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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垦博物馆陈列的垦荒农具 垦荒队员当年居住的“地窝子” 被誉为“小罗成”的马太生送货时的情景（资料图片） 延伸阅读： 拓荒，在荒漠戈壁上 “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面高粱；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 我们已无法考证这首词出自何人之手，但寥寥数笔，却将195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劳动生活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 河南人：当年新疆垦荒主力军 “1957年兵团总人口达到31．15万人，比1954年增长77％。其中职工17．87万人，比1954年增长69％。在职工队伍中，除1954年原部队集体转业的10万名指战员外，1955年招收河南、广东、河北、江苏等省知识青年0．38万人，1956年接收河南支边青壮年5．5万余人，招收知识青年0．49万人。” 6月19日，在乌鲁木齐市光明路赵天益老人的家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数字。 赵天益，69岁，河南孟津县会盟镇人，退休前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人事局长。他告诉记者：“1956年，青壮年支边、学生招干、调干，有5万多名河南人来到新疆。天山南北的兵团垦荒队伍中，咱河南人是主力军。” 赵天益是1955年升学考试结束后被“招干进疆”的，和他一起进疆的河南学生有近千名。虽然早到新疆一年，可他说：“我们这批人是干部身份，在基层时间不长，很快都被选拔出来当文教、学技术，出去深造。真正吃大苦的，还是1956年的5万多名河南支青。” 1956年进疆的5万多名河南支边大军，绝大部分都是粗通文化或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资料显示，他们到达新疆后，兵团根据生产计划和队员本身的劳动能力、文化水平，很快进行了妥善安置，“分布到兵团天山南北各垦区，其中80％以上都从事农场基本建设”。 从中原大地农村走出的河南支青们，到生产一线从事“农场基本建设”，按说不是什么难事，可他们遇到的，却是做梦也想像不到的困难。 考验：住进地窝子、走进荒滩地 新疆是典型的灌溉农业区，哪里有水，哪里才有草原和绿洲，多少年来百姓逐草而牧，逐草而耕。新疆幅员辽阔，可多数地方是万古荒原、戈壁、沙漠——极干旱的不毛之地；有些地方虽有水却无利；有些地方是风暴的策源地、重盐碱滩、虫害滋生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提出要求：“不与老百姓争水争地。” “从乌鲁木齐到南疆喀什，我们坐的是汽车；从喀什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麦盖提县，我们坐上了牛车。好几天的时间，举目望去，只见荒漠戈壁，不见树、不见水、不见人烟。”老家在浚县的刘国顺提起1956年的经历，依然刻骨铭心。 “水到头，路到头，人烟到头。”1956年夏，成立不到一年的兵团只能在这最荒凉不过的边缘地带垦荒种田。 赴新疆采访，记者从郑州到乌鲁木齐，航班在晚上。从乌鲁木齐到石河子，高速公路的两旁是无垠的绿色。现代化的农田阡陌纵横，气势磅礴，像绿色的绒毯；而石河子市内更是满眼的绿，连市内的主干道，都像我们公园里的林阴道，大树遮天蔽日，路边绿草茵茵。50年前，这里是戈壁滩？戈壁滩到底什么样子？ “这就是戈壁滩，我们刚来时，脚下的土地就是这个样子。”石河子新疆军垦博物馆，69岁的张先哲阿姨指着墙上的老照片向记者介绍。黑白照片上，一个个穿着臃肿的军垦战士脚下，是裸露的土地，高低不平；地上散落着只有枝枝杈杈、不见叶子的低矮灌木。张先哲阿姨指着一一介绍：这是红柳，这是梭梭柴，这是芨芨草…… “那时候，没水的地方不长草，只有一些树，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包和深坑；有水的地方就是苇湖，芦苇长到两米多高，里面有野兔，有狐狸，还有狼……天黑时，远远地能看见绿绿的狼眼睛；晚上住在苇屋，就是用苇笆子搭起的窝棚子，睡觉时还能听见狼叫。”从荥阳贾峪镇进疆的朱振兴回忆说。 和镇平县1080多名老乡一起进疆的张克明回忆：“一到目的地，荒得没个人影！正纳闷，呼啦啦从地下钻出一群人欢迎我们。原来他们都住在地窝子（地上挖深坑，上盖苇草遮顶，人住其中）里，就像会遁地的土行孙。” 