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南湖红船启航，至今90载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一曲曲波澜壮阔的乐章。
这是一段百折不挠、艰辛求索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这是一段励精图治、勇于拓新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让祖国万里山河焕然一新；这是一段矢志不渝、坚定信念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让民主法治之光普照古老的中华大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法制日报》6月20日起隆重推出“建党90周年特别报道”，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法治建设的伟大历程。
6月14日，一场雨后，位于江西省兴国县潋江镇的潋江书院，显得格外清新。1929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兴国县，就住在其中的崇圣祠中。
但这个书院的意义远不止“伟人故居”这一层含义。自毛泽东在这里亲笔起草著名的《兴国土地法》，开办“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后，兴国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的第一个试验场。打土豪、分田地，10万兴国男儿跟着毛委员当红军、闹革命，放下手中的犁铧，拿起梭镖红缨枪，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共同理想奋斗拼搏，为新中国土地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占农村人口90%左右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占有耕地的20%至30%，而不到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耕地的70%至80%。这样的土地制度，造成当时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的贫困与落后，废除不平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成为中国农民的夙愿。
对这样的现实发起挑战，几乎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开始的。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在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此后，由毛泽东起草，工农革命政权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土地政策制度化的探索。
“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1930年11月写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的这段话，成为“土地农民所有”的先声。
对待农民土地的态度明确后，在如何对待地主阶级的问题上，根据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连续进行了3次调整。
土地革命时期，党提出要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抗日，中共中央又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其主要内容就是由减租减息向没收地主土地过渡。1947年9月，中央制订了以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
土地政策的每一次变动都与革命形势紧密相关。在把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热情，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为了保卫胜利成果，广大农民踊跃参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则是土地问题。
建立土地集体所有制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变化发展，中国共产党也完成了自身角色的转变：即由从事革命的政党转变为执政党。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探索，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条曲折起伏的道路，国家也经历了几次巨大变革。这几次巨大的变革，是农村土地制度不断发展、深化、创新的过程。
建国初期，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内，仍有约2.5亿农民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6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同年6月28日，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将土改的目的明确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开辟道路。”
此后，经过3年多的时间，除新疆、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约700万人口和台港澳地区外，全国广大地区的土地改革全部结束。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使封建剥削制度被彻底消灭，广大农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两千多年来，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耕作在田间的佃农耕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真正成为土地主人的农民，在希望的田野上播种理想，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与发展。
但是，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局限性也很快显现出来：其一是生产资料、资金十分缺乏；其二是以户为单位的经营体势单力薄，无力抵御农业生产中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无法聚集有效资金更新生产设备、进行必要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面对新的情况，中央政府很快调整了政策——在农村实施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3年开始，农业生产互助组陆续出现，随后又建立起农业初级合作社。农业合作化使农民可以在较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种植，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同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从1956年秋开始，高级合作社开始在全国推行。高级合作社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土地由农民所有转变为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
改革承包政策
紧随高级合作社之后，人民公社制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此后的20年间，人民公社制为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适应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历史使命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处理好国家、集体、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中国的土地政策再次发生巨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而这次巨变的“引爆”点，是在安徽省凤阳县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小岗村。
