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徐丽泰委员说，草案第59条，“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可以要求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协商赔偿”，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医疗机构是不是知道这些药品或者器械的缺陷，如果知情之下还使用该产品，医疗机构应与供应商负连带责任，条文中没有说明，因此建议在条文一开始时就加上一句话，在医疗机构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医疗机构不知情，当然没有责任。二是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医疗机构要求生产者与患者协商赔偿，患者可能要来回奔走，因此会迁怒于医疗机构造成矛盾，不利于医患和谐，是否可以考虑改为“医疗机构可先行赔偿，并有权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由于医疗机构和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之间是有一个供求关系，因此医疗机构追偿的能力是比患者强得多的。

郑功成委员说，草案第60条规定了“因下列情形之一，患者有损害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第1项规定“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必要的诊疗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条规定过严了，我们知道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和的发言权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情形是医疗机构是不是提供了必要的治疗。因为在医患之间，大多数情形下是医疗机构处在强势。因此，建议这条改为“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赔偿责任”。

林强委员说，第63条共有2款，规定的主体分别是“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显然不一致，建议第2款修改为“违反前款规定，医疗机构应当退回不必要的诊疗费用”。

许振超委员说，第7章医疗损害责任，里面几条存在侵权责任认定和取证都非常困难的问题，比如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谁来认定？过度检查、不必要的诊疗行为，谁来认定？怎样取证？很难在实践当中执行。

梁爱诗（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说，第64条，“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这一条是保护医疗人员的，那么其他人员，比如公安机关、执法人员等是否在这个法中也应该有专门一条对他们进行保护。

周家贵（全国人大代表）说，草案第54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所属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患者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但医务人员也要有相应的责任界定，因为已经是明显的过错。这样就有利于通过加强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双向责任，来减少目前普遍发生的医疗损害和医疗纠纷。

罗范椒芬（全国人大代表）说，第54条是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医务人员有过错，由所属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在国外，以及香港，医务人员个人要买专业责任的保险，不应该医务人员的过错完全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毕竟医疗机构的经费也是比较紧张的。