距离石河子市区十几公里的“军垦第一连”，保存着许多当年军垦战士留下的生活设施、劳动工具；几间苇屋、地窝子前，已经竖起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当记者为“住房”的简陋唏嘘不已时，一同前往的“老支青”张长治等人却摸着土床、土沙发上铺的苇草，望着镶嵌着玻璃的天窗直摇头：这比我们那时的地窝子条件好多了，“太奢侈、太豪华”！ 住苇屋、住地窝子，在不见人烟的荒原上，冒着大漠的罡风、漫天的黄沙，冬日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河南支青们拿起了坎土曼，抬起了筐子，开始了“农场基本建设”：烧荒、平地；排水、修渠；打苇草，治碱地；修路、盖房、建水库…… 拓荒：用双手改造戈壁滩 “没有文化筋骨硬，没有技术学南泥湾；没有拖拉机有双手，没有挖掘机有坎土曼；没有收割机有弯刀镰，没有铲运机有筐子和扁担，没有汽车有双腿和双肩，年复一年，我们敢教荒原变良田……” 在新疆采访的日子，石河子、奎屯、阿克苏、库尔勒，南北疆的一座座城市里，新疆建设兵团的一个个团场里，河南青年进疆支边50周年的活动一场接一场，记者一次次听到这首当年的河南支青写的诗篇。 牛正标，69岁。1956年6月进疆，被分配在当时的23团（即现在的农八师143团）垦荒队。回想起当年垦荒的情景，他充满了怀念——“23团以现在的乌伊公路划分开，路北的是已经被开发出来的农业生产连队，路南的是4万多亩荒滩。荒滩上虽然长着两米多高的苇子，一望无边，但已经规划好了条田（新疆耕地呈长方形，称条田）。 “垦荒队的任务就是平地。按规划好的地形，哪里高就挖哪里，然后用土簸箕挑着土垫到低处；哪里有梭梭柴、芦苇，就放火烧哪里。总之一句话，要把高低不平的戈壁滩，变成平平整整的良田。” “垦荒队没有女同志，我们一帮年轻小伙子甩开了膀子，穿着短裤光着脊背，抓起担子呼呼飞跑，晒脱皮了也顾不上。” 从1956年6月到1956年的年底，近4万亩的戈壁荒滩，硬是被这群铁打的汉子用双手完成了初步的平整。 修水利：冰天雪地创造奇迹 一块块条田被开垦出来，紧接着就是兴修水利。新疆是“雪山融化灌农场”，没水灌溉就没有庄稼；荒滩多是盐碱地，还要挖排碱 渠……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开垦土地的灌溉用水，从1957年到1960年，兵团各团场都利用农闲的冬天大兴水利。新疆的冬天，滴水成冰。在这些工地上，河南支边青年们用自己坚韧的意志经受了艰苦环境的洗礼。 69岁的张长治记得，1960年12月，他带领200余人的垦荒队来到距离石河子市30公里的卡子湾山口。他们要在这里修建一座拦洪坝，工程建成后，可以使3万亩农田得到灌溉。 前期的水文勘探资料表明，大量的天山雪水流到这个山口后，顺着冲击扇的沙砾渗漏到地下。拦洪坝的地基要在山口下挖一个深20米，长500米的深坑。 垦荒队员冒着零下35摄氏度的严寒到两公里外拉石头。“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全部靠人拉爬犁运石头。每个人一天定额要拉5方石头。现在143团的卡子湾水库硬是人工垒砌起来的。”张长治回忆说。 工地现场只有一座名叫李疯子店的土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的门窗早已没有了。芦草盖的屋顶上露着洞，可以见天。“夜里睡觉都穿棉衣，戴皮帽。早晨起床时，每个人的被子上、头上都有一层厚厚的白霜。” 天刚亮，大家就被钟声唤醒。冒着刺骨的寒风上山拉石头。“当时的风太大了，人只好退着前行，躲避刀子一样的寒风。即使再累也不敢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身上的汗水很快就被冻住了。”张长治说，尽管每天要干12个小时，垦荒队员仍毫无怨言地拼命工作。到1961年1月23日，大坝的水泥沙石工程终于完成了。 现在的卡子湾水库已经成了石河子的一个旅游风景区。周围有数万亩的蟠桃园。 在修莫索湾大渠的战斗中，当年17岁的马太生赢得了“小罗成”的称号。“那时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马太生记得，1957年12月，开发莫索湾（石河子附近的垦区）的战斗打响了，他报名参加修渠大军。 修渠挖土，每天定额每人1．5立方米。可冬天的土地冻得像石头，“钢钎捣在上面，只能留下一个小白点”。60厘米的粗钢钎都砸成了碎片，还是无法完成任务。怎么办？爱琢磨的马太生想出了办法：架柴烤土。冻土烤化，挖下面松软的干土不在话下。之后，他又琢磨出“黑虎掏心”——烤化一片冻土向下挖洞，将地下的干土掏空后在上面用榔头砸……靠着苦干加巧干，马太生一天挖土15方。爱听豫剧的河南老乡们送他一个外号——“小罗成”。 “那时候，一张奖状就是最好的鼓励了。”50年后，马太生仍将这些用粗糙的纸张印刷或干脆手写的奖状保留着…… 天山南北，从中原走来的河南支青学会了各种田间劳动和管理，摘棉、“脱裤腿”——把棉花最下面的两片叶子摘掉给苗通风；打犁、摇耧、割麦子；脱土坯，盖房子——像电影《牧马人》中演的一样；灌田浇水、挖渠治碱；割马草、打苇笆……从夏忙到冬。一天天过去，支青们单薄的肩膀厚实了，稚嫩的双手磨出了老茧。 80岁的周玉忠退休前是农八师副师长，1956年他在安集海水利工程处开荒大队担任教导员。