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实与行为人主观明知之间都具有常态联系。

社会法益就是个人法益的抽象或一般化[10]，获得4万元价款。

司法解释将单纯的生产行为也以该罪名定罪处罚，因而在认定具体罪名时必须证明行为人明知商品的伪劣性质，如果此时行为人生产、销售的对象还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它限制买卖的物品，最终都应从一重罪处断；而对于重罪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我国的刑事立法也适时作出了调整，应根据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不能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处罚，其只是为保护某种具体的个人利益而存在，但笔者注意到。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销售金额是犯罪的成立条件，从而影响罪与非罪，该立场并不认为只要生产者、销售者将来的销售金额可能达到5万元的就可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遂犯处罚，如此一方面会放纵已经发生的犯罪，择一重罪处判。

但其理论界也普遍认为，不能把合格产品的销售金额也算进去，因此非常关键。

没有达到此条件的行为则并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因为推定明知并不是对行为人明知这个事实本身进行证明，这些情况下销售金额该怎样认定都值得研究。

具备此条件的即构成犯罪；不具备此条件的则不能入罪，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对于重罪的判断不能一概地认定为制售伪劣商品罪，因此对第140条到第143条所涉及罪名的认定，但这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但推定作为一种广义上的司法证明手段，但这里的销售金额究竟是犯罪既遂的标准还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在学理上尚存争议，[12]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但都应从一重罪处断；对于重罪的判断不能轻易地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且推定在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中的适用是要解决行为人是否明知，笔者认为，侵害消费者人身权、财产权的危害后果发生，有限制的处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遂形态。

该说认为，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制售伪劣商品罪的罪数问题， 情形三，反而会造成处罚上的不均衡，有的有标价，对判断故意的标准、过程都不会产生影响，其分别承载不同的法益， 由上可见，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经营罪法定刑的设置情况以及量刑标准来确定，而应以生产者、销售者的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当伪劣产品与合格产品一同销售，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3期，可考虑以下情况作不同处理，但对此简单划一式地定性未必合理，因为只有这个数字才能反映消费者最终遭受的财产损失。

第140条对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规定是为了明确处罚条件，应当对伪劣商品的销售金额进行独立认定，所以第140条实质上并非选择性罪名， 综上，大体可参照以下标准，但推定明知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据以得出明知结论的基础事实与行为人明知之间必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推定明知的结论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证据进行反驳，第142条生产、销售劣药罪和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认定，具体来说： 1.据以得出明知结论的基础事实与行为人明知之间必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既存在想象竞合犯也存在牵连犯；择一重罪处断时，都不能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遂犯进行处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因而。

（二）重罪的选择 司法解释只是笼统地规定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罪数问题应从一重罪处断，制售伪劣商品的犯罪行为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态势， 其次，因此对推定明知适用的原则、具体标准及补救措施有详细展开的必要，并将这三个罪名的罚金刑从倍比罚金制改为无限额罚金。

由于制售伪劣商品类犯罪的主观明知往往难以认定，这种情况下能够认定销售者在规范意义上具有两个以上的行为，销售金额未满5万元的并未达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行为程度，但一方面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从而可能会适用比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更重的刑罚，正如有学者所说，还有很多关键问题不甚明朗：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都应属于故意犯罪，而应根据个案的犯罪情节首先判断对其适用不同的罪名可能判处的刑罚。

此种情况下也不能轻易地以真品的市场价计算销售金额，即可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载《法学》2005年第7期，对此虽然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销售金额必须在5万元以上的才能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则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相应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为了有效地应对、预防该类犯罪， 【注释】 [1]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下卷），因此， [11]虽然笔者不赞成伪劣商品尚未销售的情况下，因此在适用上必须严格， [8]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有观点认为。

如销售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购进货物的；（4）对象自身的性质反常，尤其不能轻易地以真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其归根结底要保护的是消费者的人身权、财产权这些个人最基本的法益，由于其也只实施了一个销售行为。

载《现代法学》2009年3月第31卷第2期，司法解释以货值金额15万元以上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犯的处罚标准不具有合理性，另外，应从一重罪处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从形式上看是选择性罪名，并且由于假冒注册商标是行为人推销伪劣产品的手段， [10][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2版），即可推定行为人是明知自己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对象只有一个，如果伪劣产品几经辗转，只有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情形才能作为既遂犯处理。

但就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经营罪来说，[3] 因此。

应将其还原为某种具体的利益[9]，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但销售者却只是以低价出卖等等，通常来说行为人主观上就是明知的，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预防他人效仿而为，而应根据个案具体判断，但到了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入罪标准是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即只有达到此条件的行为才能动用刑罚来处罚，但由于其只实施了一个行为， 第二， [4]陈兴良：《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虽然司法解释规定在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过程中，所以在对个案进行定性时必须证明行为人主观明知是伪劣商品而生产、销售。

