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的张春好，将近1.78米的大个儿，正值壮年的他却十分虚弱，癌症晚期的他已经放弃治疗。在逼仄的小房间里，他翻了翻那只橘色的小塑料盒，发现止疼的吗啡已经用完了。  在一墙之隔的主卧里，住着儿子。只不过一把紧扣的铁锁，将父子俩绝然隔开。他只剩最后的念想，用捐赠遗体的行动唤醒迷失的儿子，最大的愿望是能再熬一年，亲眼看到儿子考大学。

　　稀饭、吗啡和安眠药

　　去年春节前，张春好被确诊为鼻咽癌，发现时癌细胞已经转移至肝脏。今年的第一个月，张春好的妻子离婚后走了。而从医生那边传来的消息则说，张春好的鼻咽癌细胞又复发了，同时在他的锁骨里也发现了扩散的癌细胞。与癌症斗争了整整18个月，张春好经受了两次放疗，前前后后十多次化疗。“放疗就是把人放在灯下翻来覆去地烤。”张春好说，那滋味简直生不如死，就如同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在你的骨头和关节缝隙里细细密密地啃食。

　　在这些日子里，张春好总是独自一人去看病，这让他从来不敢住院。“别人病床前，总是围满了一大家子人，而我躺在病床上，只要还能动弹，吃喝拉撒都是我一个人自理。”张春好说，他不想面对周围人奇怪而怜悯的眼神。三个月前，张春好的医保被暂停，原因是他拿不出办理病退需要补交的12800元钱。没有了医保后，他自愿停止了全部治疗，只在疼痛得实在无法承受时，才挤公交车去医院开些镇痛的吗啡和安眠药。“每天自己注射两支吗啡，煮点稀饭，晚上10点睡觉前吞下4粒安眠药。”张春好说，因为是严控药品，医生不给多开，每次去只能带回够4天用的8支吗啡和十几粒安眠药。

　　体内的器官能用的都捐

　　算起来，癌症治疗18个月，医药费加起来已经花去了将近20万。这里面除了亲戚们凑的几万块钱，剩下的十几万都是自己的同学和发小为他募捐的。张春好现在住的60平方的丝绸厂宿舍，也是一个朋友免费借给他父子俩的。

　　“最后的日子，我没有亲情陪伴，只剩下友情，说起来做人还不算太失败”，张春好说，“我的后脑勺像是一刀齐齐切下来的，比较扁平，所以上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叫我‘扁头’。”自从“扁头”生病后，这间60平方米的小屋子就成了“爱心屋”。每隔一周，同学们就会拎着米面、奶粉、桂圆和红枣来看他。有时下楼去医院拿药，院子里知情的大爷大妈们，还会翻兜儿找出一百、两百的钞票硬塞到他手里。“他们每次都问我可在治疗了，我都点头说，‘在治，在治’”，张春好说不好意思再接受别人的馈赠，加重他人经济负担，“谁家的钱不是辛苦钱，谁家又没家没口的呢？”

　　如果他人能帮助我，一个濒死的人还能为他人做些什么呢？张春好说，这个念头从去年患病起就一直盘绕在他的脑海。在安医一附院治疗期间，张春好从医生那里打听到了安医大遗体(器官)接收站，他要把能用的器官都捐了。“我拿着遗体捐赠申请表，找我父亲签字，他不签，我就自己写了份遗嘱交给了接收站。”张春好说，在捐赠遗体的事情上，哪怕没有亲属同意，他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接收站的同志告诉我，有些亲属会在捐赠者死后，大吵大闹，阻挠捐赠。我在遗嘱里特意有写，‘捐赠遗体是我个人的意愿，希望家人能够体谅和支持’。”

　　只愿老天能让我再活一年

　　今年48岁的张春好，有着一个17岁的帅儿子。“他和我一样高，长得漂漂亮亮的，文笔特别好，给你们报纸投稿属于一投准中的。”张春好说，经历了放疗、化疗的痛苦，死对于一个癌症病人来说并不可怕，反倒是种解脱。但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他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份延续。

　　张春好说，自从他得了癌症，妻子又与他离了婚，儿子的性格就发生了大逆转，变得愈发寡言和暴躁。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上，上高二的儿子，除了语文一门及格外，其余学科一律亮起红灯。“没生病前，家里经济还可以，孩子吃好穿好，现在家里搞成这个样子，孩子也接受不了。”一说起儿子的变化，张春好就忍不住捂起脸，发出呜呜的哭声。

　　两个月前，张春好的儿子在自己住的主卧室房门上，扣上了一把铁锁。这把紧扣的铁锁，将60平方的小房子隔成了两个世界。“孩子暑假一回家就窝在电脑前上网，我跟他说什么他也不搭理我。”儿子的冷漠成了撒在张春好伤口上的大颗盐粒。这让拖着病体的张春好，只能整日与一台欠了费的数字电视为伴。

　　“不怪孩子，毕竟他也受到了伤害。”独自瘫坐在一张小木床上，张春好说，他只愿老天能让他多活一年，好亲眼看着上高二的儿子考大学。在记者带来的本子上，张春好写下了算是留给儿子的遗言：“好儿子，爸爸只想你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爸爸还记得我们以前的约定。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总是会翻翻你以前登在报纸上的大作，爸爸每篇都很爱读。就算有一天，爸爸不在了，请你记住爸爸永远会是你的忠实读者。——张春好 2011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