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检察机关对反渎职侵权案件提出或提请刑事抗诉率较低。2004年1月—2007年10月，该市检察机关共对反渎职侵权案件提出和提请抗诉3件，抗诉率为10.34%。法院经再审后，维持原判和发回重审各1件。其主要原因是，一些检察人员存在只对宣告无罪的反渎职侵权案件进行刑事抗诉，其它案件只要法院作有罪判决即达到工作目标的不正确思想，对所判刑罚是否恰当研究较少，法律监督不尽到位。另一方面，出于对案件事实证据和外部执法环境的综合考虑，一些检察机关对渎职侵权犯罪被告人“法外容情”现象采以默许态度，较少予以深究。此外，在《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颁布实施之前，根据有关规定，官员被判有罪缓刑和免刑的，可以保留公职和工资待遇。鉴于渎职侵权犯罪被告人多“因公犯罪”或“无心犯罪”，从其生活出路考虑也较少决意对明显畸轻裁判进行刑事抗诉。

　　三、问题之应对

　　（一）加大对渎职侵权犯罪社会危害性和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宣传力度。根据现代法治理念和公权运行规则，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管的公共权力必须严格监督、严格制约，否则公权力滥用或不作为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群体切身利益的实现问题，关系到国家公信力权威的有力彰显问题，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如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做认真部署，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1]。再如我国矿难屡屡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房价虚高不下、土地开发过度、食品卫生事故频发，在其背后都隐藏着主管机关的失职渎职犯罪行为。因此，“这个意义上说，渎职是不揣腰包的贪污，渎职之危害猛于贪污。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处长关福金说得更加到位：渎职是社会不和谐的诱因”[2]。对此，各级检察机关要结合学习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联席会议和座谈会、举办法制课、上街设点宣传，发放宣传资料、组织渎职侵权法律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广泛向群众讲解渎职侵权法律知识，剖析渎职侵权犯罪典型案例，提高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严重性和危害性的认识，并进一步增强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透明度，动员社会各界监督、支持、参与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积极推进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工作深入开展。

　　（二）积极深入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信息称，2003年1月到2007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9351件35011人，共起诉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8200人，法院作出有罪判决12392人。而仅2004年一年全国检察机关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35031人，相比之下，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在法律监督体系中还处于薄弱环节。这其中既有渎职侵权案件发现难、查证难、处理难和阻力大等客观原因，也有检察机关本身存在的反渎职侵权部门人员少、装备差，侦查能力不强、业务素质不精、执法水平不高，办案中有畏难情绪，对渎职侵权犯罪研究不够等主观原因，一些检察机关领导干部也或多或少存在对反贪工作抓得紧、对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无所谓的观念。为此，检察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不断强化服务大局意识，以严厉查办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为切入点，突出办案重点，严肃查处危害公正司法和破坏土地资源环境及涉及民生的安全生产、食品卫生、房屋拆迁、社保资金、医疗医药、教育管理、企业改革改制等领域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要结合渎职侵权犯罪涉及领域广、环节多，且主体均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点，从改善民生、维护民生、保障民生的角度入手，不断拓展办案视野，认真分析研究新领域犯罪和新手段犯罪，积极查办涉及新罪名的渎职侵权犯罪。要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和“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总体要求，既加大查办渎职侵权犯罪办案的力度，又始终坚持质量标准，做到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在从严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同时，也要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有度，在依法区别对待中体现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此外，各级检察机关要落实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机构编制，加强人员和装备配备，加强侦查策略和侦查技巧研究，通过在岗培训、以会代训、听取专家授课等形式不断强化反渎职侵权检察人员的证据意识，提高突破案件的工作能力，促进公正、文明、严格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