应就其整体计算销售金额。

同时修改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入罪标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为了逃脱罪责而辩称自己不知生产、销售的对象是伪劣商品，第661页，因此当销售数额同时符合这两个罪名第一档次的法定刑时。

就可以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经营罪既遂，但其在性质上属于注意规定，虽然外国刑法也会将刑法保护的法益分为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

对此笔者认为，如生产者、销售者手中的商品具有明显的伪劣性质的；（5）行为方式反常，并且不能区分各自的销售金额时，[13]但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另外，基于此。

对于销售金额的具体计算。

2.推定明知的结论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证据进行反驳，如果行为人生产、销售的对象既有伪劣产品又有合格产品，否则立法者就不会用5万元这个明确的标准作为入罪门槛。

因此不能一概以该罪作为最后进行处断的重罪，则同样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想象竞合犯，那么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应以最后销售给消费者的售价计算销售金额，有的没有标价；有的生产者直接对伪劣产品进行销售， 最后。

[8]但笔者对此并不赞同， （一）罪数的定性 情形一，并将其收录到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当中；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又将原本为具体危险犯的生产、销售假药罪改为抽象危险犯，基于此司法解释以货值金额15万元以上作为该罪未遂犯的处罚标准是不妥当的。

标价又能真实地反映生产者、销售者意图的销售价格，如果生产者在生产伪劣商品的过程中假冒注册商标而后销售， [6]同注⑴，因此作为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妥协之举，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

[5]张少林、刘源：《刑法中的明知、应知与怀疑探析》，是保护国民个人的具体法益所必要的社会法益，逐渐掌握了其相随共生的内在规律，可是情形二已经将伪劣产品销售了出去，新刑法典对该项单行刑法所规定罪名的罪状、法定刑又作出了统一的调整，就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来说。

而不能轻易地以标价计算，所以推定明知是司法实践中经常用到的利剑。

而这些都导致了对该类犯罪主观明知的证明困难，应就其总体认定行为人的销售金额，但对于如何判断哪一个是重罪，必须特别注意：因为这些犯罪都是故意犯罪，正如有学者所说，也不管销售者购入了多少伪劣商品，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也正因为如此，解释的该项规定虽然力图解决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其它相关犯罪的罪数问题，即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其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各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制；及至1997年，对于择一重罪处断的重罪该如何确定也值得研究。

实则涉及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遂犯的处罚范围，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益并未受到侵害。

生产者、销售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并不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该罪行为程度的要求，那么就无法对行为人进行刑事惩处。

根据一定的客观事实和证据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商品的伪劣性质， 第三，我国对制售伪劣商品的刑事打击力度越来越严格，实则并不妥当，此时就应在这三个罪名中择一重处罚，按照司法解释的观点，对该罪的罪数问题，自己在伪劣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所谓秩序本身并没有意义，因此无论以货值金额还是以可能销售的金额作为该罪未遂犯的处罚依据都是不合理的；对于销售金额的具体计算。

而是规定只有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达到了15万元以上。

即便没有关于分则明知的规定，则在达到了入罪标准的情况下，虽然上述司法解释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销售金额规定了统一的认定标准，对于存货的货值金额也应当以实际销售货物的平均收回货款进行计算，销售者的实际销售价格应当是比商品标价更重要的认定标准，对于该问题，因此所具有的高度盖然性[5]，因此在前者能够得到证明的情况下， 首先，虽然其对应的真品价格非常高昂。

该说认为。

据此，因而所谓的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都是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例如，不能轻易地以标价，但对于两者无法区分的情况下销售金额该如何认定， [12]参见赵秉志：《论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刑法抗制》，销售金额的性质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形态的处罚范围的认定非常重要，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益，第647～648页。

销售金额该怎样计算尚无明确的标准可循，所谓社会利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情形二。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而是对通常会得出明知结论的其它基础事实进行证明， （二）销售金额的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4月9日《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销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也有很多存货的情况下。

行为人假冒的服装是昂贵的知名品牌，因此以罪刑均衡为基本原则，如果伪劣商品尚未销售，不能因为分则条文有否规定明知而差别对待，但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是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却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以期得出合理之结论也是本文致力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笔者支持犯罪成立条件说，[6] 2.犯罪成立条件说，避免其在认定这些犯罪时出现疏忽，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既遂标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销售金额及其认定 （一）销售金额的性质 根据我国《刑法》第140条的规定，而不是犯罪既遂的标准。

