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伦理及其终结——独身主义宣言2

独身主义首先起源于人的自觉，自觉到家庭生活实质上是生理本能的向社会延伸，是对人的精神的一种牢笼和异化，也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展使我们看到变革生殖方式的光明前境。
家庭的产生和延续，是人类原始的生殖方式的必然。大概在原始人的群居生活的末期，由于人的个体意识的逐步形成，也产生了自私和自尊的观念，他不希望别人分享他的情人，他要维护既得利益，于是家庭应运而生；人的生殖方式与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但人认识到杂交的优势,为了避免人种的退化，那时也没有基因鉴别能力，这就需要建立血缘伦理以规范人的生殖行为，建立严格的家庭制度也顺理成章。
在私有制的社会，也只有通过家庭制度和血缘亲情维系人类的延续，这更加强化了家庭堡垒的稳固性，家庭承担了新生命的经济保障功能。如果没有家庭，那些毫无生存能力的小孩子，只有去做雏妓、童工或上街乞讨。家庭制度为人类繁衍提供了这样一套模式，反过来它又成为一种桎梏，使所有的人别无选择。
人从动物进化为人，有了语言、思想和工具系统，但人的生殖方式还沿用了动物的方式，一百万年不曾动摇，这种落后的方式直到今天，直到人们认识到基因的秘密，才敲响了这种方式的历史的丧钟。
现在，就让我们来揭开家庭所包含、所隐藏的种种神话、欺骗、自私和不幸。我们可以把家庭还原为“父母--儿女”“丈夫--妻子”两个基本的结构。其它诸如祖母、外公、姨妈、侄儿、情妇之类则略而不论。
ａ.父母与儿女
这一结构包含了多种关系：(1)血缘关系；(2)经济关系；(3)教育关系；(4)权力支配关系；(5)精神的同化、依附或支配关系(爱)。
血缘关系在人类蒙昧时代以及在蒙昧的人群中被看得很神圣，首先是因为血缘亲属间具有本能性的亲和力，它是ＤＮＡ设置的天然属性，这种非理性的亲和力一方面有利于血缘关系的牢固，另一方面不利于不同血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平等，在人与人之间设置了血缘的鸿沟，同理性的人际关系原则也会发生冲突――在血缘亲情与公共伦理之间会发生利益的分歧。在面临这种冲突的时候，中国的孟子倾向于对血缘情感的维护，而朱熹主张大义灭亲；其次，父母结为夫妻、生出儿女，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仿佛有冥冥之中的天意、神恩；也由于人对人的生命得以产生的珍视、感激之情――父母是儿女的直接创生者（被神圣化的血缘关系在中国这样的血缘社会中就成了父母支配后代的强大的、精神的借口，在旧中国，因为这种关系，父母便可以对儿女生杀予夺，打死儿女是一件很合法合理的事情，那些令父母丢脸的儿女，父母就可以赐死；这种血缘关系也就演化为家庭等级关系，形成家庭制度内部的不人道性,近代以来,随着个人自由主义原则的形成,家庭对人钳制就日益削弱）。
但是，从生理学的成果来看，血缘关系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的关系，是偶然的、非主体意志的生理机制的产物，是DNA结构下的一种本能行为，人的情感、意志不能决定精子、卵子的结合与发育，所谓爱的结晶，不过是文人在性欲的诱惑下的胡言乱语，因为强奸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晶。某些人在追求异性时可能付出了智慧、力量、金钱等等的代价，饱受了酸甜苦辣，但归根到底，只是由于性的吸引、为了生理上的本能满足，是在ＤＮＡ驱使下的非理性行为。因此，人的生殖活动并没有什么神圣的成分。
生理学为血缘关系提供了一个冷冰冰的结论，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在冷冰的事理上融入情感，赋予意义，这是因为每个人都要在现实世界或幻想世界寻找并建立某种精神的寄托，人的血缘性存在就提供了这样一种选择，但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也即非人的）选择，把灵魂寄托在生理机制上，严格地说，这是人向生物堕落。我们需要明白，人性，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不包括人所依存的生物属性的，人性首先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超越。把人的生物属性当人性，表明ＤＮＡ对人的控制力量的强大，从而人还难以抵抗和超越其生理性对人的规定和支配，这就是人的不自由的一种比政治的黑暗更久远的决定因素。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迟早将要到来的无性繁殖、体外繁殖、基因重组的技术，将会把生育变成一种直接的、透明度很高的物理的方式，这就会使父母的生殖行为所笼罩着的神圣光晕消失无影，而且，没有了血缘关系，反而有了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亲密友爱的可能，人在信念上建立的亲密情感比之血缘情感要高尚得多，而且，正是血缘情感阻碍了人与人的平等友爱，产生诸如种族主义、裙带关系、人情债、人情网。
