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离职”的陈晓兰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仅仅是以“离职”的代价换得了“光量子”在一家医院的停用，其它医院依然不改。迷惑不解的她找到上海市药管局，被告知因为其它医院“没有受害者反映”。

　　“那好，我当受害者。”陈晓兰骑自行车在区里各医院转了一圈，回来“头皮都发麻，各个医院都在用”。此后的几天里，陈晓兰在四个医院接受了“光量子”输液治疗，随后举报。在用“光量子”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已经失去工作的女人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她说，她也很害怕。

　　1999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和医药管理局最终通知禁止使用“光量子透射液体治疗仪”。又一年多后，在上海市领导的过问下，陈晓兰被补发工资奖金，调至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工作。

　　然而，受了一次“打击”的陈晓兰似乎仍没接受“教训”，就在调到新单位不久，她又碰到了一种名为“鼻激光”的器械骗局。没有犹豫，之前被告知要“好好珍惜这次工作机会”的陈晓兰又开始写举报信，举报假“鼻激光”和其非法变种“光纤针”。

　　2002年12月31日，新年前夕，陈晓兰在寒冷的冬日中再次被院方通知以“工人编制退休”，并说可能无法办理退休手续，因为此前她的“四金”已被原医院“强制封存”。这一年，陈晓兰50岁。

　　被医院提防的大夫

　　诉说这些往事的时候，陈晓兰的情绪不断起落，有时会有一次长长的沉默。她后来说，说实话，自己一开始没想到伪劣医疗器械会这么多，也没想到反映问题会这么难。

　　最早调查“光量子”时，陈晓兰只能假装病人去看病，让医生给开“光量子”，然后偷偷地复印处方，输上液后再让熟人打BP机说有急事。

　　之后她开始和记者一起去调查“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每次都是陈晓兰冒充病人，而一男一女两个记者假装成情侣，“男的假装教女的玩照相机，当着护士的面就把治疗的过程全拍下来了。”

　　陈晓兰想多坚持一会，“装得像一些”，可是因为仪器本来就是假的，用了不久她就开始“难受头晕，大汗淋漓”。女记者赶紧把她拉到厕所，帮着把针拔出来，注射器、包装袋放包里带走。就这样，他们一口气跑了三所医院。她还和电视台的记者带着密拍机去和代理商谈“进货”，“对方得意扬扬地把内情全说了”。

　　不过还是经常会被发现，有一次院方说要报警，要陈晓兰掏出身份证，“院长一看说原来你就是陈晓兰啊，然后拉着我的手说要我给他们一口饭吃。”随后就有医院开会，要大家提防陈晓兰。

　　不仅仅是记者在帮忙。最开始陈晓兰去上海药管局举报“光量子”，碰到该局的退休老干部，“我走了老远了他们又追过来，告诉我药管局哪个领导正直些，要我去找”。还有一些帮助更是必要的，比如上海市一位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葵南，“如果不是她我的生命可能都危险”。在第二次反映“鼻激光”的时候，李葵南就把陈晓兰的举报信带到上海市人代会上，后来一位常务副市长直接派人把信要走了。不久，全市开始整治“鼻激光”。上海市的一位政协副主席，也给了陈晓兰大力支持。

　　陈晓兰感叹说，要反映问题，必须具备“运动员的身体，博士的头脑，侦察员的机灵，但最重要的是无赖般的厚脸皮——被别人赶来赶去而没有脾气”。

　　“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

　　陈晓兰的父母解放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圣约翰大学上海校友会的副总干事，舅舅做过台湾驻韩国的“大使”。小时候的陈晓兰生活优越，“有自己的裁缝和家庭医生，踢毽子都是拿奶奶的戒指做坠子”。

　　文革后去江西和安徽插队，当“赤脚医生”，16岁的她经常晚上一个人走十几里山路出诊。村民集体械斗，鲜血一片，“我不管，冲进去救人。”江西山区潮湿，生活艰苦，陈晓兰得了风蚀性心脏病，就这样过了8年。

　　后来回到上海，失恋，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下匆忙嫁给一个普通工人，没有共同语言，“经常被打”。离婚，带着3岁的女儿，白天上班做医生，夜里上自学考试的课程，深夜了“背着睡着的女儿和两个书包回家”。她劈柴生炉子，干着“父母家保姆都没干过的活”。工资低，就给人家缝衣服，修电器，从旧毛衣上抽毛线，手上都是泡。营养不良，贫血得走路直晃，“动不动耳朵就听不见了”，还是咬牙不回父母家，“因为结婚是我自己选的”。

　　然后自费举报假器械，刚来北京的时候“以为药监局很快会解决”，喜好干净的她住的是280元的宾馆，再后来就是100多元的，70多元的，50多元的，直到现在的地下室——本来一晚上应该是30元，旅馆老板见她不容易，主动降到20元。

　　8年中，为了打假要经常在上海到北京之间奔波，为了省钱她就坐慢车。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十几个小时的路程她买的站票，车到济南的时候脚肿得站不住了，才补了个上铺，“上铺便宜一些”。到现在，她依然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因为经常跑国家药监局，各个办公室的人几乎都认识她，“电梯里经常有不认识的人跟我打招呼，说陈医生又来了。”最后陈晓兰熟悉到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在国家药监局复印材料。

　　国家局的一些领导让陈晓兰感动：在一次局长接待日上，一位副局长曾当面让两位司长把手机号码给陈晓兰以便联系。另一次接待日上，一位第一次见面的副局长走过来说，我只想知道，现在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陈晓兰回答，我从来没有孤独过。

　　因为医生诊断失误，她的母亲在2000年去世。去年冬至的时候，陈晓兰在母亲的墓前哭着念着报纸上有关她的报道，老人生前一直都很支持自己倔强的女儿。陈晓兰自己的女儿两年前在她的催促下结婚了，因为“跟我住在一起不安全”。

　　早在2000年6月22日的时候，上海市卫生局以及公检法司等8个部门，曾当面就陈晓兰在举报过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道歉。信访办的人说，这是上海市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一次。“我对道歉的人说，你们不用给我道歉，你去给那些死去的人道歉，看看他们是不是能爬起来原谅你们。”

　　还没说完，陈晓兰就哭了。

　　“医生是医院中最不值钱的”

　　■ 马昌博

　　陈晓兰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药监局管辖的范围。

　　“你把一家正在运行的医院中全部医护人员都撤到医院大楼外面，这时候大楼里的所有东西都归药监局管，因为里面除了药品就是医疗器械。”

　　这个脾气直爽的女医生随后用一连串的高声调问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语气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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