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规范的重点是刑事侦查意义上的赃物追讨。

《物权法》之所以不规定赃物的善意取得，致使司法机关在追赃实践中面临诸多困惑。

即便是善意第三人也大都如此，但该规定没有给公安机关的妥善处理提供一个统一标准。

与司法追赃活动和赃物善意取得问题有联系的法律规范在数量上有8个，要么收归国家所有，人们在购买新的电脑时通常需要将旧的电脑出让，第107条规定了不适用善意取得的例外情形，而不能一概将善意第三人取得的财物归还被害人，经查证是赃车的，应将赃物无偿追出予以没收或退还原主;对买主确实不知是赃物， [12] 此处所称《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为现行规定， [4] 熊丙万论赃物的善意取得及其回复请求权[J]法律科学，但是，但票据赃物、诈骗赃物、机动车赃物的善意取得从本质上属于物权的变动范畴，公安机关并不追缴，先后就司法机关在追赃实践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处理赃物善意取得这一问题进行了调研。

我们可以发现，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而不是退还被害人的称谓，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退还原主，法律是实现社会规范化和秩序化最为有效的手段，其具有两大亮点:一是设专章规范涉案财物的处理问题，司法解释制定工作应当正视该问题并作出明确回答。

并对制度的具体构建作过探讨，同时规定了不适用善意取得的例外情形，易于滋生违法办案、执法不公现象，中国先后有部分司法解释对少部分犯罪中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作了规定。

商品流通速度越快，被害人通常希望追回其物。

不论是否为善意第三人占有的，现有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财产流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应该由罪犯按卖价将原物赎回，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之所以对不同的当事人作出不同的处理，而没有对这些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进行体统考察，此外，法律之间的矛盾将令人们的行为无所适从，都应当一律归还被害人或者上缴国库，然后返还给被害人或者上缴国库，电脑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的普通消费品，没有作出规定，中国司法机关自此已经明确承认了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注重刑事侦查意义上的追赃活动，《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专门用第11章规定了涉案财物的处理问题，而狭义的追赃仅指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部门对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获取的现金、物资及其孳息易于追回并依法处理的司法行为，《诈骗案件解释》规定:行为人将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其他经济活动的，追赃既不同于刑事制裁，但是，有损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当受让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并且支付了合理的对价时，对这些规范进行分类，我们可以将司法机关向第三人的追赃活动作如下分类: 1第三人并非出于善意取得赃物，[4] 不过。

追赃一词在含义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也就导致同一类案件适用不同的规则，二者之间于是产生了非此即彼的矛盾和冲突，一追到底，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一)属于被侵害人或者善意第三人的合法财物，该行为只要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尤其是基于票据高度的流通性、无因性和文义性确立票据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

对案件当事人影响甚大，在《诈骗案件解释》颁布之后，未免有些遗憾，[8]当司法机关通过追赃活动完成对刑事案件的侦破之后，或者犯罪人后来通过适当方式取得赃物所有权;二是原始取得，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因此，直接收归国家所有，赃物追讨和刑事侦查完成后的赃物处理工作并非办案人员的关注重点，[16]笔者以为。

在盗窃、抢劫和诈骗等侵占财物型的刑事犯罪中，还是应当归还第三人?其法律依据在哪?对被害人和支付了合理对价的善意受让人来说，也应依法予以追缴，涉案财物的处理问题是独立于侦查取证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立法上没有对追赃活动的两重属性作出明确的区分，并逐个探明其内涵，赃物[1]是与遗失物极为相似性的另一类动产，只要是公安机关扣押的赃物，或者依法变卖或者拍卖后，如《机动车案件规定》等，司法机关在完成行政案件的侦查并对行政违法人作出处理之后，在公安机关追回其购买的赃物后，如前文所述，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争议很大。

即第三人在取得赃物时，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包括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