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性概念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州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刑法的谦抑性不是刑法典中法定的概念，而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概念，它是现代刑法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人类追求民主、自由而从国家所取得的必然回报。刑法具有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前者意味着通过刑法从而保护法益；后者则意味着通过国家的刑罚权从而保障行为人的自由。但两者又会存在冲突：刑法以处罚犯罪人来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故刑法的处罚范围越宽越有利于保护法益；但处罚范围越宽越限制了人的自由，越不利于刑法的保障功能。所以，人们一直在追求二者的协调和平衡。随着法治的进步，追求的结果是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使个人免受国家刑罚权的无理侵害，使个人自由真正获得保障。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科学，因此刑法的谦抑性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犯罪认定上的谦抑性和刑罚处罚上的谦抑性。溯源可知，刑法谦抑性本质上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

    因此，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限制机能，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一方面，从刑法的支出来看，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在妨害司法罪中，除暴动越狱罪和聚众持械越狱罪这两种严重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外，其余各罪的法定最高刑均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显而易见，刑法惩治诈骗罪所支出的司法资源要大于妨害司法罪。另一方面，从获取的社会效益来看，诈骗罪是结果犯，结果犯是基于“结果无价值”的考虑而设置的犯罪类型，以行为的结果出现作为犯罪既遂的尺度。构成诈骗罪，行为人不仅要实施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而且诈骗的公私财物还须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将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则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行为人一审获得胜诉判决，被害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揭穿行为人的骗局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只能按诈骗罪未遂处理，即比照诈骗罪既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若案件经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程序，最终真相大白，但若行为人非法获财数额达不到诈骗罪定罪数额标准，就只能作无罪处理。可见，若将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相对于行为人猖獗的犯罪行为，法律的惩治显得软弱无力，非但不能达到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果，反而会使行为人心存侥幸，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更加有恃无恐。与此相反，妨害司法罪是行为犯，行为犯是基于“行为无价值”的考虑而设置的犯罪类型，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本身在构成要件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若将诉讼欺诈定性为妨害司法罪，行为人要实施了伪造证据，向法院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即构成犯罪。相对于诈骗罪而言，将诉讼欺诈定性为妨害司法罪，就是将诉讼欺诈构成犯罪既遂的标志点提前，使行为人在着手实施诉讼欺诈前心中就有所忌惮，不敢贸然实施犯罪行为，有利于及时挽救犯罪分子；一旦行为人实施了诉讼欺诈行为，法律能给予及时有效的惩治，防止犯罪危害后果扩大化，从而有利于保全财产和维护司法秩序。可见，将诉讼欺诈定性为妨害司法罪，我们就能达到以最小的司法投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同时使刑法向轻缓化方向发展，符合刑法所应具备的谦抑性的价值追求。

   （二）诉讼欺诈罪的具体量刑配置

    通过前文的论述，本文作者认为诉讼欺诈罪的概念应该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使用虚假证据等方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非法所得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①。

    作这样的规定，尽管在量刑上要大大高于妨害司法罪的其他罪名，但其既保护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又避免了因将诉讼欺诈放在妨害司法罪中而导致的罪刑不均衡。

    四、结语

    由于现有立法的欠缺，使得对于诉讼欺诈行为的惩戒力和威慑力严重弱化。要想减少诉讼欺诈的发生，要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让大家了解诉讼欺诈的危害性及法律后果，起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更重要的还应从立法上将诉讼欺诈的概念、性质以及责任作为独立的条款加以明确，并应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

 李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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