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明白，在草原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并非主角。

　　雨雾蒙蒙，天地之中，一群人，正聆听着诗歌。每一滴包裹着词语的雨滴，都表达着勇气。面对浩大自然，微乎其微的人，尽量不哭，尽量把每一件干巴巴的事情做得有滋有味。

　　文：丁燕

　　婚礼赛马风

　　在萨孜湖的日子，是牧民一年中最惬意的日子：将牛羊赶到草丛吃草即可，而人，要办其他季节不适合的大事：婚礼。草原上的习俗是冬窝子不办喜事。即便去年冬天已把媳妇迎进门，但也要等到来年夏天才办事。所以，米哈尔古丽家自上山来的一个月，接到了二十多个请柬。长方形薄纸，四周装饰有花边，文字从右往左，密密麻麻。她用手指着虚线下一行字说：8月1号的婚礼上要赛马。她补充说，婚礼上赛马，已经成风了。

　　他猛然从毡房门口钻入，模样显得很突兀：黝黑壮实，虽不会汉语，可讲述一连串哈萨克语时，浓密得几乎连在一起的眉毛飞扬着，眼神明亮狡黠，他就是著名的驯马人：43岁的萨纳提，喀拉乔克村牧民。他的一匹15岁的白色赛马有个很好听的名字：白鸽子。自6岁起，这匹马便成为职业选手；到8岁时，已参赛85次，为主人赢得八头大畜，两辆摩托车，名震萨孜湖。

　　萨纳提说，好赛马在比赛前不能见人，否则，马会慌，影响比赛心情。据说，白鸽子很瘦弱，和普通马没什么太大差别。但旁边村民补充说，只有驯马人的眼睛，才能识别出千里马。早在白鸽子在它的马驹时代，萨纳提就看出它的非凡。它是匹公马，且被去势(阉割)，萨纳提即刻买下它。白鸽子的父亲是白色的，母亲是棕色的，它随父亲，浑身雪白。驯马有很多讲究的，但这是驯马人的看家本领，萨纳提不愿多说，我也不好多问。

　　萨纳提平时根本舍不得骑赛马，只愿它将全部精力发挥在赛场上；上场时的骑手是他12岁的儿子别尔根(参赛骑手的体重须在40公斤以下)。别尔根是老骑手，7岁就开始骑马，一上马，就和马黏在一起。白鸽子常把第二名甩出50米或100米。有人要用10万元买白鸽子，萨纳提不干。弟弟的儿子要结婚，对方的亲家说什么都不要，就要那匹白鸽子。弟弟来求他，他想了想，忍痛答应。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自从白鸽子换了主人，整整两年，它没拿到过一次第一名。亲家就把马还给了萨纳提。看到白鸽子回来后，萨纳提抱住马头流下眼泪。一月后参赛，白鸽子又跑出第一名。

　　剽悍消失在离开马之后

　　在萨孜湖草原，养马之人分为三类：一类为家有长者(老人依旧保持拿马当坐骑的传统习惯)；另一类，专为将马宰杀后做风干肉、灌马肠或卖马奶、马肉。一公斤马奶卖8元，马肉和马肠子的价格年年攀升。据说，在新疆，每年至少有上万匹马被吃掉；第三类，转为赛马而养—有婚礼必有赛马，对获胜者的奖励，大到皮卡车、摩托车，小到牛、羊。

　　攀比之风在草原日盛，谁家在赛马时设立的奖项越丰厚，谁家就会获得“威望”。糟糕的连锁反应是：很多人贷款买来摩托车，作为赛马奖品，只为撑面子。为逞一时之强，许多牧人之家连续几年缓不过劲来(这片草原真正的富户没几家，多数牧民的收入中等偏下)。为此，县里专下红头文件，明令禁止赛马时奖励摩托车之类的大件，故现在，第一名的奖励为马(一匹大马价值5000元，相当于一辆雅马哈)或其他大畜，第二名得两岁公牛，第三名得绵羊，第四名得山羊或马鞍子，其余得毯子、毡子。

　　马曾带着草原部落的先民开疆拓土，取得过超乎寻常的位置，现在，这个维系游牧社会最基本的分子面临着被替代的命运。以前一户牧民要养二三十匹马，随着摩托车的普及，现在不养一匹。马不再是让牧民骄傲、信赖的家庭伙伴。马的嘴很刁，不像驴那么口粗，马料价格日渐暴涨，若想在草原上看到人马两帅的情形，已是稀罕事。