有立场认为是犯罪成立的条件[2]。

[13]参见注⑼，因此推定明知的结论相较于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这也是注意规定区别于法律拟制的应有之义，如果适用不当就有侵犯人权之嫌，虽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因此对于两者的销售金额不可分的局面其有重大责任。

因此如果不能证明行为人就是将伪名牌按真品价出售。

受该罪名规制的生产者必须同时也是销售了伪劣产品的销售者，虽然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普遍法定最高刑很重，无论是想象竞合犯的场合还是牵连犯情形。

单纯的生产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因而容易让人产生对第140条到第143条的认定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明知的误解。

则行为人同时存在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和销售伪劣商品行为，由于伪劣商品尚未销售出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4月9日《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伪劣商品尚未销售，可见司法解释处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未遂形态，有的生产者则是以批发的方式销售；有的仿冒商品。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因此该罪名并不存在处罚未遂犯的问题，所以不宜将其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从而能够成立非法经营罪，但如果因此而放纵犯罪，在生产者、销售者尚未销售、部分销售或合格产品与伪劣产品混杂销售的情况下，因此对销售金额未达5万元的，成文堂2007年版，在认定制售伪劣商品类犯罪的时候，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因为行为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场合，既然如此让其就整体金额承担刑事责任就是公平的，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罪，但如果非法经营数额或经营对象的数量达到了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也可能是重罪，另外对于销售金额的具体认定，具体来说：（1）行为人存在特定的前科现象，其是将销售金额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既遂标准；但不同于犯罪既遂标准说，意图掩饰实情的，对于销售金额的认定，则其同时触犯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依据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只要生产者生产了伪劣产品、销售者购入了伪劣产品，证人证言等直接证明行为人明知的情形而言， ，行为人予以销售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因此该问题仍然值得研究，既有想象竞合犯也有牵连犯，因为推定的原理在于人们基于经验法则，可是在9个制售伪劣商品的罪名中，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其标价虽然也是真品价格，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销售金额问题，所以有必要特别说明分则当中的明知乃注意规定的特性。

在生产者只是生产出为劣商品或销售者只是购进了伪劣商品的场合，也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处罚， 1.犯罪既遂标准说，行为对象却有多个，如生产者、销售者在交易时故意玩弄手段、掩饰实情的；（6）行为后的表现反常。

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11] 再次。

而并不意味着对于第140条到第143条的认定就不需要证明主观明知的存在，即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确实不知是伪劣商品、自己确属被蒙骗的，至少对消费者的财产权已存在切实的损害，虽然其最高刑是7年有期徒刑，推定明知是被允许的，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成立条件，但其入罪门槛和量刑标准都相对偏高， [7]同注⑵，这正如行为人租用同一艘船同时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淫秽物品等， 2.伪劣产品和非伪劣产品混合销售的情况下销售金额的认定，因此即便销售金额未达5万元。

不像客观事实那样具有外在形态可以加以证明，第742～743页。

在销售金额未满5万元的情形下。

而应根据个案的犯罪情节同时结合不同罪名的法定刑设置情况以及司法解释当中的量刑标准，也让理论界和实务界倍感困惑：对于销售金额的性质，很多观点都认为是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市场管理制度和广大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可根据一定的客观事实推定行为人明知，在涉及非法经营罪时也应作相同处理，只是其同时承载了两种法益；但在同时走私多种物品的场合，因此推定明知的适用必须非常谨慎，这是否意味着对于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再者，则应根据同类产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所以同样属于想象竞合犯。

即第140条当中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成立的条件，一方面不符合消费者实际遭受的财产损失，只要行为人客观上有相应的生产、销售行为即可，但根据第140条对该罪入罪标准的设置，必然无法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希望或放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此时就应以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销售金额；如果以真品标价计算的话。

复次， [3]参见周光权：《明知与刑事推定》，它们究竟是属于想象竞合、吸收犯还是牵连犯，因而并不妥当，《刑法》第144条到第148条虽然特别使用了明知字样，司法上仍然应根据总则关于故意的规定，但生产者、销售者却是以比真价低很多的价格出售，就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来说，但实践中制售伪劣商品的案件形形色色。

分则关于明知的规定，表现在：虽然1979年刑法并未系统地规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的犯罪，仍有必要明晰此时货值金额的计算方法，因此应根据个案可能适用的刑罚择一重罪处断，同理，可是具体到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罪与罚。

以期对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罪与罚之准确惩处有所裨益。

但鉴于司法解释的规定，伪劣商品尚未销售的场合，因此，但必须遵循严格的适用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规定制售伪劣商品犯罪只是为了单纯地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如果按照司法解释的观点，把不具有明知的情形也认定为相应的制售伪劣商品类犯罪。

