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年中共中央在宋庆龄逝世后批准成立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唯一健在的成员李家炽先生回忆，1981年6月由邓颖超起草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第五条写明：邓广殷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1年5月，邓广殷突然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紧急通知和机票，让他即刻赶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庆龄病危。邓广殷是香港唯一受邀赶往北京伺候在侧的人。于是他每天去探视，直到5月29日宋庆龄去世。他参加了守灵、悼念等等活动。当年宋庆龄让他勿将遗嘱之事告诉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动结束，他只字不提遗嘱。国外来的亲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时廖承志让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他每天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直到邓先生母亲急了，问为什么不让邓广殷回来？写信向北京要人。于是，有一天，廖承志把邓广殷叫到家里，关上门，问他，有无宋庆龄的遗嘱？

　　显然，廖承志并未看到宋庆龄单独写给邓广殷的遗嘱。只是看到宋庆龄留下的备份文件，即她处置自己遗产的一份意见。邓广殷答，有的。但他未带在身上，也不准备出示遗嘱。

　　廖承志问邓广殷打算怎么办？

　　由于邓广殷事先并无思想准备，便顺口回答：“要不捐给国家？”

　　廖承志马上说：“好，你把这个意思写下来。写个捐赠报告。”

　　邓广殷表示自己不会写，也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帮忙代写。

　　于是，廖承志十分麻利地拿起笔纸，当场拟就一份草稿，很快，也很短。廖承志要求邓广殷依葫芦画瓢，马上照抄一遍，并签署名字。

　　随后，廖承志立即收起邓广殷签过名字的捐赠报告，告诉邓广殷可以返回香港了。

　　我问邓先生，是否将草稿或捐赠报告留下一份？

　　他说都没有。当时这一切是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自己稀里糊涂，没想很多，只记得草稿、捐赠报告等等都被廖承志收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本能告诉他，宋庆龄家里这么多藏书，分别放在北京和上海，他根本带不走，也无法搬回香港家里，捐给国家是最妥善的办法。他至今都不认为自己捐出宋庆龄赠给他的藏书，有多么的了不起，也从未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出过任何要求，甚至至今没有看到宋庆龄送给他的全部书籍。为此举办的捐赠仪式也是事后由时任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康克清主动提出，并且坚持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她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对邓广殷太不公平。

　　当我问及邓先生当年收到宋庆龄给他的遗嘱时心情如何？他满怀深情地表示，宋庆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伟人！1975年，在接到宋庆龄那封关于遗嘱的信时，他十分紧张，也十分感动！他被深深地震撼！不是为得到宋庆龄赠予的藏书，而是为宋庆龄在危难将至的紧急时刻，不慌、不乱，表现出的勇敢，以及始终与人民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邓广殷认为，在紧要关口方显现人的品质。当大地震即将来临时，宋庆龄选择了与人民同在。她明知危险，却临危不惧，泰然安排后事，显示了她一切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体现出她沉着坚定的意志。这一点令邓广殷十分钦佩，难以忘怀。他说，关键时刻，宋庆龄表现出的是她一生具有的伟大人物的高贵品德。

　　至于宋庆龄给他的那份遗嘱，邓广殷认为体现了宋庆龄对他的情谊和她的一贯为人，即从不忘记别人给过她的帮助，真诚地向每一位帮助过她、为她做过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