回忆起当年的河南支青，他用了“不可思议”这个词——“他们太能吃苦了！” 有资料显示，开垦后的塔里木和准噶尔，树林面积增加一倍多；夏季极端最高气温下降3摄氏度，冬季极端最低气温提高2摄氏度；年降雨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开垦前，这些地方冬季冻土层为80多厘米，现为40多厘米。 50年时间，新疆兵团治理了数十条河流，修建了上万项水利工程；开垦了1600多万亩耕地；建起了200多个大小城镇；建成了一个个田畴如画、渠系配套、林带成网的绿洲生态体系…… 这一切，河南支青功不可没！ 张长治和张先哲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幸福的一刻。那时，支青们就是从这种用苇笆子搭起的婚礼现场走进“公共洞房”的。 当年的女兵宿舍。别看简陋，男支青们还没这个“特权”呢！ 如今相濡以沫、“夫唱妇随”的仝庆福、白秀荣和小孙子在一起。 荒原是古老的，但支青是年轻的；戈壁是冷酷的，但集体是火热的；工作是单调的，但生活是浪漫的；洞房是简陋的，但家是温馨的…… □特派记者路红黄涛文张鸿飞图 “曾记否，裤子划破，发明了用铁丝缝纫的专利；袜子穿洞，用橡皮膏解燃眉之急；第一次拆洗被子，把床单和被里缝在一起。 也曾因想家，几个人关起门来号啕大哭；也曾把初恋的忐忑，倾诉给无言的小溪；也曾为愚蠢的过错，请教过宽容的戈壁。 每个人，都有一段难忘的回忆，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无字的书，记录着当年一群支边青年，在那里创作着屯垦戍边的史记！” ——摘自李祥丽诗歌《今生无悔——支边40年赋》 告别家乡，离开亲娘，50年前5万多名河南支青来到新疆。 走进新疆建设兵团，他们发现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不穿军装，却叫师长、团长、连长；天天种地，却月月发工资；这里和老家不一样，瓜果吃不完，羊肉牛肉香；人们钻进地下住，蚊子大得如牛虻…… 50年，青春的汗水播撒在荒漠戈壁。他们学会了生产，他们收获了爱情，他们像红柳一样在戈壁扎下了根。繁忙的劳动没有磨去青春的光芒，集体的生活里留下了无数欢歌笑语。 回首往事，老支青们拍着胸口说：我们无怨无悔。他们笑声朗朗为记者讲述着青春的往事—－ 最受欢迎的活动：看电影 6月16日，石河子市举办河南支青支边50周年纪念活动，今年68岁的张学义代表支青讲话，退休前他官至副厅级，任农八师石河子市助理巡视员。讲着讲着，张学义撇开了讲稿—— “1958年，一次团里放电影。我记得很清楚，放的是《红孩子》。电影演完了，下面没人动”，张学义的大嗓门绘声绘色，下面有知情者接腔：“睡着啦！” “就是，白天干了十几个小时，都累得睡着了。”张学义接着说，已经晚上十二点了，营长把人都叫醒，通知说：大家赶快回去休息，两点钟上班。一位叫张花杰的女同志一听，小声嘟囔：娘啊，还让不让人活？谁知正好让营长听见，当时正在搞“拔白旗”运动，立刻就开批斗会，排长先站起来批。批着批着，发言的人没声了，睡着了；被批的人头低下去了，睡着了；全营的人都睡着了…… 张学义的讲话引来的是最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每个支青都不会忘记，当年看电影给他们带来了多少欢乐。69岁的仝庆福记得，电影队要在各连队巡回，因为一个月才能看上一次，哪怕放的电影已经看过了无数遍，支青们也乐此不疲。为了多看一场电影，支青们怂恿连长去“拉拢”电影队。后来他调到农八师总场工作，但为了看场电影，他依然和几位男同志骑着自行车偷偷跑到石河子去。 “每人车后都坐上了一位女同志。天黑路差没路灯，回来的路上一颠，车停了。回头一看，后面的女同志掉进了一个大坑里。路边捡块石头砸砸车圈，带上人继续前行。” 仝庆福的妻子白秀荣也是老支青，她说：因为电影队老不来，她就和几个姐妹商量捉弄他们。“我们抓上几只麻雀，偷偷给它们蘸上墨汁；电影一开演，嗖把麻雀全放出去，麻雀朝着光亮飞，砰，银幕上全是黑……” 白秀荣和她周围的姐妹笑得喘不过气：“因墨汁洗不掉，后来再放电影时，幕布上补了一块块白补丁。“ 最受优待的人：女同志 兵团有几怪：“粗粮吃，细粮卖；下雨天，当礼拜；蚊子大，像锅盖；大姑娘，不对外”。 对于几怪，老支青都向记者解释：吃粗粮，是因为细粮都支援国家建设了；下雨天当礼拜，是因为平时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有下雨天才能休息；蚊子大，人们上厕所时点蒿草，下地干活时在脸上、脖子上涂上泥巴；“大姑娘不对外，可见女同志的待遇”。 5万多名河南支青中，约20％是女同志。她们和男同志一起来到兵团垦荒、种地，劳动中吃了不少苦，但生活上享受了不少优待。69岁的张先哲阿姨回忆说，刚到兵团，女同志基本上都留在了已初具规模、条件稍好的生产连队，男同志则去了一无所有的垦荒队；女同志大部分住上了地窝子，男同志不少人住在了苇屋里。 在石河子的“军垦第一连”，记者看到，同是地窝子，这里的“女兵宿舍”都比一般的地窝子漂亮；连建在山坡上的用苇草搭起的女厕所都比男厕所“气派”。