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通过对人类文明史发展中政权巩固、经济复苏和改革等方面的简述，深入分析了法学是社会进步的坚实理论基础，显示了法学作为治国之道的巨大魔力以及在国家决策中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说明，只有认识和重视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更好地利用法学来指引和保障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关 键 词：法学 改革 国家决策 指导作用

　　近几年来，我们对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于决策的法律化，特别是对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没有过多论及。通过近两年的对法学理论的学习并结合工作实际，简单分析一下法学在国家决策中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

　　一、法学在国家兴旺发达的历史进程中的显现

　　几千年人类文明史表明：凡重视和发挥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国家，必然兴旺发达，甚至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即使面临严重的困难，也能迎刃而解，至少也能得到缓解。即使不同的社会制度，也无法违背这条历史法则。我不知道损害。

　　古希腊雅典共和国之所以在历史上受到赞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发挥了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人们不会忘记，正是梭伦立法给雅典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创建了奴隶制共和国，而且以财产特权与职位特权代替了世袭特权，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那样：“梭伦以侵犯财产关系的办法开始了一套所谓政治革命”（1）。这样，在宪法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人所有制。国家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土地财产的多寡来规定的，有产阶级既开始了势力，于是旧的血缘氏族关系的集团就开始被排斥了氏族制度又遭受新的失败。“我们当然更记得，是伯里克利立法把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制度推向了鼎盛时期，在历史上第一次确认了民众大会（奴隶与妇女除外）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无论是梭伦还是伯里克利，他们既是政治家，又是法学家；他们不仅颁布过著名的法律，而且提出过著名的法律思想。据考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条至今还广泛应用的法律原则，便渊源于梭伦当时所提出的”在私法面前人人平等“观念。

　　在各代最重视法学的还是罗马。想知道厂房出租广告范本。罗马法和罗马法学曾显赫一时，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而流传至今。当然，是古罗马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罗马法的发展；但罗马法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罗马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而罗马法的发展又与罗马法学的兴盛直接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市民法、万民法，还是自然法，都是罗马法学的结晶。从政治家、法学家西塞罗，到享有盛誉的罗马五大法学家，他们的法学思想都在国家决策中起过特殊的作用。事实上损害。且不说直接作为执政官的西塞罗，仅以专门从事法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五大法学家而言，其政治地位也被法律公开确认。公元426年颁布的并在东西罗马帝国同样生效的《引证法》宣布：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帕皮尼安、莫德斯蒂努斯等五大法学家对法律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并规定凡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悉以他们的解答来解决；如他们的解答不一致，则取决于多数，人数相等时，以帕皮尼安为准。至于他们撰写的法学著作，如《法学阶梯》则成为国家官员的基本教材。（2）

　　西方各代如此，中国古代同样如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得益于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得益于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的法学观点。商鞅与甘龙那场关于“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精彩辩论，显示了法学作为治国之道的巨大魔力；韩非关于“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使秦始皇如获至宝，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武器。法学是立国的理论，也是治国的理论，其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中药材扶持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还是改革的理论。改革，史称“变法”，我国历史上的三大变法，即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无不依靠法学。王安石关于“祖宗之法可变”的正确结论，表明了法学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梁启超关于“变者，天下之公理也”（3）的哲理以及晚清以来“求治心切的人们很快达成一个共识，法治、民主、科学当立国之本”（4）道出了社会发展的真谛，显示了法学的进步作用。

　　当今世界，是“法律的王国”，无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在繁荣阶段，法学都始终成为发达国家决策的重要武器。且不说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诸如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裴逊等政治家、法学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杰出贡献；仅就在困难时刻求救于法学的事例，就足以说明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正遇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他面临的是一片萧条、混乱不堪的国民经济。在这紧要关头，他依照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社会法学派的法学理论，并通过法律这个社会控制的最佳手段，开始了艰难的“新政”计划。我不知道损害。他在3个月内，向国会提出70多个法案，及时出台了《紧急银行法》、《金融改革法案》、《产业复兴法案》、《社会救济条例》等等，在短短的几年内便缓解了经济危机。从某种意义讲，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渗透，宏观调控与法的功能的有机结合，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复苏，为美国参与二次大战及所起的重要作用奠下了物质基础。1958年戴高乐将军在法国进行的成功改革，也是法学在国家决策中起特殊作用的典型事例。“二战”以后，法国由于政党林立、争论不休，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他依靠法学制定了新宪法，把总统制与议会制结合起来，并联系法国当时的情况，实行了“半总统”、“半议会”制，颁布了一系列新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这个曾一落千丈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恢复了强国的地位。（5）

　　二、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客观要求

　　在市场经济发展理论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赞誉为近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表明了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其实，对市场经济作用更大、影响更深远的是自然法学派的学说。以这些法学理论为指导思想而建立的近代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大发光彩，而且在建立与完善近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像《拿破仑法典》这样的法律文献，已在人们的心目中被铭记了近两个世纪。该法典众多的条文，庞大的体系，始终围绕与服务于一个中心——市场经济；它洋洋数十万言，可以用三个原则来加以概括：使用权无限使用、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原则。这些原则反映了近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体现了近代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权利本位。因此在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上，如果说《国富论》是理论基础，那么《拿破仑法典》就是法律保障，二者缺一不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市场经济已演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凯恩斯的《通论》代表了当时的经济思潮，“国家干预”代替了“自由放任”。与此相适应，社会法学派成为当时的法学思潮，法律社会化成为了西方法学的主流。正是经济学与法学的相互渗透与配合，宏观调控与法的功能的有机结合，使世界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即使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与日本，甚至连原来比较落后的东亚“四小龙”，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运用宏观调控这一有效的手段时，充分发挥了法学与法律的特殊功能，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充分说明，法学理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