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必然要求刑罚节俭，即应当尽量使刑罚节俭，以最小的刑罚成本支出，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尤其是防止刑罚过剩与过度。(20) 刑罚的进化历史就是刑罚逐渐谦抑的过程，由对共犯不分主犯与从犯同样对待，到主从犯区别对待的过程也是刑罚谦抑性在共同犯罪中的体现。

　　从我国刑法史上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共犯人进行分类和区别对待主犯与从犯，是刑罚谦抑、人道和文明发展的结果。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实行罪刑擅断主义，对共犯处以同等惩罚，甚至实行族诛和株连，追究共犯以外的人，刑罚往往被滥用。直到汉代，我国才开始在某些具体犯罪中注重追究首恶和造意犯的刑事责任，开始萌发区别对待的思想。到唐代《唐律》中最早详细规定了共犯分为首犯和从犯，对从犯减一等处罚，并为其后的宋、明、清朝沿用。但是《唐律》中仍然有某些犯罪不分首从的规定，“若本条言‘皆’者，罪无首从”，“即强盗及奸，略人为奴婢，犯阑入;若逃亡及私度、越度关栈垣篱者，亦无首从”。明律、清律都有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不分首从和株连灭族的规定，并都处以重刑。这说明我国封建刑法对严重危害其统治利益的犯罪，一律严厉惩罚，刑罚的谦抑性仅仅体现在一般共同犯罪上区分首从。建国前后，我们党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一些单行法规，在共同犯罪中注意区分主犯与从犯，对从犯、胁从犯予以从宽处罚，缩减了对共犯人的处罚。1979年刑法典在借鉴以往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明确规定了主犯与从犯及其不同的处罚原则，即对于主犯应当从重处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胁从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尽管1997年刑法典取消主犯从重处罚明确规定，但是在主犯与从犯区别对待、予以不同处罚的精神上是一致的。对全部共犯区分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罚，打击锋芒指向主犯尤其是首要分子，而对从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罚总量上即进一步缩减了。可见，我国刑法按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区分主犯与从犯，是刑罚谦抑性原则在共同犯罪中的必然延伸和贯彻。

　　注释:

　　① 参见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191页。

　　② [日]大冢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③ [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④ 转引自[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263、277页。

　　⑤ 前注③，约翰·罗尔斯书，第62页。

　　⑥ 参见吕世伦等主编：《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8、478页。

　　⑦ 参见陈兴良著：《走向哲学的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⑧ 参见谢望原著：《刑罚价值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211页。

　　⑨ 参见《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刑法学、犯罪学、监狱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⑩ 参见[德]H·科殷著：《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1) 转引自高绍先著：《中国刑法史精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12) 参见宁汉林等著：《中国刑法简史》，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8页。

　　(13) [意]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14)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15) 前注⑧，谢望原书，第85页。

　　(16) 参见邱兴隆著：《关于刑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17) 参见前注⑧，谢望原书，第96页。

　　(18)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7页。

　　(19) 参见陈兴良著：《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50-652、73页。

　　(20) 参见陈兴良著：《刑罚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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