“那时候，兵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多重的车，只要遇到女同志拦车，必须停车搭载。”张先哲笑着说，那时候，往家寄信、汇款、买东西、看电影，都要进城。为了打上顺风车，大家就派女同志站在路边，男同志都躲起来，“女同志拦下了车，男同志一下子冒了出来，司机不能不拉呀！“ 最难过的事：想念家乡思亲人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哭！”高处山包上，负责望的白秀荣一声令下，低处山窝里，抱成一团的老乡姐妹们开始放声大哭。 “停！”有人来了，白秀荣紧急下令，哭声戛然而止。 这不是编故事，而是1956年一帮从河南柘城进疆的女支青的亲身经历。6月18日在石河子总场举行的河南支青聚会上，她们当笑话讲给记者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白秀荣笑得抹着泪说：那时候我是团员，想家也不敢哭，就负责给大家望风。“想家也不敢哭，只有躲起来集体大哭。”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大妈们说。 从富饶的河南老家来到荒凉的大漠，许多支青还是十七八岁的娃娃。第一次离开亲人的怀抱，哪能不想家？张先哲说，那时新疆不通火车，给家里写封信要走一个多月。“盼家信，就像盼星星盼月亮。接到家里的信，都会高兴上一个星期，梦里都会笑。” 离家十年后，她第一次回到巩县老家，嫂子偷偷告诉她：每次看见有人骑自行车到村里，娘都要追出好几里，直到看不见人家。“我问她为啥追人家，娘说那要是长治哩？”——张先哲是和丈夫张长治一同进疆支边的，张长治在家时是县组织部的干事，经常骑车下乡。“我是结过婚才到新疆的，俺娘还这样想我。那些没结婚的人呢？”50年后回忆起往事，张先哲依然眼泪汪汪。 思念家乡的河南支青，不断地将工资寄回家中。许多人自豪地告诉记者：“家里的弟、妹上学，是我供养的！”条件稍好，不少人将家里的兄弟姐妹接到了这里，加入垦荒的大军。 最浪漫的事：戈壁上构筑温馨的家 在南疆芳草湖农场防风林带的一个拐角处，有两棵支边青年种下的白杨树，它们相向生长，婆娑的枝叶交织在一起，这条防风林带已经换了两茬、唯有这两棵被称为“夫妻树”的白杨，人们始终不忍心将它们砍去。 新疆建设兵团的每一棵白杨树都见证过太多的爱情。“我们在老家已结过婚，可不好意思说。长治分到了垦荒队当指导员，我在连队当统计。几个月没见上一回面。”69岁的张先哲回忆当年，脸上泛起了红晕，竟如少女般娇羞。有次生病了，她想丈夫，就向连长请假“看老乡”。被批准后，等不得搭坐连长安排的顺风车，她一路小跑到了垦荒队，“见了面，说了几分钟话，就回来了。” 几个月后，张长治到团里开会，团长问起，他才说结过婚了，爱人就在连队。“连长当时就喊起来，那个大辫子是你老婆？我们还准备给她介绍对象呢！”张先哲乐不可支。 张长治说，1956年进疆的河南支青，男多女少，只有极少部分是夫妻一同进疆的；1958年“接家”——由政府安排，1．5万名军垦队员家属从河南进疆；“大部分支青是在荒漠戈壁的劳动中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女孩子若看上哪个男支青，就会帮他洗衣服。男同志喜欢女孩子，会主动帮她干活。”白秀荣说，“女同志常主动给老乡当参谋。一个女老乡找的对象大家不满意，我们将她关在屋里开‘批斗会’……” 在“军垦第一连”，有个苇笆子搭起的婚礼现场，旁边就是“公共洞房”。“房子紧张，谁结婚谁就有资格住进这个洞房。下一对结婚时，就得搬出来。”白秀荣介绍说。 白秀荣就是在戈壁滩上找到了爱情。她来自柘城，丈夫仝庆福来自偃师。她快人快语，老仝慢条斯理；她活泼开朗，老仝稳重有余，如今他们相濡以沫、“夫唱妇随”，她画牡丹、仝庆福做诗题字，人称“黄金搭档”。 “那时候，人们的婚礼很简单：领一个结婚证，土块上支个木板当桌子，两人的单人铺盖卷在一起当双人被，买点糖、瓜子什么的，大家一热闹就成家了。” 在荒漠戈壁上，在简陋而温馨的家中，支青第二代出生，成长。 就这样，支青们把青春的恋歌谱写在了茫茫的戈壁上。 神话：两万河南人与一座城市沙退了，树绿了，石河子更漂亮了，张思勤也老了。在张思勤的印象中，50年前的石河子只有几间破房和一望无际的芦苇湖。而如今，它已成为一座联合国“人居环境改善良好城市”。这无疑是一个神话，一个诞生在天山北麓的西部神话。 缔造神话的是数以万计的转业军人和支边青年，仅河南支青就有近两万人，今年70岁的张思勤老人就是其中之一。 人进沙退：建设出一颗“戈壁明珠” 张思勤老人目前的身份是石河子市市民——一个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的老工人。而在50年前，年仅20岁的张思勤，是河南项城的一个农民。 在张思勤的记忆中，他被动员进疆时，接受了3项任务：建设边疆、开发边疆、保卫边疆。血气方刚的张思勤，很快就决定响应号召，应征进疆。 