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房产腐败是以房产作为贿赂物品、赃款流向的职务犯罪，强调的是犯罪手段、对象或目的。它不同于房地产行业的腐败，后者强调的是职务犯罪的发案领域，是房地产开发环节的职务犯罪。

　　■随着房产价值的不断升值，以房产为犯罪对象或目的的职务犯罪不断增长。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共办理此类案件18件36人。

　　2月底一个星期三上午9点30分。空气中的寒意表明，春天并没有完全降临这个城市。在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附近的大街上，还穿着厚重冬衣的人们行色匆匆。

　　但是，在一家距离检察院最近的链家地产分店里，销售人员热情“温度”不减:“目前这套77平方米的一居室价格是450万元，而且只有这一套，你也可以考虑这套92平方米的，价格是530万元。是的，面积越小价格越高。房子是2002年的。这就不错了，旁边那些老楼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均价还每平方米6万多元。您尽早考虑吧。”面对记者的询问，他显得驾轻就熟。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当地的老住户。她懊悔地说:“当初刚到这儿的时候，房子才每平方米3000多元，朋友劝我再买一套，我还说哪有那么多钱啊!现在每平方米6万多元了，更买不起了!不如当初咬咬牙，就借钱买了。”

　　从每平方米3000多元到每平方米6万多元，同一套房子升值了多少?这样的升值放大，激起的不只是羡慕、焦虑和懊悔。

　　近年来，随着房产价值的不断升值，以房产为犯罪对象或目的的职务犯罪不断增长。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共办理此类案件18件36人。其中，2008年1件1人，2009年1件1人，2010年3件3人，2011年6件11人，2012年8件20人，增长趋势明显，亟须引起关注。

　　近期，海淀区检察院就近5年来房产腐败案件的特点、发案原因和预防对策进行了系统分析。

　　房产腐败呈现类型化

　　不论是以房产作为贿赂物品(权钱交易标的物)，还是以房产作为犯罪目的，房产可谓是职务犯罪的主要动机。在实践中，此类案件类型化特征明显。

　　其一是无房犯罪型，表现为涉案人员原本没有住房，为了解决家庭住房困难铤而走险，统计中有7件12人。这类案件涉案人员一般能坚持原则，唯独涉及房产时守不住底线，进而导致职务犯罪。

　　如某社区民警白某，从警30年并多次获得荣誉称号，一家三口一直租住在平房里。为了改善住房条件、获得经济适用房指标，他滥用职权将家庭成员的户口迁入拆迁范围内。正如白某在供述中所说:“因为收入微薄，一直没房。正好赶上拆迁，我想合法地拿钱，想用经济适用房指标。可后来性质就变了。”

　　其二是有房犯罪型，表现为涉案人员已有住房，只是贪图房屋的经济价值而实施职务犯罪。许多涉案人员有了房子想住好房子，有了好房子想要更多更大的房子。此类案件统计中有11件24人，占案件总数的62%。

　　王某、朱某夫妻二人都是国有企业高管，生活富足，但仍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多套房产。2007年，王某利用有权选择图形板供货方的职务便利，收受太原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出资30万元购买的海南省文昌县一套房产;2009年，王某、朱某欲购买北京市海淀区一处房产，以借为名再次收受杨某提供的150万元购房款。

　　腐败分子偏爱房产腐败

　　在海淀区检察院查办的房产腐败案件中，涉案人员不仅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还有工作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人”。其中，年龄最小的26岁，最大的62岁。

　　低年龄段人员犯罪是为了购买住房自住。这些涉案人员大多来自农村，名牌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普遍感到工资收入无法支付高昂房价。某城建研究中心数据室原职员陈某，在管理购房资格核验系统过程中，篡改个人信息使不具备购房资格的人获得购房资格，他从中收受好处费400万元。办案检察官了解到，陈某在农村长大，在北京求学，毕业后考取了公务员，刚工作三年就萌生了犯罪的想法，仅仅是因为他现有的工资收入无法实现买房结婚的愿望。

　　高年龄段人员犯罪则是已有住房，但为了获取更多的房产而实施犯罪。

　　在海淀区检察院查处的房产腐败案件中，政府职能部门、科研院校、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都有牵涉其中，主要涉及土地开发、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行业。

　　房产腐败虽然发案领域集中，但牵涉面广、牵涉人群多、风险隐患大。仅一起为了获得经济适用房指标的拆迁案件，就涉及街道办事处、公安局、非公企业人员等多种主体。

　　从涉案人员职务级别看，也呈“四面开花”的特点。统计中涉案的36人中，7人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1人为科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18人为未定级人员(主要包括行贿人、国有企业中的聘用人员、受贿共犯)。

　　记者注意到，房产腐败涉案金额普遍较高。近5年来，海淀区检察院查办的这类案件涉案总额为6853万元，18起案件平均案值为380万元，涉案金额高于其他类型的职务犯罪案件。由于房屋的巨大价值和升值潜力，腐败分子对房产的偏爱要高于其他物品。

　　房产成为重要的犯罪标的物，反映了职务犯罪的时代变迁和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名酒名烟是重要贿赂物品。随着改革开放，音响、录像机、彩电成为紧俏商品，也成为重点贿赂物品。1995年以后，汽车、现金成为主流，贿赂金额向大额发展，腐败分子贪污受贿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新闻不绝于耳。进入21世纪，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不断深入，房产成为重要的财富象征，房子开始不断出现在贿赂物品的清单上。

　　为了获得房产利益，腐败分子可谓不择手段，主要有五种表现形式:直接将房产作为贿赂物品纳入名下;侵吞公款购买住房;将公有房产登记为私人房产;以借款为名收受贿赂，购买住房;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形式购买住房。涉嫌罪名涵盖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等多种罪名。

　　房产升值成为腐败动力

　　恩格斯说过:“在商品社会，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就会有人践踏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就会有人敢冒杀头的危险。”

　　房产成为腐败分子青睐的对象，与房产本身的价值和升值潜力不无关系。近十年内，北京市房产价格已经翻了几番，其商业价值远远高于公职人员的正常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