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没卖成，却再次在社会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又一轮关注。

　　杨支柱说：“社会抚养费这块，处理结果比我这个更荒谬的比比皆是。”

　　根据他的调查，目前各地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十分混乱，收法复杂，弹性极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标准是6至40倍。”

　　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在出生行为发生地、经常居住地、户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儿发现地，都可以征收这个抚养费。尽管管理办法规定：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释：“有的省市以夫妻为一个单位收，有的是夫妻两头分别征收……不同省市加起来有上千种可能性。这样一个东西，那你说他收了多少钱，除非你每笔钱都记账，否则你没法估算。”

　　据杨支柱说，这次行为艺术过后，北京有关部门的人到他家里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负责人甚至还特地请他吃了顿饭，一起喝了两瓶牛栏山，目的只有一个：别再上街。

　　如果不是因为“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那些学术论文有什么好写的，又没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学术。”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的。”杨支柱说。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

　　但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孩子还小，我会等到上户口那天。”

　　“我很正常”

　　杨支柱并非国内首位超生的老师，但由于他教授民法，又并不愿意“管好自己的嘴”，才一下子让自己的家事走入了公众视野，引得舆论的不断聚焦。

　　与杨相熟的学者丁东断言说，“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说是杨支柱策划已久的”。他认为，无论是在怀孕前、怀孕中还是生孩子后，杨支柱夫妇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动人口政策调整。

　　丁判断的理由是，作为学者的杨支柱，以前关注的领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权等问题。杨支柱还曾创办过问题与主义、学而思网站，“孙志刚事件”发生时，他是取消收容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是三四年前他开始收缩战线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计生政策上来了，不但在网上写文章发表意见，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个案来推动人口政策的调整。”

　　2010年4月12日，中青政窦英才等五名教师就杨支柱生二胎受处分一事上书校领导，支持杨支柱“以言论和行动推进公共政策的改变”，并建议取消对他的处分。从而“为国家的人口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科学作出独特的贡献”。

　　不过，质疑、批判的声音也不少。

　　有人在他博客上留言，表示如果对法律表示不满，应该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而并非“以身试法”，更何况他还是法律系的副教授；也有学生对他受到的处分表示理解，“谁让他犯法了呢？”

　　在法治周末记者替旁观者抛出上述言论后，杨支柱说，作为一名法学老师，自己一直尊崇“法的精神”，而不会去理会与之相悖的规定。“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很正常”，他如是说，并几次把与他深有同感又不愿站出来说话的人比喻为“老鼠”。

　　杨支柱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其实他从小就很爱说话，并且经常在大人说话时插嘴，发表一翻锐评，为此挨了父亲不少骂。不过，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其他人眼中的坏习惯，并且屡教不改。

　　尽管成绩优秀，自己的父亲又是小学校长，但小杨支柱也没能和一些老师搞好关系，不时惹她们生气。不过，他和大多数同学的关系还比较好，可同时，又会常常和一些霸道、强悍的孩子发生冲突，“生产队长的两个儿子就各把我痛打了一顿”。

　　对于发微博要饭一事，杨支柱说妻子其实是不支持的，原因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处境会更加尴尬，“也担心我以后不去挣钱，靠施舍过日子。”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杨支柱说。

　　与丈夫稍有不同的是，妻子陈虹最希望在若楠6岁的时候，不再是个带着“特殊标志”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以普通中国人的身份进入学校。“希望那时候这场由她而起的争论，都成为历史的尘埃，消散在光阴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