仅在河南，与张思勤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5万多人，其中有近两万人被安排到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的石河子。 这里正是大沙漠的“领地”，一片广袤的荒漠。史载，清朝年间，这里曾实行屯田，有村落出现。后因战乱，居民大部分逃往他处。解放前，这里是芦苇丛生、风沙肆虐、人烟稀少的戈壁荒滩。因为一条光秃秃的卵石沟，似一条流淌着石头的河横卧东西，因此才有了“石河子”的名字。 1950年7月28日，进疆不久的王震将军带着部队来到这里。面对着丛生的荆棘和满眼的沙窝，王震将军马鞭一指，铿锵地说：“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建一座新城留给后世。”从此，数以万计的军垦战士将战马变成耕马，吃窝窝头，睡地窝子，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滩，开始了兴建新城的创举。 1956年，作为第一批支边青年，5万多河南人来到了新疆，其中有近两万人来到了王震挥鞭的石河子。“我们来时，石河子啥也没有，只老街有几间破房子。”张思勤老人说。 人进，沙退。 凭着敢与天地斗的精神，支边青年开始垦荒、植树、种地，硬是把一个没有一棵树的石头河变成了今天的沙漠绿洲，兑现了当年的庄严承诺——眼前的石河子是一个让人赞叹的花园城市，簇拥着它的是万顷良田、千顷林带、座座水库和条条灌渠，冠在它的名字后的是“戈壁明珠”、“中国人居环境奖”、“生态城”等令人叹为观止的荣誉。 在石河子市的艾青诗歌馆里，至今仍镌刻着艾青对于石河子的赞叹：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 令人一见倾心 不是海市蜃楼 不是蓬莱仙境 它的一草一木 都由血汗凝成 ………… 军垦第一城：两万河南人的无私心血 诗人艾青1960年来到石河子，在这座小城一住便是15年，目睹并亲历了这座城市的变迁。 而在艾青到石河子之前，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22兵团进驻此地屯垦。1956年以后，陆续有来自河南、郑州、湖南等地的支边青年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 50年前，第一代军垦人艰难地把一根根木头从百公里外的天山林区搬运回来。整整一个冬天，战士们用肩膀扛回6000多根浸透着汗水、血水和美丽梦想的原木，盖起了“军垦第一楼”，拉开了建设这座花园新城的大幕。 在石河子市的军垦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兵团人当年居住的地窝子照片：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简陋得连菜窖都不如。然而，这个“地窝子”却是屯垦戍边的兵团人的“摇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就是兵团人的家。 1976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石河子市——同时它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像这样师、市合一的地方，在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农八师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大的一个师，其经济规模、人口约占兵团的四分之一，下辖18个农牧团场、两个水利管理处。垦区总面积7529平方公里，已开垦耕地278万亩，总人口62万人。 “军垦第一连、军垦第一犁、军垦第一楼都在石河子，石河子是当之无愧的军垦第一城。”石河子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来自河南邓县的老支青马太生告诉记者。石河子市军垦博物馆的资料也显示，石河子是由军人选址、军人设计、军人建造的军垦第一城。 荣耀的造城运动背后，是数以万计的军垦人的心血与汗水。“我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到这里了。”张思勤老人说。 6月16日，在“河南1956年支边青年进疆50周年纪念大会”上，石河子市委常委王新民指出，历史不会忘记河南人，没有包括河南支边青年在内的广大军垦战士的无私、无畏、无怨、无悔的奉献，就没有现在的石河子。“你们不仅是中原文明的传播者，更是边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实践者。“ 河南烙印：河南话是当地标准通用话 伴随着张思勤等5万多河南支边青年的盛世大迁移，灿烂的中原文化，已经被镌刻在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尤其是在石河子，这种现象更为直观。