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菜”、“斗地主”、打麻将、聊天、看视频……这些网上娱乐活动让人心情放松。但是，如果这些行为发生在上班期间，前来政府部门办事的群众会作何感想?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干部整天混日子，工作效率低下，存在“庸、懒、散”现象。“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过日子”成了某些“庸官”的生存法则。

“庸、懒、散”现象遭到民众诟病，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正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着力破解的难题，例如湖北省武汉市就开展了“治庸问责”活动。

在不少人心目中，庸懒散不过是个作风问题，顶多是个纪律问题，和犯罪扯不上边。但是，武汉市工商局原副局长熊俊因滥用职权被判刑成为“治庸问责”的反面典型(本刊9月11日曾报道)却告诉我们:庸懒散离渎职犯罪并不远。

庸懒散和渎职犯罪有时仅一步之遥

上班时间上网玩游戏、迟到早退、擅离职守、串岗闲聊，这些庸懒散行为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教授看来，离渎职犯罪有时仅有一步之遥。

“庸懒散和渎职犯罪很远，也很近。”曲新久说，“很远，是指庸懒散行为如果没有产生不良后果和重大社会影响，可能就没人追究。很近，是指庸懒散行为如果导致严重后果，比如说造成5万元以上经济损失，或者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当事干部就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事情就这么简单。”

“老百姓对党政机关和公务员队伍印象最差的就是庸懒散。”国家行政学院学教授杨小军表示，“现在发生的矛盾纠纷，包括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少都是因为老百姓的诉求没人管。这些诉求起初大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助力车要上牌吗。就是因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相互推诿、久拖不决，或者是形式上解决、实质上不解决，最后小事拖成了大事，乃至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过日子”，这的确是某些部门“庸官”的生存法则。近日，随着武汉市工商局原副局长熊俊因渎职犯罪被问责，庸懒散问题成了当下舆论关注的热点。

2008年初，时任武汉市工商局武昌分局局长的熊俊，在收取他人好处后，擅自决定在国有划拨机关办公用地上违法建设“工商苑”商住楼，并于2011年1月擅自对外销售获得卖房款480余万元。今年8月10日，熊俊因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零六个月。

记者了解到，2011年初，武汉市在干部队伍中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出了问题无人负责，以及存在得过且过、不思上进、不求进取的精神状态，从而改善发展软环境。当年4月10日，《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正式出台，规定被诫勉谈话或受到通报批评的，当年不得参加评优评先，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治庸问责”一年间，武汉共有812名公务员被问责，其中局级干部16人，处级干部149人。熊俊便是武汉市“治庸问责”第一案的主角之一。

近年来，中国多地都掀起了“治庸问责风暴”。除了湖北，山西、湖南、江西等地，也出台了不同的治庸举措，向庸官懒政开刀。如从2010年8月开始至11月底，山西省开展“严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检查行动，一批“享乐官员”因上班期间吃喝玩乐被查处;一批“权力寻租官员”因吃拿卡要被问责。据统计，共有421名官员被处分，30名官员被摘“乌纱帽”。2011年4月，湖南省出台《关于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理办法》，问责“懒政”行为，并规定严重者将免职。

对官员渎职未达到零容忍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名因发生三鹿奶粉事件被记过处分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官员升职。虽然他的复出和升职符合《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但是，公众依然表示质疑和不满。

“这说明管理层与公众对干部渎职在认识上存在差异。”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罗猛表示。

按照规定，庸懒散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危害才构成犯罪。“他的庸懒散跟造成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有很好的证据去证明，这很难。”罗猛说，“而且，很多干部在工作上造成不良后果后会找出各种理由、借口去推脱责任。而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管理层面，对干部渎职又没有达到零容忍。”

现实中，司法机关在查处渎职犯罪时，经常遇到发案单位说情或袒护干部的情形。“很多单位觉得这个人可能工作不太负责任，没有尽心履职，偶尔一次不小心犯错，这是谁都可能犯的错误。”罗猛告诉记者，在发生渎职犯罪案件后，问题干部所在的单位往往通过各种方式为问题干部说情，影响案件的查处;案件查处后，他们还要求从轻处理问题干部，甚至一直留用问题干部。