　　草原是个严峻的循环世界，如果一个环节出现纰漏，断起来，远比连接上更容易。那些和马相随的自由、率性、刚强、敞亮之感，也将不复存在。马是通人性的，和机器不同。马的体温，马的汗腺，马本身内蕴的不羁，皆无法和由铁皮、汽油、发动机组成的摩托车画上等号。随着马影远去，那些靠技能著名的牧人，也将逐渐消遁于传说中吗？那些关于套马、叼羊、马鞍的传说，似乎已成为下一代观摩的博物馆之物。像我这样的人，难道将成为最后一代牧人被时代的潮流更迭替换掉的目击者？ 我突然想起酒—那些喝得烂醉的男人，他们的剽悍之姿，是从离开马之后，才消失的。

　　抢婚与分家

　　在草原，结婚后就要分家。米哈尔古丽因自己有工作，结婚时只分到一头牛；她的大嫂子分到牛马共十一匹；小嫂子是抢婚来的，后来也分到两头牛、两匹马、十只羊和一辆摩托车。我吃了一惊：抢婚？！(传统的哈萨克族青年结婚，须先经双方家长为儿女定亲，再完婚，程序严谨有序)她笑起来：“抢婚的，彩礼给得更多。”

　　她说：“现在的年轻人结婚较早。即便结了婚，如果闹了矛盾，也会提出离婚。老人们说年轻人把婚姻当儿戏，把他们一辈子攒下来的东西都折腾光了，可孩子们却想，过不好为什么要凑合。大多数年轻人初三毕业后不再升学，男孩帮家里放羊，晚上没事，就去帐篷商店喝酒，看到女孩就猛追；女孩子叛逆心更强，不甘心在家里做饭，女孩跟着男孩逃婚，在外面躲上十几天，待两边家长商定后，再回家。”

　　我问她，哈萨克族女子在家庭的地位如何。她说：“很高。如果一只羊和丈夫谈好了550元，但他的媳妇不愿意，要卖600元，这买卖就一定做不成。如果家里有老人，一定是婆婆做主。”

　　哈纳特提着熏得黑魆魆的羊头进来时，米哈尔古丽指着他笑着说：“他还替家里的弟弟撂过帽子。”我不懂什么是“撂帽子”。她说：“如果自己的儿子抢了人家的女儿，父亲就会央求周围的老人去女方家说情，女方家会放出狗来咬人，会派人骂。可男方家的人还是要反复上门赔罪。三四次后，女方的父母会带话问女儿是否自愿的，再和男方父亲见面。一见面，男方父亲就把帽子摘下来，撂在地上，请求原谅。如果是哥哥抢婚了，那弟弟也要替哥哥撂帽子。之后，女方父亲问男方父亲要彩礼5万(或五头牛)，男方说2万(两头牛)行不行，最终协商到3万(三头牛)。”

　　米哈尔古丽用手一指毡房外，说远处那个由小汽车、面包车、大卡车、摩托车围成圈的地方，就在举行婚礼。我说我不认识他们，能不能参加婚礼？她说，你走进任何一座毡房，只要坐下来，就会有馕吃，有奶茶喝。

　　新时代的新郎新娘

　　我跨过小河，独自走向那里。半小时后，走到毡房前。我穿得有些少，冷得浑身打颤。一打听，是迪娜拉要嫁给卡斯提。虽然他们两个我都不认识，但我还是一低头，钻进一座毡房，看到块空地，就盘腿坐下。环绕成一圈的，全是中老年男子。在我身旁的大叔，掰了块馕塞给我，往茶碗里倒上奶茶，一个劲说，喝、喝。一口气喝了三碗奶茶，吃下一块馕，体内才算有些热力。

　　走出毡房，草地上红色汽油发电机嗡嗡作响，红砖砌起的炉灶上，一溜烟，搁着15个茶壶，亮晶晶反着光，旁边是五六个半米多高的白色塑料大水桶；邻居大嫂们当临时招待员：头巾、西装、筒裙、黑皮鞋，腰间系同一种规格的围裙(白底、粉边、红花、绿叶，缀白口袋)。妇女皆深目阔脸，双颊泛红，眼纹深刻，戴耳钉、项链、戒指。男人则蓝衣蓝裤，或戴花帽，或戴西部牛仔礼帽，或戴黑色、红色鸭舌帽。