街头、广场、饭店、农场，到处都可以听到纯正的河南话。6月19日，记者离开石河子市时，乘坐的大巴车里播放的中国移动通信的广告片，广告主角同样操着一口娴熟的河南话。 石河子市广播电视台一位副台长告诉记者：“一点也不夸张，在石河子，标准通用话就是河南话，就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都说河南话。”据了解，石河子市目前的总人口有60多万人，其中河南人将近20万，大部分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南支边青年的第二代与第三代。“以我为例，我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又各有一到两个孩子，我们一大家就是十几人。”来自河南夏邑的姬长青老人说。 相对于河南话的流行，石河子另一个标志性的河南烙印是豫剧。 据姬长青介绍，他每周日晚上都准时坐到电视机前，收看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节目。 “绝对是每期不落。”姬长青说，“不仅是我，我身边的河南老乡们都有这种爱好。” 6月10日晚，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组曾率领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惠、范静以及梨园春金奖小擂主孔莹等队员组建的演出队伍，到新疆建设兵团2师22团驻地进行慰问演出。 “他们没有到石河子来，我们也没机会到现场看戏，太遗憾了！”姬长青说。但让姬长青与石河子的河南人自豪的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豫剧团——石河子豫剧团。 石河子豫剧团始建于1997年11月，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成立几年来，累计演出3800余场，足迹踏遍天山南北。2004年6月1日，石河子豫剧团进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剧场演出了一部反映西部情景的现代豫剧《古玛河》，并大获成功。 据了解，石河子豫剧团的演员并不全是河南人，还有一些四川人、湖南人以及维族人。“他们唱得与咱们河南人一样好。”姬长青说。 6月16日，在“河南1956年支边青年进疆50周年纪念大会”上，记者现场聆听了一位四川演员演唱的《朝阳沟》选段，果然字正腔圆。 融合之城：石河子是座包容的城市 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石河子一向以包容而著称，这恰如河南人的地缘性格。 石河子市书法协会秘书长、河南老支青仝清夫告诉记者：“河南人应该是这座城市里最多的，但我们并没有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强势。” 据他介绍，这座城市非常多样性，融合性也特别强。以饮食为例，维族的烤羊肉、拌面，河南的烩面、馒头，东北的粉条、酸菜等，应有尽有；以口音为例，在石河子街头，你随便说河南话、郑州话、四川话等，都没有人拿异样眼光看你，把你当外地人。 千百年来，多种文化在这座城市里震荡、碰撞。“军旅文化”、“丝路文化”、“民俗文化”、“中原文化”等厚重的文化在这里反复碰撞，形成了石河子别具特色的兵团文化。 融合性无处不在。据记者了解，在保留豫剧基本腔调不变的前提下，石河子豫剧团也大胆地给传统豫剧注入了新的血液。比如石河子豫剧团主创的《古玛河》，其中就融入了大量的现代民族歌舞，音乐上既有豫剧传统曲调，又有浓厚的哈萨克音乐，还有新疆韵味的口技表演。 文化的融合，或许将揭开这座融合之城的新篇章。而河南支边小伙子、大姑娘们黑发变白发的过程，也许就是另外的一种融合。 1956年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这一年，5万多河南支边青年来到新疆，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支边运动。50年后的今天，这些当年的小伙子、大姑娘都已经老了，但支援边疆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这些老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大多留在了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而因为这种丝丝缕缕的联系，越来越多的河南人开始远走西域，进疆创业。这也造就了一个奇迹，河南省驻新疆办事处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有360万河南人在新疆谋发展。 留守新疆：第二代的选择 6月17日，69岁的方增禄特别高兴，这一天，与他同岁的妻子付宝珍过生日。 “我们是荥阳人，一个村的，1956年刚结婚4个月，我俩就一起来新疆支边了。”方增禄说。 付宝珍老人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俩的结婚证书，上面准确地标明颁证日期是1956年2月16日，还有时任县长的薛景云的签名。 方增禄退休前任石河子市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他与付宝珍共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以下是方增禄老人向记者介绍的家族系谱： 大儿子方浩，今年49岁，高中毕业后因篮球打得好被特招入伍，先后任通讯连连长、营长，前年在克拉玛依武装部退出现役，育有一女，今年23岁，目前在云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二儿子方浩生，今年45岁，目前在石河子市一家派出所工作，育有一子，今年20岁，目前在一家通讯公司工作；三儿子方浩杰，今年43岁，目前在石河子市人民法院工作，育有一女，今年17岁，目前在新疆艺术学院读书；女儿方圆，新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石河子市检察院任检察官，育有一女，刚满5个月。 “从目前看来，儿子这一代都留在了石河子，孙子这一代也基本留在这里，在云南大学读研究生的大孙女，应该不会回来了。”方增禄告诉记者。 相比之下，曹作智老人的第二代要过得艰难一些。1956年进疆后，曹作智一直在农场垦荒种地。他的5个儿子与1个女儿，目前只有大儿子在兵团连队做副连长，其他的都在农场承包农田。 曹作智告诉记者：“以目前的情况，承包农田基本是不亏不赚。”虽然如此，曹的子女仍然都坚守在新疆。曹的二儿媳说：“我们都出生在这里，已经完全适应这里了，没想着再回去。” 据记者了解，像方增禄、曹作智这样的河南老支青，扎根新疆50年后，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大多留在了这块父辈们一手开拓的土地上。他们或者在市直机关工作，或者在农场承包农田，或者做个体工商户，形形色色，各行各业。 建设边疆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任务。这些支青第二代、第三代，正在给这片神奇的土地注入更为新鲜的血液，支撑着它更为久远的大治。 河南援疆：从来没有停止 援疆一直在持续。 195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河南省便抽调一批干部支援新疆；1952年至1954年，河南数批公安干警和管教干部调来新疆；1955年，郑州、洛阳千名学子组成学生大队来到天山南北；1956年，5万多名河南青壮年奔赴新疆垦荒造田；1958年、1959年连续两年，许昌1000余名中学生进疆深造，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州工作；1965年，新疆又接收安置了数万名河南支青及家属…… 1996年，也是方增禄们进疆后的第40年，援疆工作升级。 这一年，中央确定河南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10年来，相继有190名河南干部西进新疆，支援新疆。 吐尔洪·托合尼亚孜，这位阿克苏沙雅县的男青年，在不慎将眼睛弄伤后，因为无钱医治，他曾悲观地认为自己将双目失明。但沙雅县委副书记、援疆干部李新红多方联系，请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免费为其治疗。康复后的吐尔洪·托合尼亚孜逢人便讲：“河南援疆干部真好，是河南人让我重见了光明。” 而在另一种层面上讲，援疆干部的到来，正在为阿克苏打开一扇东进的大门。第四批援疆干部、地区种子站副站长李金梁，利用回安阳老家之机，与中棉种业公司接洽，促成阿克苏棉花产业化高科技示范园区的建设，带来1．8亿元的项目落地。2006年3月，经河南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确定无偿援助资金5200万元，这些援建项目正在紧张实施中。 10年来，河南共援建阿克苏希望小学6所，培训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500余名。河南省教育厅每年在阿克苏定向招收50名本科生，并减免学费。 “没有援疆干部，阿克苏不会有这么多的外向型机会。”阿克苏新和县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 1997年，南阳市与阿克苏地区结为友好地市；2006年，偃师市、孟州市和禹州市分别与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新和县、拜城县结为友好县市。援疆的趋势正向合作、融合方向发展。