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孙爱勤伙同朱锦顺、周伟，并分别利用朱、周二人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刘以江的钱财，为刘谋取利益，其行为触犯刑法，构成共同犯罪。但是，孙爱勤的行为发生于刑法修订施行前，应当依照1979年刑法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定罪量刑。对孙爱勤伙同朱锦顺，利用朱锦顺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刘以江钱财的行为，应当认定构成商业受贿罪；对孙爱勤伙同周伟，利用周伟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刘以江钱财，为刘谋取利益的行为，应当认定构成受贿罪。孙爱勤一人犯两罪，应当数罪并罚。孙爱勤的犯罪所得，应当依法追缴。
　　综上，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于2001年11月15日判决：
　　一、被告人孙爱勤犯商业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l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1万元。学会离婚后孩子归谁。
　　二、被告人孙爱勤犯罪所得14万元予以追缴。
　　一审宣判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孙爱勤不服，以其不是共同犯罪，其行为不构成商业受贿罪及受贿罪为由提出上诉。孙爱勤的辩护人也认为，孙爱勤的行为只应认定为介绍贿赂罪，且本案已过追诉时效，应宣告无罪。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关于因开发健康路17号地块，刘以江第二次送给上诉人孙爱勤现金8万元，此事有刘以江的证言和孙爱勤的供述证实，足以认定。孙爱勤供述，这8万元中的4万元转送给了周伟。此事只有孙爱勤的供述，不能认定。据此认定的本案事实是：1994年5月经孙爱勤介绍，丹徒房管局局长周伟与挂靠在振华开发公司的刘以江洽谈后，联合开发镇江市健康路17号地块。事后，刘以江送给孙爱勤10万元，听听表见代理的定义。孙爱勤当即转送给周伟5万元，自得5万元。同年10月，刘以江又送给孙爱勤8万元。此外，孙爱勤还于1993年4月，介绍并促成供销公司的副经理朱锦顺与刘以江联合开发镇江市健康路8号地块，期间孙爱勤收受了刘以江的现金5万元。
　　修订后的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案发生于修订后的刑法施行以前，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的规定。
　　1979年刑法中没有规定公司工作人员受贿为犯罪。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上诉人孙爱勤在刘以江托其帮忙介绍开发单位时，介绍并引见刘以江与朱锦顺、周伟二人相识。促成他们之间的联合开发后，孙爱勤收受了刘以江所送的现金，并分别转送给朱、周等人。孙爱勤事先没有与朱锦顺、周伟共谋收取刘以江的好处，也没有与刘以江共谋给朱、周二人送礼。因此其主观上，既不具有与他人共同受贿的故意，也不具有与他人共同行贿的故意。客观上，孙爱勤只是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实施了引见、沟通、撮合的行为，既不是共同行贿，也不是共同受贿，而是介绍贿赂。
　　朱锦顺是集体所有制的公司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收受回扣，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