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监检察院除行使抗诉权外，在“拟裁定减刑名单”公示后7日内，应当深入每一名拟裁定减刑罪犯的监组，搜集、听取其他罪犯的意见，听取该犯主管干警的意见。并应当在日常工作中监督和保障提出异议的罪犯不受打击报复。

　　(11)赋予被裁定减刑罪犯的上诉权。

　　减刑裁定书，应当增列罪犯不服此裁定的上诉方式和期限。现在，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所制作的减刑裁定书均未规定被减刑罪犯的上诉权。这是法治的疏漏，也是中国特色。法院制作减刑裁定，有一点儿天马行空、自说自话、行政命令的味道，实质上是在办减刑案件的过程中，历史上“监狱多年领导法院，法院形同虚设”形成的忘记改掉的旧习惯――“站时间长了不会坐”。

　　(12)告知罪犯在减刑考察期内的权利、义务。

　　对减余刑的罪犯，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减刑考察期内的权利与义务。据某市监狱管理局1995-1997年对刑释人员重新犯罪情况的调查，被减刑的重犯比例要高于未被减刑的刑释人员3-5个百分点以上。减刑设定考察期(如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告知考察期内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对约束再犯罪行为有重要意义。如：街道居委会、工作单位或当地警察署的撤消减刑建议权等。否则，减刑的重犯比例高是有悖于基本的法理常识和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的立法原则的。

　　总之，监狱对在押罪犯获得减刑的权利，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度来保障。使罪犯主张减刑的权利，对考核提出异议的权利，对否决上报减刑的申辩权利，对不予上报减刑的申请复议权利，对否决上报减刑的有关证据的申辩权、质证权及听证权利，对减刑公允与否的上诉权及对申报减刑和减刑事实理由的知情权，被害人的一票否决权，考察期内权利义务告知权等等，能够由程序制度保障行使。这对加强监狱的法治建设，有重要意义。对上报减刑的程序，除可以建立监狱内部的一套程序制度外，还需要在制定单列的减刑法或在修订刑诉法、监狱法或制定监狱法实施条例时予以明确规定。使减刑的程序环节更详细、具体、周密，更利于保障罪犯的获得减刑权，使减刑的具体程序前后衔接，公开、公平、公正，形成规范的减刑程序制度。弥补现在我国刑诉法执行程序的重要不足，完善我国的程序法体系。这是在目前仍由人民法院裁定减刑这一体制(改变这一体制是成立国家减刑假释委员会或与司法部监狱局相对，成立非监禁执行局，本文不赘述。)不变的前提下，监狱用程序制度来保障罪犯减刑权利的较可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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