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日子里，汤玲玲也在发生着改变。“孩子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他们让我的心变得很干净。以前在厦门，多大的开发商我都会吼过去，现在对着这些孩子们说话，特别温柔。”

　　汤玲玲对孩子们的爱是有回报的。以前上课捣乱、讲粗话、总欺负同学的康康，成绩一直在进步，腰杆挺得很直；小妞考试第一次及格了，汤玲玲给她买了一个大大的熊娃娃，因为之前有一次考试用“目不转睛”造句，小妞写的是“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我买不起的布娃娃”；瘦小的“龙哥”偷偷告诉我们，他希望汤老师做他的妈妈，“有两个妈妈就更好了。”

　　作为几家公司的策划创意总监，汤玲玲的月薪曾达到五位数，她也享受着这份薪水带来的生活——喜欢名表，喜欢香水，喝好的咖啡和茶。如今，在山村做支教老师的她，依然保持着这些生活习惯，“几千块的咖啡壶我买不起了，几百块的还可以买。以前我喜欢的那些表可能都上六位数，现在戴个米奇的表也挺好。以前我是不喷香水不出门的，现在也是，贵的买不起了，买点白菜价的香水也是可以的。”

　　早报记者 史寅昇

　　公平地说，汤玲玲所在的大楼小学的条件在广西玉林的诸多村小里还不算太差，至少，教室有门有窗，孩子们也大多穿着厚实的冬衣。但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女孩来说，在这里生活一年，的确不是件容易适应的事情。

　　汤玲玲的宿舍位于学校二楼，就在她教的五年级教室旁不远处。她自嘲地表示：“这是三居室，最外面的这间是用来洗澡的，中间这间放东西，算是起居室，里面这间就是卧室。”

　　虽然广西的气温相对温暖，但一到冬天，村子里的温度往往比城市里低上好几度，这让汤玲玲很难适应。“窗子都是没有玻璃的，用塑料纸封上了，但还是有风钻进来。”而她睡的床也有多年的历史，一碰就散架，“我刚来的那天，想说把床移动一下，结果一动就全散了。这个木头还死沉死沉的，拿不动。当时我就特别需要一个男人，但整个学校我当时能找到的男人，没有一个超过十二岁。”汤玲玲不无自豪地表示，自己最后靠着一把锤子，硬是把床重新钉好了。

　　汤玲玲的“卧室”里，书桌上放着满满一瓶幸运星，下面压着的是孩子们的图画。她将这瓶星星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这是我在永宁小学捐了1498本书，孩子们就折了1498个星星给我，我特别特别感动。”而在书桌旁边，则是一个大大的旅行箱，箱子里装着各种零食，还有一盒蓝罐曲奇。“零食都是给孩子们吃的，我会给孩子们一点奖励，零食啦本子啦之类的。”

　　事实上，汤玲玲在去各个学校捐建图书室时，都会带上些糖果，分给孩子们。而见了生人往往有些害羞的孩子们，看到糖果就会兴奋蜂拥。“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吃糖，因为糖单卖的话，一颗要一毛、两毛。就算是两三颗糖，他们也会高兴得不得了。”

　　在“起居室”里，有一件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东西——一个电咖啡壶。它与一个净水器并列放在桌上，旁边是一面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立镜。“现在我不讲究那么多了，但是喝咖啡是习惯了，到这里还是要喝的。现在我买不起几千块的咖啡壶，但几百块的还可以买。”

　　喝咖啡的习惯，是汤玲玲保存着的习惯之一。她还保存着的习惯包括喷香水和戴手表。“以前我喜欢的那些表可能都上六位数，现在戴个米奇的表也挺好。以前我是不喷香水不出门的，现在也是，但贵的买不起了，买点白菜价的香水也是可以的。”现在，汤玲玲的背包里放着一瓶已经快喷完的“大卫杜夫”香水。

　　不过，与“大卫杜夫”相比，大楼小学的孩子们倒是更喜欢“六神”花露水的味道。汤玲玲会给孩子们闻闻香水的味道，得到的反馈是“臭臭的”、“像风油精”、“像洗衣粉”。这让她哈哈大笑。

　　汤玲玲坦言，在乡村小学生活了一个半月左右，自己才略微适应了这样的环境。“蚊子比苍蝇还大，能咬透牛仔裤，冬天都有。别的老师跟我说，这辈子见过最大的蚊子就是在学校，那不是咬人啊，那是吃人。还有就是水，我在厦门的时候自来水都不喝，喝瓶装水。这里的井水打上来的时候就能看到里面的脏，一开始真是不习惯，天天拉肚子。”

　　老鼠、蚊子和漏风的窗，这就是汤玲玲每天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