　　摩托车越聚越多，搭在车座上的棉垫或毡垫、皆颜色艳丽(如过去骑手装饰马鞍！)。它们的主人将矿泉水瓶一割两截，盘腿草地喝啤酒；骑马而来的中老年男子仅五人，盘腿坐在车轮旁，大腿上搁着马鞭，左手夹烟卷，右手玻璃杯摇晃着啤酒。远处，一身运动装，戴花帽的小男孩才是真正的骑手。他们慢腾腾聚拢，轻盈下马，将马拴在一起，共七匹。赛马鼻孔喷着粗气，不断挪动脚步，不像摩托车那么规矩，它们更像是草原的附属物，而不再是某种精神的寄托。它们活下来，全靠娱乐。骑手和驯马手将在赛后炫耀它们的速度，像展示自己新买的衬衫—速度成了件小事。在遥远的过去，生死对决的战场，马和战士融为一体，用速度铸就辉煌历史。现在，马成为生活的调味品。那些汇聚在马鞍上凸起处的一点银光，像闪着磷火的雪绒花，浓缩着整个冷兵器时代。

　　两个男子走来，皆蓝西装，红领带，戴鸭舌帽，分不出谁是新郎。一问才知道，高一点的那个是卡斯提，新郎的帽沿上饰有一圈银钉，帽子右侧绣着白色的Y-3，在黑底的映衬下很明显。他25岁，皮肤黝黑泛红，笑起来，眼尾纹已很深，右手无名指上，银戒熠熠闪光。几分钟后，新娘自毡房里被簇拥着出现：白色束腰纱裙，腰部缀多个玻璃水晶，裙摆盖住脚背，饰有树叶和花朵形状，错落点缀银亮片。透过头纱，可见新娘盘起的发髻上插着粉红头花，脖颈挂水晶项链。

　　每一滴包裹着词语的雨滴

　　婚礼即将开始：音响里传出冬不拉弹唱。歌手30岁左右，褐色西装，头发向右偏分，怀里的琴缀着团猫头鹰羽毛，比平日所见的更蓬松宽大，随风摇摆，像在应和主人歌唱。他的身旁站着高个男子，将话筒举起，对在他的唇边。在歌声的开场白后，新娘的头纱被挑开，随后，戴花帽，穿红西装的主持人出场后，婚礼正式开始。

　　先是撒糖。很有仪式感：三个老太太兜着一块布，弓着身子，抓起一把用力抛出，喊一声哎呦，小孩子们忙四处捡拾。有个老太太撒完糖，就站在场子中央擤鼻涕，再晃悠悠返回椅子，每走一步，都像在搬运一座大山。主持人将话筒对准老人们，在风中传出的讲话语调绵长，类同吟诵。有个老人对着麦克风太多激动，止不住咳嗽起来；而另一个，戴墨绿色绣黄花帽子的老人，则颤巍巍从怀中掏出一页纸，对着念了起来……这时，人群中钻出个酒鬼，老人每说一句话，他就开始举手做大幅度夸张动作，等老人结束时说，安拉，艾克拜尔时，酒鬼亦发出超大声调，夸张重复。

　　等到下一位老人时，半空中的云已聚成团，撒下细雨，可人群却纹丝不动，根本不散，在细雨中坚持着。新娘的婚纱显然有些单薄，伴娘为她撑起一把伞。小孩子们照旧打闹，跑动，对变化中的天气熟视无睹。那个烧茶的妇女，端坐在炉火旁，看守着十五个茶壶。

　　一蓝西装男子上场，人群发出嗡嗡声。他偏分着的头发梳得很整齐，浑身洋溢着知识分子味道。伴随手势，他开始朗诵诗歌：起伏跌宕的语调，从麦克风中迸出，回荡在草地上。那不是一个普通之人的喉咙发出的语调，而是遥远的祖先通过一种仪式，在为子民训诫。诗人的朗诵很长，持续十分钟。他不断翻页，诱发出七次掌声，最激烈的鼓掌者，是手持马鞭的伴郎。