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所简陋的农舍中，在有着自己签名的联产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手印，开始了“包产到户”的试验。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小岗村的村民将这样的歌谣唱得震天响，从此从“乞丐村”、“三靠村”走向了“富足村”，彻底和饥饿说了再见。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1980年，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初步肯定了包产到户。文件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该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纲要》，正式肯定了“双包”(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合法地位。1983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对以“双包”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了高度评价。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把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并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
连续3年下发的3个中央“1号文件”，给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1978年至1985年间，我国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进步，1984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峰，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农民的温饱问题。
1986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所有的土地，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由此，一直延续至今。
后记
农村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说到底是吃饭问题；吃饭问题说到底是土地问题。人多地少是我国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要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尊重中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尊重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土地制度。
“严宏昌”，这3个字被以褒义烙进历史，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慨不已。
33年前的11月24日晚，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民严立华家的前厅里，18个男人围在一起，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开始了农业“大包干”的实验。而这样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创举，竟意外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严宏昌的成功在于，他做了第一人；严宏昌的幸运在于，“政策”最终站在了他这一边。
2011年6月12日午后，在严宏昌颇有些气派的住宅里，他向《法制日报》记者讲述了30余年前的那段往事。
穷
1978年以前，小岗村的穷，是无法想象的穷。
当时的表述是，这是一个“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然而，当现年64岁的严宏昌将33年前的一个个细节讲述出来时，这样的形容仍无法完全概括当时的景况。
“总有靠不上的时候，靠不上就要饭。”作为一个13口之家的顶梁柱，这是严宏昌当时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北到徐州，南到江浙，一家四分五裂，各往一个方向走”。
1974年，严宏昌26岁，正当壮年。“放不下尊严。忘了吃过多少次闭门羹了，我这个年纪出来乞讨，人家随便一句话就能让我噎在心上好几天。”严宏昌说。
当时的小岗村，还只是一个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但因全村老小大部分都外出乞讨，早已是远近闻名的乞丐村。据严宏昌回忆：“小岗自1957年以来就吃国家粮，但一直到1978年从来没有为国家作出任何贡献。”
如今已67岁的严立华在讲述起当年的“穷”时，想了很久，竟不知道要如何表述，最后只告诉记者：“一年365天，300天讨饭。”
住牛圈，扒火车……记者在小岗村采访发现，这些名词几乎已成了村民们对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变
后来，严宏昌作出了“改变”，他结束了乞讨生涯，转而到一个工地上去打工。那时候，他一个月最多能挣到200元钱。
1978年，由于从来就没完成过国家的生产任务，上面的工作组已经在小岗定点调研了多时，而小岗的生产队长，也几乎每家每户轮了个遍，但没有人能改变小岗。这一年，又到了重选干部的时候，公社和生产队都希望把严宏昌拉回来。
严宏昌在外打工的成本，是每个月交给生产队15元钱。而生产队要将严宏昌从一个“高薪”岗位上拉回来，也只能从这儿入手。“最早15元，后来加到30元、60元、90元，到150元的时候，我顶不住了，回到了村里。”在严宏昌的叙述里，这段故事颇有些英雄主义色彩。
回到村里的严宏昌也不“老实”。“那么多人都曾想过要改变小岗的现状，但没有人做到，这说明，要改变小岗，需要动一个根本的、模式上的大手术。”严宏昌说。
这时候，对严宏昌触动最大的是村里老人们经常提起的一个说法：“怀念1950年至1955年家家户户有土地的那段日子。”听着这句话，再联系当下生产队的现状——虽然大家都出工，但真正出力的人没有，“原本两亩的地，在耕种过程中就变成了1亩，荒了一半”。
严宏昌暗想，要救小岗，只能把地分到各家手中。然而，在那个年代，即便只是简单地将这个想法说出来，也是件麻烦事。从1978年9月起，严宏昌在出工期间悄悄将这一想法和生产队里的其他人进行沟通。
“收到的最多回应是‘怕’,因为这是犯法。”两三个月过去了，严宏昌和一些同意这一做法的村民都在做另一部分村民的工作。最终，以严宏昌答应“出来牵头”作为条件，20户人家才全部同意。
“一定要全部同意，只要1户不同意这事就完蛋。”回想起当时的心境，严宏昌坦陈，自己1个多月都睡不好。每当他心里产生一点点担忧，另一种想法就会马上盖过：“只要这么做，一定能赢，到时候只要用实际效果来说服上面就行。”
终于，11月24日下午5点多，18户的代表聚齐在了严立华家里。之所以选在严立华家，是因为只有他家有前后两厅，妻儿在后厅睡觉，他们在前厅开会。“我们赌过誓，连老婆孩子也不能说，谁说谁就不是娘养的。”严宏昌回忆说。
在纷纷杂杂地说了4个小时后，严宏昌拟下了这份改变历史的“生死状”，带头盖下了红色的印章。17户一家接一家地将自己的拇指压在了这张纸上。“生死状”的结尾写道：
“我们的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干部所指，即为严宏昌。
通
签下“生死状”当晚，18户村民就将生产队里的种子、生产工具分了，次日又进行了分田。30余年后，回想起来，严宏昌仍清晰地记得，分到田的村民心里的恐惧几乎一扫而空，积极性高涨。
险情很快就出现了。来年开春，村民开始在自己的田里劳作，而这一现象被邻村的村民看出了蹊跷——“集体劳动怎么能东一家西一家呢”？1979年5月，公社知道了小岗村擅自分田的做法，严宏昌干出成绩再向组织交代的想法几乎提前破产。
“挖社会主义墙脚，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路线”。严宏昌很快被撤去生产队队长的职务，并被扣上这3顶“帽子”。公社要求小岗生产队3天之内重新把田收回，否则就停止一切供应，包括牛槽贷款、化肥贷款、种子、群众的救济粮。
严宏昌没有屈服。而真正的转机出现，是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村里查看了以后。陈庭元当时给公社书记的指示是：“就叫他们干一年试试看吧。”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邓小平对这一大胆创举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记者问严宏昌，如果当时论罪判处，你会是什么结果？他淡淡一笑，“肯定是死刑。”
记者又问，庆幸吗？严宏昌感慨：“多亏了邓小平，多亏政策最终偏向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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