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标志着我国刑法制度走向现代化、人权保障化并让学者们欢呼雀跃的“罪刑法定原则”。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指的“法律”，应该是而且也必须是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刑法典和补充决定、立法解释，不包括其他任何法律及法律性文件。显然，对于李宁案而言，我国刑法及其补充决定和立法解释是没有明文规定同性性交易行为可以定性为卖淫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抓后再放、组织研究讨论、上报请示及“比照组织卖淫罪定罪量刑”的口头答复。最后使该案构成组织卖淫罪，就在于“两高”1992年12月11日的司法解释，就在于最高院请示后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属专业委员会的口头答复。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该案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让社会公众和司法机关认为必须加以惩罚。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是，当《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与社会危害行为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牺牲基本原则为代价而必须达到惩罚危害社会行为的目的，在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冲突的情况下，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应该放在第一位，这完全与我国传统法文化和现行制度的价值取向相符合，因而也就成为执法机关的一贯做法。

　　3、对于《刑法》第六章第八节的绝大部分罪名都需要作相应的扩大解释。

　　《刑法》第六章第八节规定了七个罪名，其中，第358条的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以及第359条第一款的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等都是涉及到与卖淫有关的犯罪。根据李宁案的定性，组织、协助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男子提供性交易的行为都可以构成相应的犯罪。我们仍然可以从“两高”1992年12月11日作出的司法解释中找到法律性依据，该解释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组织、协助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中的“他人”，主要是指女人，也包括男人。结论还不止这些，我们有理由进一步对《刑法》第358条第一款第二项“强迫不满14岁的幼女卖淫的”提出修改建议，因为，不满14岁的男孩的性权利同样也应当得到保护，从法律的公正性价值分析，这一项应当修改为“强迫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卖淫的”才是科学合理的。同样，《刑法》第359条的“引诱幼女卖淫罪”和第360条第二款的“嫖宿幼女罪”也应当相应地修改为“引诱未成年人卖淫罪”和“嫖宿未成年人罪”。根据这一精神，我们甚至有理由坚持对《刑法》第236条第一款的强奸罪和第二款的奸淫幼女罪提出质疑。强奸罪的罪状描述就不应该仅指“违背妇女的意志”，奸淫幼女罪的罪名就不应该把对象限制在幼女，应当修改为“奸淫未成年人罪”。

　　4、罪刑法定原则必须服从于刑法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

　　在这起案件中，《刑法》第358条对于组织卖淫罪的规定是不是包含了男性同性性交易以及男性向女性提供性交易。如果包含，那么就不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如果不包含，就存在着如何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与用刑法同犯罪分子斗争的需要之间的关系或冲突问题。如前所述，从《刑法》本意上理解应该是不包含的，否则就不需要研究、上报请示，直至“比照”组织卖淫罪定罪处刑。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其所使用的词语是非常严格谨慎的，绝对不应该让法律词语产生歧义，在实在难以避免可能会产生歧义的情况下，必须在同一部法律或者同样效力的规范当中加以解释或补充。比如《刑法》第五章“其他规定”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违反国家规定”、“首要分子”、以及“以上”、“以内”、“以下”等等，对这些容易引起歧义的词语从立法上进行了明确。《刑法》第367条对“淫秽物品”也作了立法解释。为什么对“卖淫”一词不作相应的解释加以明确呢?我们认为，卖淫一词应该是不会产生歧义的，根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第三版第848页对“卖淫”一词的解释，是专指“妇女出卖肉体”。《刑法》当中的任何词语都应该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基础的，否则我们对法律词汇的理解就失却了标准。由此可以断定，《刑法》中对卖淫一词使用的立法本意，其主体只能是妇女而不应当包括男人。李宁案的判决已经向人们昭示，对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理解是不能够“绝对和僵化”的，在某一行为“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时[江苏省政法委某负责人语]，就应当比照最相类似的条款加以定罪处刑，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目的，“七九”《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而被“九七”刑法所废止的“类推”制度在特定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罪刑法定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三、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为视角诠释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西方刑法制度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其基本精神价值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其核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刑罚权的限制。它“不是简单的罪与刑的法定化，对公民的自由的保护才是其主旨。”[孙国祥主编：《刑法学》[m]，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从历史沿革看，罪刑法定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无法无罪，无法无刑”的法律格言，我国唐代也有“犯罪之人，皆有条制，断狱之法，须凭正文”的论断。普遍观点认为，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79条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或萌芽。随后，罪刑法定经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努力，发展成为一种与封建专制、罪刑擅断相抗衡的较为系统的思想学说。英国哲学家洛克指出：“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英]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页]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在共和国，政制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在一个有关贫民的财产、荣誉或生命的案件中，就对法律作有害于该公民的解释了。”[[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6页。]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认为：“只有法律都有规定惩治犯罪的刑罚，……超出法律范围的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一种刑罚。”[[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贝卡里亚相对于前俩位思想家而言，更加明确了罪刑法定思想，但到此为止，这些思想家都没有明确提出罪刑法定概念。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的提出，应归功于近代刑法学鼻祖费尔巴哈。1799年，他在《对实定刑法原理与基本概念的反省》一书中指出：“每一应判刑的行为都应依据法律处刑。”“对公民的……刑罚，只能是忠于并根据一种刑法科刑。哪里没有法律，哪里便没有对公民的处罚。”1801年，他在《刑法学教科书》中首次以“无法无罪，无法不罚”来概括表示罪刑法定主义，并以其心理强制学说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