基于血缘的教育关系，它形成和存在于人类的落后时代，那时没有专业的社会化的学校教育。今天，学校教育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家庭教育，家庭所能承担的一切有价值的教育义务和责任都可以由学校承担，并且，学校教育能更理性、更公平、更有效率地承担。相反，家庭教育在现代社会中往往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它往往培养人的狭隘、自私(家庭观念)以至愚昧的信仰(一些邪教得以流传就是通过父母教育的功劳)。
虽不能说父母教育一无是处，那些本身有很好的教养的父母对儿女就有极良好的引导。但是，如果父母花费精力培养儿女，他们应有的作为自己本身的社会价值就相应减少了，这种顾此失彼不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行为，也不符合经济学的原则。学校教育体现了社会分工的优越性，既极大地减轻了父母的负担，也使后代的成长更理性、更公平，而且，还使父母、儿女各自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是对人的一种解放。在教育模式上，人们根本不用担心社会化教育会把人变成一个模子里的机器人，社会教育的开放性、知识与环境的开放性、无限性将保障人的自主性和选择自由。
家庭经济关系就是父母为后代提供经济来源，后代又为年迈的父母提供经济保障。这种完整的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在传统社会最为明显，在农业社会，养儿防老是人们的一个重要人生投资。到了工商业社会，个人的经济能力增强，那种相互的经济关系演变为单向的经济关系，即父母对后代成长负责，而后代对父母养老置之不理。这包含的意义是双方经济关系的削弱和由此带来的不公平，使得父母失去了养育后代的利益驱动，所以，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出家庭不育现象，从而导致其人口趋减。
家庭经济关系是一种没有效率的方式，它使社会的每个人都不得不承担养育的工作，这与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化的特征相比就极为原始与落后。
我们并不否认，在某些家庭中，孩子成了维系夫妻关系的一种纽带，这反过来也表明，对孩子的责任就很可能成了夫妻忍受彼此不和的痛苦的原因，这种要靠另外的东西来维持的夫妻关系不是太卑贱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不是成了它们维系家庭的工具了吗？没有责任感的夫妻则会把儿女作为转嫁怨恨的替罪羊，不和的家庭、残缺、畸形的家庭就会给幼小的孩子产生巨大的伤害和心灵扭曲，家庭的不和、离异、父母性格上、道德上、知识上、能力上的不适于养育、教育孩子，这是客观存在的，为了孩子的幸福，就应该变革这种有很大局限性的私人养育制度。
在现代文明社会，已有不少人为了事业或个人自由放弃家庭（包括家庭生活、情爱与责任），我们从其历史性意义来讲，他们并不是出于自私，而是为了更大的社会责任，为了精神上的自由。有的人认为，家里养着一个小孩，生活就增添了乐趣，现代人不是还乐意养宠物吗?这要分情况。对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如果把时间用于养育小孩子，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对一个有事业心的人而言，他可能更乐意于把养宠物作为工作的协调，这不比养孩子那样费心、费力，也不必有强烈的责任心，精神上、经济上投入的成本低得多，这样他就有更自由的生活。不排除有一些人就喜欢家庭生活，但少数人的癖好不应让所有的人承受，这就需要多种生养后代的制度模式，给不同的人更合意的选择机会。
