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困难的程序问题非法泄露个人信息因为环节众多等因素影响，调查举证工作往往困难重重， 困扰办案机关有效侦办案件。有人认为，个人信息被泄露的举证应象医疗官司一样，实行“举证倒置”，即由被告方来举证自己没泄露信息。[10]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仅为“一丝之利”而断送程序正义之根本，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不足为取。众所周知，在刑法罪名中只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这是其犯罪性质决定的。虽然要想证明犯罪主体非法泄露了公民个人信息，并非易事，但是不能因此就将举证责任推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由其自证清白，也不能因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侵犯便推定其有罪。刑事犯罪纷繁复杂，取证困难的比比皆是，唯有不断加强侦办力度、提高侦查技术水平和质量，才是正道。 五、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本条文第1 款、第2 款的犯罪主体在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过程中触犯其它罪名， 可能造成罪数认定上的疑难，即是认定一罪还是数罪的问题。比如，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牟取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的利益，或通过行贿手段非法获得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 通过非法进入他人计算机系统的手段而获得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利用非法取得的个人信息公然侮辱他人的； 很多大企业可能会把收集到的客户信息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侵犯商业秘密的；等等。我们认为，对于本条罪名与受贿罪、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侵犯通信自由罪、侵犯商业秘密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出现竞合时， 需要我们依据法条竞合、想象竞合犯、牵连犯的刑法理论来分析罪数，随着现实案情的不断丰富， 在制定本罪的法律解释时需进一步明确如何确定罪数和处罚原则，以更有效地打击犯罪。 注释：［1］勿庸置疑，我们每个人都在因个人信息遭受着日益严重的泄露而烦恼。我们收到的垃圾短信有增无减，对外交往被收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重大侵犯个人信息的事件随处可见，如2008 年4 月存贮4 万多名深圳孕妇信息的光盘被贩卖，每张售价1.2 万元；央视3·15晚会上曝光了分众传媒掌握全国两亿多手机用户个人信息；山东多家移动公司大量非法发送垃圾短信事件；互联网上随意搜索即可查到非法出卖各种个人信息的网站；等等。［2］吴盛：《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六条的完善建议》，载《检察日报》2008 年9 月16 日。［3］温国鹏：《公民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难点分析》，中国法院网2008 年9 月4 日。［4］沈海平：《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织就更严密的法网》，载《人民检察》2008 年第23 期。［5］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662 页。［6］同［4］。［7］同［3］。［8］同［5］。［9］曹素馨：《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思考》，载《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 年第1 期。［10］周娜：《刑法画出红线，惩戒泄露个人信息》，载《民营经济报》2008 年9 月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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