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以户籍、婚姻状况区分合格购房者，侵犯了房地产商、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的购房权利

在2011年，为了应对“假离婚”突破政策限制，上海市对单身和离异人群作出限购规定，“单身上海户籍人士如果名下已单独拥有一套居住房，不能在购买第二套居住房。”这种以户籍、婚姻状况作为区分合格购房者的标准，违背了现代法治精神：买房首先是一个无损他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房产商愿卖、购房者要买，政府没有理由对此进行干预。而从法律形式上看，以户籍、婚姻状况作为限购手段，实际上是给购房者施加了额外的行政许可。

但是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许可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来设定，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但是上海市的这个限购令，既非地方性法规，也非政府规章，一纸通知就设定了许可，侵犯了包括房地产商、上海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的购房权利。 [详细]

政府作为婚姻关系的确认方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的强力维护者，却成为导致婚姻关系被利益支配而成为工具的破坏性力量。婚姻在本质上包含着夫妻间财产安排这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但政府的政策性措施却在夫妻间硬生生插入了一个政策影响因素。谁也不能回避“假离婚”的机会成本，你可以出台“限购令”、却无法祭出“限离令”。

荷兰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提出“制度性羞辱”的概念，即不羞辱和尊重公民, 在该书中，他大力提倡建立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弱者”。

当“假离婚”已经变成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共识，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政策制定，而不是反过来倒打一耙，横加指责，甚至想尽办法严惩之而后快。所谓“法不禁止即可为”，“政策性离婚”既不违法，也无关诚信，没有任何理由以任何借口实施“严惩”。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