秦希燕（全国人大代表）说，现在最关注的焦点，就是侵权责任法里的医疗损害责任部分，也就是说医疗责任事故。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第7章共有11个条文，提7点修改意见：1、责任的规定即过错责任，我们既然规定了过错责任，这里就应该进行完善，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所属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还有两点需要修改：（1）医务人员有过错，要承担责任，这里没有规定医务人员要承担责任，因为有的人认为规定医务人员承担的话，就加重了医生的责任，值得探讨。医务人员有过错，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责任，这既有利于医院的管理，医生手术、开刀不承担责任，只让医院承担责任，没有这样的道理。应该由医生和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医疗机构承担责任以后要找医生，只有这样医生才会加强责任，这个责任不能只由医疗机构承担。有了过就有责，不能只规定了有过错，而不承担责任，所以应该加上去，“由医务人员和所属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2）“所属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里应该加上“应当”两个字，法律上讲“可以”、“应当”，唯独这一条就是“由所属的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由”就有可以也或不可以，有应当也有不应当，法律上就讲“应当”或者“可以”，我认为应该加上“应当”，因为我们国家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认为过错责任原则就是对医务人员强加的一种责任，这已值得探讨，实际上这是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因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患者对情况不了解，你开刀或者治疗，只要证明你没有过错你就没有责任。所谓过错，从法律上有故意和过失，说过失，有“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所以违背操作规则，你就是有过错的，这是基本的、一般的过错原则。同时，作为侵权构成的要件来讲，任何一个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必须要有过错，同时要有行为，还有结果，以及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个要件，这是任何一个侵权行为构成都必须要有的前提条件，所以规定过错原则，这是必须的。2、我认为必须加上“举证责任倒置”条款。举证责任倒置，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则2001年就有明确规定，因为最高法院的规定不涉及与医疗机构的利益冲突关系，从法律要点的产生性上作的规定举证责任应不应该倒置？有争议，我个人认为应该。因为所有的证据在医院，作为患者只有门诊病历，住院病历是不在患者手里的，病历记录是在医院，标本是在医院，手术操作的记录也是在医院，而发生医疗纠纷后，这些都是原始的证据材料，如果这些原始的证据材料医院不提供，如何让患者提供？举证责任倒置就是由医院提供这些材料，这是非常客观的，也是公正的，如果医院不提供的话，医疗纠纷如何处理？法律上就没证据。如果不规定的话，医院就不会提供，或者不及时提供，所以，举证责任倒置应该规定在本法中，否则就是留有很大缺陷。同时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具有专业知识，你做的这个手术、你的这种行为产生的结果，你有义务要解释清楚，即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作为患者不具备这个专业知识，他产生对你的误解，医院有义务进行证明说明。所以有些人认为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导致医疗纠纷医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因果关系，所以不应规定举证倒置，这一理由值得商讨。这里规定得很明确，由于多种原因无法查明病因的，即在现有医术条件下难以诊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从法律上讲，因果关系的原因和结果，主要指直接因果关系，这种原因导致这种结果，其他的原因不是你医疗技术的或者医疗责任事故的原因和结果，所以其他多种原因不影响举证责任的倒置问题。现在医患纠纷非常非常突出，影响到社会的问题不仅是因为医疗费用的问题和医疗保障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医疗事故得不到合理赔偿。医疗事故难以认定，医疗事故的鉴定不公正，导致了医疗纠纷官司难打、证据难找，矛盾突出。这些问题需要这部法律有更加具体的规定来解决，把举证责任倒置规定进来，否则矛盾将会更加突出。3、医疗法规规定与这部法律的衔接问题。医疗事故的处理中间，我们现行的法律主要有一部行政法规和两个规章，既2002年国务院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卫生部的《医疗事故鉴定暂行办法》和《医疗事故分级标准》。《条例》明确规定了不构成医疗责任事故、不承担赔偿的6种情况：一是紧急情况之下采取的紧急行为，不承担责任；二是病情寻常或体质特殊的情况；三是在现在医学条件下，难以预料、无法防范的情况；四是没有过错输血导致感染的情况；五是延误诊疗的情况；六是不可抗力的情况。这六种情况都不构成医疗责任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条例规定的这6种情况是合理的，我认为这6种情况应该体现在本法第7章中，把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包括进来，但是本草案没有包括进来，只规定了三种情况。条例与法律相冲突的话，是依据法律还是依据条例？肯定是依据法律。建议条例和法律衔接统一。4、第57条建议再具体。“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其中“注意义务”不具体，这是一种医学用语，不是法律用语，什么叫“注意义务”？不明确、模糊，很有弹性。相应的“注意义务”是什么标准？这些内容都没有。法律应该用法律言语，本条理解“严谨的职责”，或是“合理的责任”，建议具体化。5、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中，规定了三种情况：违法违规、隐匿拒绝、伪造或者销毁。还有一点，就是病历的涂改、删除，这不是伪造，伪造就是造一个病历出来。医疗纠纷中涂改的问题很多，国务院《条例》中有了“涂改”的规定，所以建议本法中也应该把“涂改”的内容加进去，即“涂改、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6、第61条规定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文书资料，患者要求提供应当提供，建议“提供”前加上“及时”二字。出现医患纠纷以后，患者是弱势的，这个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都是原始的证据材料，由医疗机构保管以后，患者需要的时候，是要求对质的，是要求解决问题的，要医院提供资料，医院一个月提供也是应当，半年以后提供也是应当，结果不及时提供，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建议改为“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提供”，不能缺少“及时”两个字，同时，违背这一条应该有承担责任规定，建议加上“违反前款规定的，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内容。7、第64条可以删去，有两点理由：一是执业医师法中第3条有明确规定，医生履行职责时受法律保护，这一内容已经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这里没必要再规定。二是这章讲的是医疗损害责任，而不是医生的权利保护，如果讲医生权益保护的话，是不是也要讲患者权益的保护？医务人员不负责任，导致救治人员死亡或者受伤的，构成犯罪的，要求追究刑事责任，也应该规定，这才对等。而这些规定在刑法和执业医师法中都有规定，因此可以删除。同时这一条与上面“医疗损害责任”的标题是不统一的，所以没有必要放在这里规定“医生权益保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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