激励机制缺乏导致庸懒散盛行

在受访专家看来，管住庸懒散主要是一个政府管理的问题。

“不少人认为，政府机关工作岗位存在庸懒散现象出不了什么问题。其实，这是大问题。”曲新久说。

曲新久认为，政府部门设立某个岗位可能存在两种理由，一种是没有这个岗位，就可能造成某项管理职能缺失，会造成损失;一种是如果没有这个岗位，相关干部就没有收入。曲新久表示，像媒体报道的吃空饷事件，说明那样的岗位有没有是无所谓的，原则上应该裁减。

职务犯罪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不作为、假作为、弱作为导致的。毋庸讳言，现在相当一部分干部在工作中缺乏工作的动力。“当前庸懒散现象为什么这么严重?我做过一些调查研究，我觉得我们可能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看看助力车要上牌吗。”杨小军认为。

“从大的背景来讲，干部从事行政管理、社会管理、行政执法的动力，过去是靠信仰，所以，老百姓的事他都会上心去做，尽管以前的激励和监督制度也不够健全，但干部在工作中普遍是尽心尽力的。”杨小军指出，当前在社会转型期，一些干部的信仰逐渐淡化，工作缺乏理念支撑，表现在工作上就是他们中有的唯权是图、巧言令色、世故圆滑;有的心浮气躁、不思进取，工作上敷衍了事、庸碌无为;有的拉拉扯扯、欺上瞒下;有的贪图享受、奢侈浪费;有的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漠不关心，工作办法简单粗暴，甚至肆意欺压群众。可以说，这样的庸官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从正面讲，是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我凭什么要去干啊，我不干不是一样吗?从反面来讲，即从非正当途径来讲，就是无利他就不干。”杨小军说。

在杨小军看来，目前推动公务员干事的动力不外乎三个:“一是内部考核激励机制。很多地方和部门都规定了十分详细和完备的考核规定，各单位也都有严格的监督检查机制，现在公务员干活基本上是靠这样的机制激励。二是人情关系。有人办不成事就托关系，找亲戚朋友，靠人情关系去推动公职人员办事。三是权钱交易。要办事就得拿钱，没钱就不办事。”

很明显，第一个动力是正当的，后面两个动力是非正当的。实际上，虽然第一个动力法律上是合法的、伦理上是正当的，但在专家看来，这样一个从上到下的管理激励机制，实际上很难持续地发挥作用。

“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地方治庸治懒都是内部激励机制的一种形式。它有两个缺陷，一是因人而异。这届领导这么干，那下一届呢?不一定。二是因时而异。领导要是榔头敲得多了，那么下面的人就干一干。领导不可能老在那里敲榔头，所以它的力量会递减。”杨小军指出。

治理庸懒散，须把监督权交给百姓

在一些干部理想信念淡化的当下，庸懒散是否成为无药可医的绝症?

有网民评论认为，“治庸问责风暴”把整肃吏治的关口从昏官、贪官前移到了庸官的环节，直接体现了政府全面提升行政能力的决心。大刀阔斧治庸，强调官员权力与责任的对等，不仅能直接提升民生福祉，更为优化城市公共治理水平注入内在动力。

“风暴”之下，不少部门的“衙门作风”明显改善。不过有专家指出，如何将“风暴”转成长效机制，还需要政府下更大的决心。受访专家表示，问题的关键是把治理庸懒散的监督权交给老百姓。

“治庸不能一阵风过去就了事。”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建平表示，“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内部监督外，让管理服务对象监督管理者，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治庸、治懒。”

“老百姓到政府部门办事，他可能理你，也可能不理你。”杨小军表示，如果把监督权交给到政府部门办事的群众，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官员，要有两心。一是要有感激之心，要知道感激父母、组织对自己多年成长的培养。二是敬畏之心，对手中的权力要有敬畏之心。既然是公权力行使者，官员就应当用好公权力，而不是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罗猛表示，“作为一个官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很多，就要尽心工作，努力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