家庭式的经济关系还包含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家庭的不同，由于父母能力、观念、经济条件的差异，以及对后代感情的不同，这造成儿童之间的命运、前途的很大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带来人与人的生而不平等，这种起点的不平等是由家庭制度特别是由血缘继承制度所产生，是显而易见的不人道（在这一点上，主张自然演化的自由秩序“原理”的哈耶克们就特别需要反思）。就目前的技术局限，我们不能改变人的生理上的参次不齐，这种生而不平等的生理的(从而影响到智力上)不平等是我们无可更改的，听听生育保险报销流程。不属于人为的责任，但是，血缘继承制度造成的生而不平等则是由制度的落后造成的，正是血缘继承制度延续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它是使私有制成为不人道的制度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尚未有多少人认识到：私有制对单个人而言是合理的，因为人的个人能力、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性格、偶然机遇的不可避免的差异会使不同人有不同的成就，这样，个人之间的经济收入、政治地位、社会名声就会有大大小小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合理的，值得肯定的，但这种个人之间的合理地形成的不平等通过血缘继承制度由其血缘后代继承，就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生而不平等的不合理、不公正。所以，这种制度就应该被废除、被取代。
为什么两百年前我们就认识到政治权利血缘继承制度(世袭制)的不合理并彻底地消灭了它，而到今天也不曾怀疑过在家庭内部的血缘继承的不合理呢?在马克思同一时代的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浦鲁东派)就提出废除血缘继承制度的主张，但这一派别却很快被挤出了斗争的历史舞台。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在沿袭已久的私有制下，没有血缘继承制度，那些没有生活能力的人类后代将无以维生；其次，家庭历史悠久，家庭生活培养了人的家庭的、血缘的感情，以致于人们认为这种沿袭的情感是不可缺少的，其实，友谊比血缘亲情更人性；家庭已成为习惯，根深蒂固，每个人都受惠于家庭，从而对之抱有深厚的感情（打个比方说，一个黑社会组织把小孩从他的父母那里掠走，然后由它的机构养育，这些小孩也会对养育他的黑社会组织感激不已）；而且，以前的人根本想不到人类还可以变革落后的生殖方式，还可以用社会模式代替家庭模式。当然，由于家庭内部产生的不人道远不如社会大结构所产生的不人道那么严重、那么明显，相形之下，家庭更显出了体贴、关怀、温馨的一面，家庭(及情爱)成为许多社会角逐中的失败者、伤残者退避、蛰伏的好地方。再次，家庭中产生的不人道是由弱小者、婴幼儿承受，他们在幼少时遭遇的家庭命运会被看着是宿命，因为他别无选择，当他们能感受到这种不人道时，已经长大成人，已经由人不道的承受者转换为缔造者，并且能在自己成为家长后从自己孩子身上得到补偿，角色转换，就很难反思这种制度的罪恶。
事实上，家庭正是私欲滋生的温床，是私有制的顽固的堡垒，这也是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不明智的地方之一，即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所有自称是公有制的国家，正顽固地保留了家庭这种私有制中最不人道的结构(它产生不人道的血缘继承)，而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私有制不断随社会分工而瓦解。当年中国人嘲笑西方人家庭关系松驰、感情淡薄时，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沉溺于血缘属性的蒙昧落后而沾沾自喜。
当野蛮、落后的血缘继承制度得到变革，也就在根本上消除了人类经济关系的不公正，并使私有制度得以消除其不人道的属性，集体主义、人类主义的情感和信念就更容易取代种族主义的、血缘的、自私的观念。
家庭中的经济、教育关系通过制度改革而社会化，家庭中的血缘关系也可以通过变革生殖方式而消除或弱化，这样，家庭中的权力支配关系更不能成立，人类后代的生、养、教都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流水线”（这种说法可能让某些人感到恐慌，我的本意是它有“流水线”一样的效率，而非要人像工业产品一样没灵性、程式化）。这不仅解放了子孙后代，使他们获得生而平等的人权，不会因为父母的贫困、愚昧、野蛮而继承贫困愚昧和虐待，从而有经济条件的平等、教育机会的平等、精神人格的平等，每个人都获得独立、公平、自由的成长；而且解放了天下父母，使他们有不被干扰和分散的独立、完整的人生事业，摆脱了沉重的家庭养育的经济负担和精神枷锁，把他们从生殖角色解放为真正的人。这也是人走向自由的必要步骤。
