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两罪的犯罪客观方面不同，前者是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采取隐瞒事实、虚构真相的欺骗行为，而后者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伪造、变造、非法买卖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

　　3.两罪的犯罪主体不同，前者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而后者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是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4.两罪的犯罪目的不同，前者的犯罪目的是为了利用合同诈骗财物，后者的犯罪目的是为了非法获得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以利其他犯罪(不一定是为了诈骗财物)。在司法实践中，常有行为人为了实现诈骗财物的目的而采取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手段来进行犯罪的情况，这属于刑法理论上所说的牵连犯。本人认为：当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行为已经完成，但合同诈骗行为尚处于准备阶段或者刚开始实施即被发觉，合同诈骗罪的性质和危害尚未充分地显示出来，合同诈骗犯罪的证据还不够充分时，对于此种情况，按照既遂行为吸收未遂行为的原则，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论处较为合适;如果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已经终了，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骗到财物或者没有骗到主观上所希望骗取的数额较大的财物，就应当适用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以合同诈骗罪的未遂论处。

　　四、合同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确认犯罪是否既遂，应当以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具备了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为标准。若完全具备了某一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为犯罪既遂;若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完成该犯罪的行为状态，为犯罪未遂7。合同诈骗罪也存在未遂的犯罪形态。因为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人在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过程中，必定要经过起意、准备、实施、完成的过程。意外情况的发生、对方当事人的“警醒”等各种原因，均可导致犯罪分子所预期的结果难以得逞，这些未完成的犯罪形态就是犯罪未遂。

　　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不仅要实施客观要件规定的行为，而且必须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后果，才能构成犯罪既遂。基于合同诈骗犯罪属于结果犯，它的犯罪既遂与未遂应以法定的犯罪结果发生与否作为区分标志。合同诈骗“未得逞”，是指犯罪人着手实施诈骗行为，诱骗对方签订、履行合同后，尚未能实际骗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我们主张，“是否实际获得对方当事人财物” 是区分合同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根本标志。这是因为：只有行为人实际获得对方当事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才能说明行为人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具备了合同诈骗罪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产生的危害后果足以触犯刑律，构成犯罪既遂;若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能将对方当事人财物实际获得，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即将达到而没能达到，则为犯罪未遂。比如合同的履行是通过银行转账的结算方式进行时，犯罪分子只有从银行取出了贷款，犯罪才告既遂，否则只能是未遂(但犯罪分子已能自由控制转账或能以支票、汇票、信用卡消费的，应是既遂)。犯罪分子在先行占有他人财物的情况下进行诈骗，诈骗行为实施终了，并且造成了被骗人错误认识的，应是犯罪既遂，如果虽然实施了诈骗行为，但未造成被骗人错误认识的，当属犯罪既遂。

　　综上所述，尽管与合同诈骗罪容易混淆的违法行为很多，但它们之间仍有明显的区别。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首先应当从本质上去区分，把违法和犯罪区分开来，其次再从基本特征上去比较，分析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手段、欺骗程度、履约态度、处置财物的方式等。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实践中的案件是各不相同的，我们的法学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用死的理论来作为评判分析案件的永恒依据，我们必须不断发展我们的法学理论，进一步分析与合同诈骗罪易混淆的违法行为之间的相似相异之处，为司法活动提供更加准确的评判标准，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