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谁之害

　　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心梗，接受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费十几万元。据媒体调查，医院通过提高“设备收入比重”及“用药收入比重”牟利，医生享受不同比例的回扣。据悉，领导干部及医保，更容易成为“过度治疗”的受害者。（2月19日 新华社）

　　过度医疗之害，路人皆知。中国自古有言：是药三分毒，更不要说这有毒的药，还是用过度的。可就是这些口口相传的生活常识，在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医疗领域，却被置若罔闻。多年来，“过度医疗”积弊难除，根子就在于“以药养医”深藏其后，成为医疗机构牟利的最大冲动。

　　一切诚如部长陈竺在今年初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所言：运行多年的“以药养医”机制，是中国卫生系统这棵树上的毒瘤。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下，“过度医疗”在“以药养医”的魅影下潜滋暗长，几乎成为危害公众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甚至挤占公共医疗资源的“毒瘤”抗生素被大量滥用，导致超级细菌出现，容易引发急性肾衰或肝衰竭；肿瘤、重症监护被过度治疗，花数万上百万的治疗，结果其实只是“人财两空”；通过过度检查，或为规避药品收入比重过高，或只为免责乃至牟利，却全然不顾频繁的CT检查等对患者健康造成的强力损害……

　　而身陷“过度治疗”泥淖中的，却恰恰是那些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群领导干部及医保病人。这实在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本来，医疗保障设定的初衷，就在于让更多地人摆脱“看病贵，看病难”的窘境，让公众在医疗福利的公共政策兜底中，享有更有保障的医疗救助。却万万没想到，“以药养医”、“过度医疗”这些词汇，却成为这个体系的寄生虫，不仅让本该享受医疗保障福利的人群，在过度医疗中受到过量药物、仪器检查及手术副作用的过多侵蚀；而这些几乎毫无意义的检查及手术，却也意味着，另一些尚未被医保覆盖以及无能力承担过高医疗费用的人群，或因为检查及手术费用被推高而不得不放弃手术，或因为医疗资源被挤占，而不得不放弃自己必须接受的治疗。这可能是当下医疗制度存在覆盖及福利差异的结果，却也是“以药养医”带来的必然。

　　它不仅牵涉到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道德问题，也与整个社会的保障体制是否公平有关。正是在此意义上，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既有从个别地方到中央逐渐取消公费医疗的举措，也有实现医保全覆盖的努力。国家法定婚假。更重要的是，就如何革除“以药养医”这一积弊，在今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也指出了具体的改革路径：用总额预付、按病种、按服务单元、按人头等替代按项目付费。

　　就按病种收费而言，说白了，就是以病种为计价单位收费。比如感冒的治疗价格标准是五十，那么这笔钱就必须花到包治好，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无穷尽的过量药品使用，只为治疗一个小小的感冒。这只是改革的方向之一，却也是一些地方医疗机构就改变过度医疗、以药养医现状，进行过的有益尝试。

　　无论如何，“过度医疗”、“以药养医”是到了必须革除的时候了。虽然任何积弊的革除，都是多方角力的过程，也是一个打破既有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的过程。就废除“以药养医”而言，一些改革细节或有瑕疵，但却不能成为阻挡改革前行的理由。任何福利制度的重建，是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公平地享有社会公共资源，只有以此为准绳，才不会轻易陷在既有的格局里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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