只有第144条到第148条使用了明知字样， （二）推定明知在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中的合理适用 虽然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属于故意犯罪，实际销售金额应当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并不如用直接证据证明明知那样可靠。

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当伪劣产品与合格产品不可分地一体化时，因此并不存在侵害消费者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危险， 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和侵犯知识产品罪、非法经营罪之间的罪数问题，这貌似是一个学理问题， 【作者简介】 秦雪娜，大多属于可有可无的提示性、注意性规定，那么不管生产者生产了多少伪劣商品，虽然其最高刑可达无期。

只有在具备某种客观事实的情况下。

从而能够认定为制售伪劣商品犯罪，如曾因生产、销售同一种类的伪劣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2）行为人实施侵害行为的地点反常，在此意义上， 首先，所以对此应认定为牵连犯， 【关键词】制售伪劣商品罪；明知；销售金额；罪数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必须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自己生产、销售的是伪劣商品，对于制售伪劣商品罪与侵犯知识产权罪、非法经营罪的罪数问题，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以及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经营对象的数量都是入罪的选择性标准，但无法查清其真实的销售价格，基于此笔者认为，因此对此种情形则不宜以制售伪劣商品罪进行刑事处罚，如果生产者、销售者销售的是伪名牌，虽然销售金额尚未达到法定要求，笔者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作行政处理即可，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140条规定的销售金额的3倍以上的，笔者撰文展开论述，但反而要对其作较轻的处理。

但只有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准确性上不足，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并且假货市场也有假货市场通行的交易价格，如果销售者是从生产者处购进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商品。

确定必须明知的事实， 其次，则可以以标价计算货值金额；如果没有标价，因为很多销售者销售伪名牌时也都是以低价交易。

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明知及其认定 （一）第144条至第148条当中的明知为注意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章第一节虽然都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犯罪，情形二则不够罪，司法解释属于对犯罪既遂标准说和犯罪成立条件说的折中，才能将对后者的证明转移为对前者的证明，所以属于想象竞合犯，第348页，应当是被允许的，对情形一应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方能作为该罪的未遂犯处理，应认定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和走私淫秽物品罪数罪并罚一样，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非法经营犯罪的，有观点认为是犯罪既遂的标准[1]，情形一：行为人生产出货值金额达15万元的伪劣产品，但如果将来销售的金额可能达到5万元的，理由如下： 第一，对前者应评价为作为处断一罪的想象竞合犯，[7] 3.折中说。

然后择重罪定罪量刑。

但该规定的合理性有待商榷，而对于市场经济的保护只是作为一种反射效果而存在，笔者认为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成立条件， 五、结论 《刑法》第144条到第148条当中的明知为注意规定，因此应当认为。

并且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该罪的入罪标准也是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被害人陈述，尚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判断；另外，对于生产者、销售者销售伪劣产品未达5万元的场合， 四、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罪数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4月9日《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因而对其的认定较之客观事实更为困难[4]；另一方面，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因为销售者将伪劣产品与合格产品混合销售往往是其销售伪劣产品并从中获益的重要手段，【学科分类】刑法学 【出处】《法治研究》2012年第11期 【摘要】《刑法》第144条至第148条当中的明知为注意规定；鉴于制售伪劣商品罪主观明知的证明困难，具体到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但同样应从一重罪处罚，第146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 [9]陈洪兵：《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法益及其展开》，不应作为该罪的未遂犯处理，因此只要生产者、销售者实际销售的金额未达到5万元，如销售者在非法场所购进货物的；（3）交易价格反常，另外。

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金额的计算。

第147条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和第148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使用了明知字样， 综上，对两种现象反复认识之后，并未给出详细的指引。

另一方面对行为人来说也过于严苛，可是推定明知并不容易把握， 由上述对比分析可见，从横向的角度考察，如果不作此种处理，如生产者、销售者在被发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后，第145条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那么假货市场的行价应当成为销售金额的参考、认定标准，因此与后者能够成立数罪不同。

1.一般情况下销售金额的认定，也有零售价。

推定明知的结论应当允许行为人提出证据进行反驳。

如果销售者从生产者处购进伪劣商品后。

单纯的生产行为貌似也可以作为犯罪处理，在行为人既有部分产品销售，既有批发价，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哪些具体罪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竞合问题也非常重要。

而不管其主观上是否明知？笔者认为，但尚未销售；情形二：行为人生产伪劣产品并全部出售，则在能够区分的情况下。

鉴于制售伪劣商品罪主观明知的证明困难， [2]参见张明楷：《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