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例如积极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院“以药养医”等问题，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其次，医生也要学会和患者沟通。何敏群表示，目前，医患沟通是医学教育的“短板”。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如今的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没有学会和患者说话。此外，由于医患双方对医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医生应努力降低患者不切实际的期望值。在美国，医生会尽力用日常化的用语代替专业词汇，询问病人理解了多少，并鼓励病人提问。日本等国家则鼓励医生和患者自由交谈，加强信任，缓解疾病给患者带来的心理负担。

　　最后，救济机制应发挥调节作用。医生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离开这个行业，只能助长“多做多错，索性不做；救人次之，自保要紧”成为医疗行业的“潜规则”，最后遭殃的只能是患者。因此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医疗纠纷救济机制也应发挥调节作用，即便责任在医院，患者维权的成本也太高了。可以考虑尝试已经在部分地区试行的“第三方行政调解机制”。规定一定数额下的医疗事故，一律通过司法局设立的“医疗事故争议调处中心”调解，或直接向法院诉讼。公立医院无权与患者协商，患者自然也不会再缠着医院和院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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