今年5月8日，阿克苏河南企业家联合会成立，截至目前，据统计，登记在册的河南籍在阿投资企业62家，总资产约17．4亿元。 豫疆牵手：共铸新的辉煌 新疆与河南开始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吸引数以万计的河南人一路西进，到新疆创业，支援边疆建设。 记者从河南省驻新疆办事处了解到，目前在新疆的河南人共有360多万。新疆河南商会会长许时瑞说：“可以说，在新疆每5个人中，就有1个河南人。” 据了解，河南籍的中小型企业至少有2万家，个体企业有几十万家，规模很庞大。做大做强的有几十家，十几个亿资产的企业也有，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几千家。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下面的月明楼市场的个体经营户全部都是河南人。 2005年8月，新疆河南商会在乌鲁木齐成立，来自河南泌阳县的许时瑞当选为会长。1966年，20岁的许时瑞进疆，在当时的米泉县井冈公社搞规划及工程建设，并很快从家乡带来200多名“泥腿子”在乌鲁木齐承包建筑工程。2000年，许时瑞将旗下公司改制成集团公司，从此步入高速发展轨道。 “商会就是起到一个桥梁作用，”许时瑞说，“商会成立不久，就有一个河南籍的香港黄巢企业集团到新疆找到商会，我们领着他在乌鲁木齐的米东新区投资可视电话，乌鲁木齐当场零价格土地出让，拨了1000亩土地给他。随后是洛阳新安陶瓷集团到那里生产高档洁具——这种洁具新疆还是空白；随后是永煤集团，把新疆哈密的煤炭的分布弄清了，意向已经达成，马上要来投资……” 陈云程揣着20元钱和一沓行医证件在喀什创办天泉医院，来自河南商丘的王洪社持续不断地捐款修建“河南路”、“河南希望小学”，并因此被喀什人称为“王河南”。 在西北大开发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河南人选择了西进，进疆创业，支援边疆建设。许时瑞会长介绍，据初步统计，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的河南在疆企业及河南籍人士创办的企业有7000多家，注册资金300万元以上的有120多家。这些企业已经或正在成为建设新疆的重要力量。 “事实证明，闯新疆的河南人没有给家乡人丢脸。”王洪社说。 许时瑞、王洪社们正在成为援疆的新的支撑力量，他们的创业史正是1956年故事的延续，而这种故事仍在向未来延伸，再延伸。 记者手记 其实，他们很想家。采访结束，就要离开新疆时，一位河南籍老人拉着记者的手说：“其实，我们都很想家！”话音还没落地，泪珠就滚落下来。 1956年至2006年，整整50年。50年的艰苦创业，让一片荒凉的戈壁滩变成了一个花园般的城市，也让当年的小伙子大姑娘们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青春已逝，华发早生。少小离家，老大不归。5万多名河南支边青年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边陲。青春的激情可以征服戈壁滩的荒凉，但花园般的城市却不能了却老人们与日俱增的思乡情。 “请转告家乡人，我们没有给河南人丢脸！”这是记者几天来听到最多的一句话。虽然韶华已逝，但他们都无怨无悔。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家乡人知道，这50年来，他们干得好，生活得也不错，很知足。希望有机会能回家乡看看，也希望家乡人能到新疆来看看，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听他们讲讲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家乡情，剪不断，理还乱。从踏上列车西去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以各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家乡情结。在离家3000公里的新疆，他们还有他们的儿孙都说着一口流利的河南话，唱着地道的《朝阳沟》和《花木兰》，他们甚至在新疆创建了自己的豫剧团。 当然，他们也同样爱着自己一手开发建设起来的新疆。高高的胡杨林里，曾经流淌着他们滚烫的青春；一望无垠的农田，也曾经被他们用汗水浇灌。从石河子到奎屯，从库尔勒到阿克苏，他们的足迹踏遍天山南北。 一次选择，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一个群体，重塑了一片土地的新生。最后，就用记者与一位河南支青老人的对话，作为“河南支青援疆50周年回望”大型报道的结束： “想家吗？” “想！” “后悔吗？” “不！”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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