那些乐于亲近小孩、热爱孩子的人则可以到托儿所、幼儿园去尽情挥洒他(她)们的爱心。这也使小孩得到最好的照顾。
当孩子的养和育完全社会后，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后代的成长，从而，就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很难出现被虐待、歧视、异化的现象，就像民主社会的总统很难做出大奸大恶一样（我承认，在中国，也出现了在课堂上陆续强奸几十个小学生的邪恶教师，参见《南方周末》，这是多种原因产生的，a中国的教育强调服从、听从大人、老师的话，所以在受到侵犯的时候，她们不能、不敢反抗，b中国的个人权利无论在实际制度上还是文本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学生没有得到自我权利保护方面的教育，所以她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权利，c中国的教育模式培养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压抑很多，就很容易发生变态，d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官本位传统，教师对学生的权力同样没有受到制约，这样，他就可能为所欲为，一些中国人认为权力是单方面的对他人的支配权，所以当他有权的时候，他就可能做出损害他人的事情）。
当然，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不是通过强制，而只能通过个人的自愿，建立公共的养育机构与家庭养育并存的方式，通过新的制度模式的比较优势吸引人们的参与，当一种比家庭养育更人道、更有效率的社会化方式成为现实，绝大多数家庭中人就会出于功利考虑而趋附新时尚。
父母与儿女间的感情、信念上的关系也不是我们的想象中、舆论渲染中的那么美好。
除了本能性的血缘亲和力（到未来社会，科学技术还可能在所有人之间无差别地培植和强化这种亲和力，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无私的亲与爱），儿女爱父母主要出于感恩图报心理，父母生出了我们，父母为我们提供经济保障，父母教会了我们说话与走路，父母为我们的成长付出了程度不一的心血和代价；也由于家庭关系形成的伦常、道德教育，儿女在成长中也会受到父母关于“爱”的伦理-道德教育的影响(在动物世界，父母不知道这种教育，从而使其后代一旦能独立生存就远走高飞，或者彼此成为生存的竞争者以至敌对，由儿女吃掉父母的故事在动物世界里是经常性的发生，谁也不感到歉疚)，这就是说，儿女的爱心，有一部分是父母（或者说血缘社会---它本来就为一个个父母所主宰）为了自己的利益给后代精神上设立的一种程序，改变程序(观念)，这种关系也就可以荡然无存。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条件和工具条件(如医疗服务、养老机构、社会保障)使父母能够独善其身，从而使他们已不在乎那古老的出于自私的爱的教育，也就使血缘感情淡化、弱化。
只要认清了血缘关系的生理性本质，只要父母不再直接承担(而由社会通过税收形式建立社会保障机构)养育后代的职责，父母对后代就无恩可言。
血缘亲情的可爱之处，《妈妈，再爱我一次》这类电影的震憾人的实质就在于不幸，在于贫困、愚昧和野蛮。父母以超出常人许多倍的辛劳来养育后代，实质上是一种赎罪----为血缘继承制度赎取因为自己贫穷、不幸而带给儿女贫穷和不幸的罪孽---是为血缘继承制度赎罪!这些为后代成长牺牲自己的幸福的父母行为，与其说是无私与伟大，不如说是善良和不幸。
有个叫海伦的残废人，她的父母的爱心使她成了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但人们没有看到另一面，既然一个残疾人也能做出巨大成绩，那么，一个正常人应该做出更大的成就，世人就忘了这种爱的代价：它牺牲了另一个健全的人的价值。在这里，换一个医生和教师，也同样可以使这个海伦变成一个有作为的人，不是爱心，而是技术、技巧性照顾才改变了她。如果说只有血缘之情才会产生这样的奇迹，这实际上贬低了人所能具有的善良、正义的品质。正是家庭制度的存在，才产生了少数的感人的、难能可贵的亲情故事，在它的背后则是更多的由家庭制度导致的别无选择、无以逃避、无法反抗的不幸沉默。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种血缘亲情，不能不令人感动以至泪流满面。家庭和血缘，它的苦难和温情常常交织在一起。家庭里的这种血缘感情中最感人的地方就在于那些善良的父母同血缘继承制度造成的罪恶进行苦苦的抗争和由此付出的巨大的代价，相反，没有那种罪恶，血缘感情就会十分平淡。越是不幸的家庭，其间越容易迸发感人的“爱”的火焰。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这不值得颂扬，而是应该同情。父母的恩重如山，是压在其后代心上的沉重的包袱。
