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的主要区别是，一、二罪主观方面不同。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在主观方面虽然都是故意，但两罪的故意内容有重要差别。故意伤害罪在主观上必须是有伤害的故意，必须是故意使他人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伤害的动机则是多样的。寻衅滋事罪的故意，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破坏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而积极希望并促使这种结果发生，犯罪目的是破坏公共秩序，向整个社会进行有意识的挑战，犯罪动机是耍威风、取乐等。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不可见的。二、客观方面不同。故意伤害罪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寻衅滋事罪表现为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主要表现在1、犯罪对象的不同。寻衅滋事中的随意殴打他人，“随意”就是没有特定的对象，想打就打，不讲原因，没有理由，有时以看不惯为由也打，以此显示其横行和无法无天。故意伤害则不同，行为人要伤害的对象是特定的，一般有起因，有源头，以此满足其动机。2、犯罪场所也有不同，寻衅滋事行为人一般在公共场所进行，希望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以满足其虚荣心。故意伤害的行为人，以伤害到被害人为目的，为了逃避打击，往往选择场所都比较秘密。3、其他方面，寻衅滋事的行为人一般自己动手，或不顾忌被害者知道是其所为，甚至希望被害人知道，以树其“霸主”形象。故意伤害的行为人不希望被害人知道是其所为，所以常常雇凶伤人，自己幕后指挥。 后果上，寻衅滋事罪通常要“情节恶劣或严重”，在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中一般是“多人多次”，不需要被害人损伤程度达到“轻伤”以上的结果。故意伤害罪起码要轻伤以上才构成。 总之，脱胎于旧刑法“流氓罪”的寻衅滋事罪，仍脱不了“藐视社会法纪，破坏社会秩序，针对不特定的人寻衅滋事，从中寻求精神刺激”的胎记。根据刑法第293条规定，寻衅滋事罪主要指下列四种情况：第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第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第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第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三、侵犯客体不同。故意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寻衅滋事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即人们遵守共同生活规则所形成的秩序，包括公共场所秩序与非公共场所人们遵守共同生活规则所形成的秩序。四、犯罪行为造成人体伤害限度不同。寻衅滋事罪仅限于造成人体轻伤的后果，故意伤害罪造成人体伤害的结果则分轻伤、重伤和死亡3种。

    看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关键是如何界定"随意殴打他人"中的"随意"之意"、如何界定“公共场所秩序”。

    刑法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因此，"随意"成为殴打他人构成犯罪的一个必备要件。实践中界定"随意"主要应考察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是动机，看刺激行为人实施殴打他人的内心起因或内心冲动是什么，是出于故意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逞强斗狠，抖威争霸或发泄不满，打人取乐，寻求刺激，还是出于其它的动机；第二，看所谓的"事出有因"，若行为人辩解殴打他人是"事出有因"，那么就应考察是否属实，对于那种为殴打他人而寻找违背常理和社会公序良俗的"借口"和"理由"，这是不能成其为"原因"的，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所辩解的"事出有因"只能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原因"，此时的"事出有因"就是不客观、不属实的。本案中，第一，从被告人王月作案的动机来看，从其敲门、砸门，再到翻阳台进入被害人室内，继而持扳手殴打被害人，是一个连贯的过程，都是为了发泄其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压力；第二，从客观方面来看，被告人王月与本案被害人朱某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之前没有矛盾，其殴打朱某属于无故、无理殴打他人，属于在愤激情绪之下的一种随意性很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随意性"、"临时性"和"寻求刺激性"，并不具有特定的针对性。

    如何界定“公共场所秩序” 

    寻衅滋事罪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公共秩序。我国刑法典已明确把寻衅滋事罪纳入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一节，即扰乱公共秩序罪之中，虽然目前理论界对如何理解公共秩序存在一定分歧，但公共秩序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公共场所的秩序，从立法的角度讲，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共有35个罪名，并不以犯罪地点发生在公共场所为构成要件，公共秩序应当是人们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基于公共生活关系而逐渐形成的有条不紊的状况，是根据法律和社会公德确立的公共生活规则所维持的社会正常秩序，既包括公共场所的秩序，也包括非公共场所的秩序。本案被害人朱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正常生活的权利，享有其住宅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享有人身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但本案被告人王月的行为均侵犯了被害人的上述权利，本案的犯罪客体正是公共秩序，故对王月应当以寻衅滋事罪来定罪处罚。因此，法院对其以寻衅滋事罪定罪量刑是正确的。 

     处罚

     犯寻衅滋事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