那车票钱我给你报销，不能让你出力了还自掏腰包。”
“我已经请假了，现在是我私下过来的，而且买票前没有事先向你请示，不能算公事。”韦寿增执意不收。
农汉卿心里清楚，20元钱虽然不多，但对韦寿增来说，这至少是他10天的早餐钱。农汉卿知道，因为家庭经济负担重，为了省钱，只要在家，韦寿增从来不在外面吃早餐。他参加工作时为了下乡方便购买的摩托车，一用就是十几年，早已破旧得不成样子，而且配件老化，故障不断，他总是修好后继续用，舍不得换新的。
提起韦寿增家庭的困境，他的一位在县城工作的姑丈唏嘘不已：韦寿增三兄妹，他是老大，也是家里独子。住在农村老家的84岁的爷爷和85岁的伯母以及患病的妹妹全靠他抚养，至今还住在四面透风、破旧得让人无法想象的房子里。年过半百的父母跟随他住在县城。他的父亲身体不好，病得很重，几个老人及患病的小妹都没有工作，女儿今年3岁多，也正是花钱的年纪。为了维持日常开支，他经常是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作为管理全乡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国土所所长，只要动点心思或者在执法时‘网开一面’，完全可以很快脱贫致富的。何况他所在的安宁乡不仅锰矿资源丰富，采石场也不少。”了解他家庭困境的一位矿主说。
“违法的事咱不能干！”面对违法用地者和矿主们的利益诱惑，韦寿增总是态度坚决。仅2009年，在他的建议和策划下，全乡共出动356人次对非法矿山进行全面整治，查封矿硐68个，查封非法采石场15处。经他处理的违法者中，有的是他的熟人甚至是曾经的好朋友，他为此得罪了不少人。2007年，他的一位好朋友得知他家庭的困境，就动员他一起合伙挖锰矿，承诺不用他出一分钱，只要他执法时留些情面或大整治时提前报个信，保证每月给他一万元以上的分红。韦寿增不为所动，他告诫这位朋友说：“这种违法的事咱不能干！你也不能干，否则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韦寿增的妻子在武平乡林业站工作，离县城16公里；他工作的安宁乡更远，距离县城有50公里，也是最难走的乡。2005年结婚以来，他们就一直这样两地分居着。
“2006年，我托熟人帮他在县城找了块宅基地，年底，他贷款8万元，勉强把房子建起来了，由于没钱，房子没有装修就住进去了，楼梯扶手一直没钱安装，直到去年，小孩都3岁了，出于安全考虑，他靠在老家种烟叶赚的钱，才简单铺了点瓷砖并把楼梯扶手装上。”他的姑丈说。
“他被抽回县城工作的这几个月，我才真正体会到，一个完整家的感觉真好。”他的妻子回忆道。“虽然也是早出晚归，但每天晚上他都能回到家里，一家人可以在晚上团聚，只要他一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马上不一样。”
虽然只有晚上才能相聚，但对婚后一直聚少离多的俩人来说，已是莫大的幸福。只是，这种幸福时光实在太短！
“他很爱女儿，周末时常常背着女儿回老家干农活。”
“他宁愿自己吃苦，默默承受压力，也不让我和老人吃苦。建房子时，为了节省开支，建房用的水泥、沙子、砖头等，都是他一个人一点一点搬上去的。”
“他走得太突然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当天早上，我们一前一后出门，都忙着去上班，也没有说上一句话……”回忆起清贫但温馨的时光，年轻的妻子泣不成声。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又想起了韦寿增的那间办公室。室内狭小破旧，室外是青翠起伏的山峦和清澈见底的山泉。韦寿增在艰苦的环境中投入自己所有的心力，虽然他已离去，但他的精神却与青山比高，与绿水同在。
后记：由于无法承受失子之痛，韦寿增50多岁的父亲在他去世一个多月后，也匆匆随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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