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医闹”问题的组织传播路径

《今传媒》 胡河宁

　 近一时期以来，医患纠纷出现了暴力化、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据报道，仅2009年6月份，各地就爆发了数起震惊全国的医闹事件：

　　1日，河南武陟县，患者家属纠集五六十人围攻妇幼保健院达数小时，院长被打得倒地不起。

　　8日，杭州市第一医院，患者家长率一百余人堵在科室门口围攻打砸，造成医院6人受伤。

　　11日，武汉市江夏区疾控中心一名护士，被一男子在接种室内持刀割喉杀死。

　　16日，北大第一医院某医生被病人家属连刺五刀，身陷血泊。

　　27日，一个医闹群体损毁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小儿科的医疗设备，围攻医院，摆放花圈，燃放鞭炮，逼得一名年轻医生跳楼。

　　其中影响最大者，是 6月21日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的医闹事件。一位重症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拒绝迁移死者尸体，医闹将泌尿外科封闭，值班医生、手术医生和在院病人都被关在病房。其后，医闹组织召集了200多名社会势力，手持木棍及匕首冲进医院，封锁门诊大楼，摆满花圈，焚烧纸钱，见到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即大打出手，致使一名医生身中6刀，另有10余名医生、护士均有不同程度砍伤。围攻一直持续到22日凌晨3点，整个医院处于瘫痪的状态。①

　　在我国，解决医患纠纷有既定的、包括院内调解、及司法诉讼等正规渠道。但在这几起极端的医患纠纷事件中，对比一下婚姻。患者与医院之间根本不存在沟通，他们直接采取最简单和最激烈的对抗方式，要求医院赔偿和发泄情绪，这表明，医患双方最基本的互信已经丧失殆尽。

　　目前医患纠纷的解决途径缺乏第三方机制，加之医疗信息不对称，造成患者维权的成本和时间过于高昂。比如，一个患者的医疗纠纷如果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就要由法院来裁决。而法院需以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判决医患纠纷是与非。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是医学会组织，由各医院专家组成，这使得许多患者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信心不足。此外，司法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起的。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一旦发生纠纷，患者方面能闹大就闹大，甚至有专业“医闹”参与进来唯恐天下不乱；另一方面，政府在介入处理医患纠纷时为平息事件，为求稳定，要求医院赔偿已成为一种惯例。总之，医闹事件发生后，想知道挽救婚姻。有关政府部门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帮助恢复医院正常诊疗秩序，甚至采取了姑息的态度，致使事态进一步恶化。②

　　2008年，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卫生等多个部门联合，就该市2007年所发生的10起典型医疗纠纷案件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这10起医疗纠纷案例中，竟有9起并不属于医疗事故。这些医疗纠纷有以下显著特点：1、患方不走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定程序、私自聚会扰乱公共秩序，甚至对和医务人员施以暴力；2、患方不顾疾病发展，只要病情恶化或死亡就认为是医方不力，属于医疗事故，索赔要求过高。3、医闹事件大都有专人组织，参与人员超出了患方家属的正常裙带范围，采取的行动给医院和周围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③

　　医生与患者之间发生纠纷，世界各国并不鲜见。但是，患者一方用暴力手段聚众闹事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现象，在成熟的法治国家和地区是少见的。比如香港的医疗机构，在市民心目中有很高的信誉。在香港也从未听说过有“医闹”的出现。一项由国际著名调查机构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的公营机构和政府部门当中，香港市民对香港的医疗制度最有信心，信心指数高达72％。④

　　因此，医患纠纷不断上升，说到底，还是得从医院方面寻找原因。我们都承认，在疾病治疗方面，医生是专家。如果健康是一种一般商品，那么病人作为医学这个专业世界的门外汉，只要躺在那里听凭医生从他的利益出发进行工作就可以了。这种推理的问题在于，虽然健康是一种一般商品，但实际上，它不是医疗服务提供过程中唯一的商品。不管我们如何进行定义，“好的生活”包括许多除健康之外的要素，而这些要素有时可能比健康具有更高的个人价值。美国学者雷蒙德·埃居曾经虚拟了一个患终末期疾病作家的案例，这个案例使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因素是如何互相作用来改变人们决定的。这位作家知道有一种药，如果服用这种药，那么他能够延长10年的生命；如果不吃这种药，那么他预计只能活2到3年。遵循医生的建议，这位作家服用了这种药物，并开始撰写他设想中最伟大的作品。不幸的是，这种药物让他的脑子变得不太清楚，他失去了写作的创造力。所以他现在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服用药物，这样能继续浑浑噩噩、没有创造力地活上10年；另外一种选择则是不吃药，余下的生命将减少7到8年，但是在他剩下的2到3年生命里，他将保持清晰的思想，这有可能使他完成自己最伟大的作品。在这个虚拟的案例中，作家违反了医生的建议，没有继续服用药物进行治疗。对他而言，完成自己最伟大的作品的愿望比浑浑噩噩地多活几年具有更高的个人价值。⑤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医患之间不仅仅是医学专业知识的事情，更多的是一种沟通的事情，是一种因为沟通而造成的信任问题。

　　因此，广东医师协会曾经透露，我国当今所发生的90%以上的医患纠纷，并非属于技术性原因，而是医患沟通、医生责任感的问题。他们提供的一份大样本调查显示，现在到大医院看病普遍存在“三长一短”，病人等待一个甚至几个小时，最后真正与医生见面诉说病情的时间却很短，门诊医生平均只肯听病人述说病情19秒，超过这个时间，医生就会打断病人，开出处方或者检查单。这样的情况下，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大打折扣：“连我的病情都不太了解就开出的处方怎么可能治好我的病·”⑥

　　上述各种方面说明，我国目前医患关系已经日趋紧张，患者对医院信任度低下，从而导致患者逐步失去信心。因此，解决医闹问题并非像有人所建议的，采取严厉打击即可奏效那么简单。固然，对于“专业医闹”，只要政府痛下决心，严厉打击，他们自然会销声匿迹。但是，患者对于医院的信任，却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重建的。因此，从长远计，当务之急是，创建医院品牌，重建患者信任。

　　品牌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代。最开始，人们将通往店铺的标识或路线刻在石头上，有时甚至将店铺出售的商品的标志贴在一个个银块上。⑦慢慢地，人们对品牌的认识已从“产品附加物”的层面转向“概念反映”的层面，代表着一定的功能和质量。在深层次上则是对人们心理和精神层面诉求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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