　　青年知识分子退下，上来个中年男子，凸着圆圆的大肚，蓝色便帽，T恤衫，黄坎肩，风格豪放。不拿稿纸，手举麦克风，开口就说。语速奇快，语调激烈，如旋风刮过，一句赶着另一句。兴致所至，他居然围着场子转起来，一边高声朗诵，一边向观众侧身，掷去猛烈眼神。他怒吼，他激情万丈，他将声音咆哮出来。高潮时，语调中居然出现哭腔。他闭着眼睛，浑身向内缩成一团，然后一跺脚，猛地打开自己，将眼神射向远方，手指用力一指。我看到他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化身成另一种存在。他成为茂盛感觉的代言人。他提醒着，将同情心重新归附于并不相干的事物之上，激发出阵阵掌声涟漪。

　　我终于明白，在草原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并非主角。

　　雨雾蒙蒙，天地之中，一群人，正聆听着诗歌。那些我陌生的词语裹挟着风中的雨滴吹来，像整个草原袭入我的身体，想让我崩溃—此刻，我那么羸弱，而它那般强大！每一滴包裹着词语的雨滴，都表达着勇气。面对浩大自然，微乎其微的人，尽量不哭，尽量把每一件干巴巴的事情做得有滋有味。

　　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感觉落在颊上的雨是温的。

　　作者系知名诗人。现居深圳

　　甘陕：青翠的“羊皮袄”

　　据说，贾平凹曾做过这样的比喻：红军在子午岭打游击，就像虱子躲在羊皮袄里。面对那片青翠苍莽的“羊皮袄”，我脑子里的“黄土高原”被彻底颠覆了。当然这不能全怪张艺谋，只怪自己知识太贫乏。我也相信不少人对黄土高原的认识有着我一样的片面和贫乏。

　　文：千里光

　　10月下旬去了甘肃、陕西。这已是年内第二次走进西北，上回去在5月，正是春意盎然时，黄土高原麦苗青青，果树葱绿，和想象的黄土地大相径庭。我知道，那一定是张艺谋电影看多了，提起黄土地便是满目荒凉─那里寸草不长、滴汗成烟；那里风卷黄土，遮天蔽日；那里的老乡一年难得洗一回澡……

　　尤其从甘肃的庆阳到陕西的延安，一路在植被茂密的天然森林间穿梭，才知道还有这么个绵延 4000公里、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林海─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子午岭。因与地球本初子午线方向一致而得名。子午岭是古代轩辕黄帝氏族部落的起源地，也是当年陕甘红军的根据地。据说，贾平凹曾做过这样的比喻：红军在子午岭打游击，就像虱子躲在羊皮袄里。面对那片青翠苍莽的“羊皮袄”，我脑子里的“黄土高原”被彻底颠覆了。当然这不能全怪张艺谋，只怪自己知识太贫乏。我也相信不少人对黄土高原的认识有着我一样的片面和贫乏。

　　还有对黄土高原本身的认知─原来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地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奇特的地貌，它们由一张张“台子”组合而成，“台面”平展的为“塬”，狭长的为“梁”，馒头状的为“茆”，四周是陡峭的悬崖，海拔有一千多米。阿宝唱的西北民歌《圪梁梁》中有那么几句歌词：对畔畔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那就是咱那个要命的二妹妹。你在你的那个圪梁梁上哥哥我在那沟，看中了哥哥妹妹你就招一招手。白领领的布衫衫穿在妹妹的身，哥哥要出门想你见不上个人。你在你的那个圪梁梁上哥哥我在那沟，看中了哥哥妹妹你就招一招手…… 一个在梁上，一个在沟底，可望不可即。在那个通信基本靠吼的年代，招招手也就算搞掂了。否则等哥哥从沟底爬到梁上，白天早已经成了黑夜。塬的面积都很大，少则一两个平方公里，大的有几十个平方公里。等于在一千多米的高空架着一块块硕大的可以起降飞机的平地，真够壮观的。

　　这回去甘陕，几乎经历了两个季节，出发时上海的气温近20摄氏度，傍晚到达庆阳，只有零下3摄氏度。要命的是两天后去下面的一个县城，住的当地政府招待所，安排进房间后被告知室内空调坏了，取暖只能靠电热毯。奇怪的是一个层面的空调竟同时“坏”了，而且找不到遥控器。估计天冷用电量激增，只好限制开空调数量了。只是当地人悰性敦实，想说不让开又不好意思，便随便找了个借口。只是破绽太明显，被我们称之为编得太粗糙。

　　“粗糙”是我们这一路上用得最多的一个词。确实，无论住的、用的，还是吃的，几乎随处可见粗糙的痕迹。比如一家新开张的自称“五星”级的宾馆，浴房的圆弧玻璃门老是沿滑轮倒退，怎么也关不拢。只能一手抵住，单手洗澡。好玩的是其他房间竟都遇到同样的尴尬，真让人哭笑不得。要不是那楼在向一边倾斜，便是安装、验收都太马虎粗糙了。再比如，当地的小米稀饭都非常稀，95%为水。这倒没什么，传统习惯如此。不像南方人煮的稀饭，比较稠。然而当我们喝到被服务员高声吆喝为“有牛奶”的那桶白色液体时，真想提醒一下服务员，那其实只是貌似牛奶的“水奶”。但见四下的本地人，一个个咕噜噜喝得有滋有味，我们忍不住又要说“粗糙”了。

　　只是，所有对“粗糙”的抱怨，都很快化作了旅途中短暂的笑资、一段助兴的插曲。记得央视名主持朱军曾说过“我是一西北人，其实挺糙的”。所谓“糙”除了粗糙，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溶化在血液中的随遇而安、吃苦耐劳、侠骨柔情，以及为朋友甘愿赴汤蹈火、不到黄河心不死、天不怕地不怕的热情、豪爽和厚道。而这些正是我们一路所亲身感受的。

　　在甘陕，还有不少人住在窑洞里，其中大多是老人，他们住惯了冬暖夏凉的窑洞，不想搬进新建的楼房。那些窑洞一眼看上去是那么土─没办法，它们确实就是土的世界，地是土，顶是土，除了门和窗，四周还全是土可说是家“土”四壁。窗户只能开在门一边的那一点地方，是家里唯一的透光的地方，炕也就架起在窗下。那是家的活动中心，睡觉、打牌、看电视，还有小孩子做功课，几乎全在炕上了。我们每跨进一个老乡的家，听到第一句话总是“来，炕上坐。”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风尘仆仆身上有多脏，也不在乎你是怎么看这土得掉渣的炕，因为炕下点着火，炕是暖的，他们宁可自己站炕下冻着，也要让素不相识的客人暖一暖身子。

　　这让我想起庆阳环县八珠乡的一位叫李凤存的农民，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在自己家的窑洞招待过彭德怀、李富春、邓小平、肖劲光、左权、聂荣臻、习仲勋、陈赓，据说，我们的十大元帅和大将大多住过他的窑洞。他管吃管住管养病。那个简陋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可是，在当年，只要有这么个窑洞，只要有个烧着火的暖暖的炕，就足够让我们的中共职业革命家有“家”的温暖了。要不是有无数个像李凤存的老乡，甘愿为自己所认准的“朋友”两肋插刀，奉献一切，很难想像当时我们的红军能走出“羊皮袄”，并迅速走向全中国。

　　一路陪行的是当地的一位女书记，挺拔得像个模特。她不无歉意地向我们解释，实在资金有限，修不起这条路。不时有一辆辆拖拉机满载着玉米迎面驶来。窄路相逢，不由暗暗叫苦，因为只要有一辆车走得蛮一点，对面的车又不肯相让，这整条的路也就死翘翘了。但是，竟一路相安无事。没有抢道，没有堵塞，有的只是相互谦让和帮助。我们的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模样有点憨，他并不因为车上坐着当地的父母官而开得随心所欲，该停的停，该让的让，还几次跳下车，给需要帮助的对方出力、出主意，弄一身泥浆。女书记没丝毫责备他多管闲事的意思，反而在他回车上时，轻轻问一声，没(mo)事吧？一条如此不堪的土路却开得有惊无险、秩序井然，还开出了脉脉温情，不得不让我由衷地感叹：多好，甘陕的百姓！

　　十月的甘陕，秋色正浓。走进秋色中的甘陕，面对千沟万壑，我们一下子会觉得心胸开阔许多，忍不住也像阿宝似地吼上一嗓子，信天游，或者陇东道情，不一定能拉多高的音，但就是爽，或者就像朱军说的，感觉自己也“糙”了。

　　作者系上海知名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