那些身缠万贯的人，会惊讶于穷人对金钱的热望和赞美，那些没有家庭不幸的人，会难以体会血缘情深，但这对他们有什么损失呢?他们才有了心灵的自由，所谓生命之轻，可以理解为生命的轻灵、超越，因为它轻，就可以飞扬起来。
父母对儿女的爱，首先是本能的驱动，就像其它动物一样。他们会不自觉地把血缘关系神圣化、宗教化，把儿女看作自我的生命的延续，把生子育女看作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所以，在理智上、精神层面上，父母的爱是一种自爱，是把儿女当自己――理想化的自己――来爱，这种观点早在穆勒、霍尔巴赫的伦理信念中就得到揭示（《西方伦理史》）。
父母对儿女近乎宗教般地虔爱，这实质上已变成一种异化的变态精神行为，它会产生双重的罪恶，一方面是父母自我的丧失与泯灭，他们的整个身心为儿女而跳动，同那些忠于领袖、皇上的奴婢又有何异?他们因为这种由生理性血缘关系而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另一方面是对儿女的异化---父母化，父母在泯灭了其本身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儿女，把儿女当做自我---理想化的自我---来塑造。
古往今来，越是无能的父母，其爱儿女的感情越深，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其“自我本身”的人生创造与价值，便倾心于建立这种“对象化的我本身(儿女)”的精神实现，更明白地说，父母发现自己太卑微、太无能，就把追求尊严和地位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儿女身上。本身无能的父母总是会把儿女的成就当作自己的骄傲和自己的成功，同样，儿女也可能会使他们得到痛彻肺腑的耻辱感和失败感。面对失败或堕落的儿女，父母会绝望地想：白养了这样的儿女，这是前世造的孽!不时会看到报纸上报道老迈父母手刃堕落儿子的壮举，但有谁去深味他们心中的悲痛绝望呢?
在理智层面上，父母对儿女的爱是出于对儿女经济的、感情的、人生理想的投资，儿女就是投资的利息。在我们的家庭中，不少父母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强制儿女实现自己的某种善意要求的所谓爱心，包含了父母内在的私心，这种私心以爱为借口，实施着对儿女人生独立、自尊、自主权利的剥夺。包含了精神投资的这种爱，使人一生下来就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债务负担，要用整个人生来偿还。
儿女被作为父母自身理想的载体，从而不成其为独立自由的人，长大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剥夺下一代的人权以补偿。父母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和尊严的赌注押在儿女身上，同样有巨大的风险，儿女可能失败，也可能不孝，高老头的命运可见一斑。那些真正不凭籍儿女来证实自己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血缘后代以外的人生价值。那些自己缺乏进取心或自己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人、社会角逐中的失败者，他们才醉心于培养子孙后代，希望通过后代的成就来自我补偿。这是一种无奈的人生，也是一种可悲的人生，同时，他们又不愿意背着这种耻辱的十字架苦度人生，而是要把自己的行为看得很高尚――即使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也会把自己的行为诉诸高尚的动机。所以这种人又必须愚昧地或自欺欺人地活着。
当然，在等级森严、邪恶丛生的历史时期，人们这样做也有其时代的无奈和意义，善良者、弱小者、在社会中受奴役受侮辱而无以反抗者、被天灾人祸逼得看不到希望者，血缘亲情就成为他们的一种救命稻草。从另一方面看，有血缘情爱比那些为个人私欲连本能之情也不要者是要好得多。
母爱是无私的，很多人就这样诉说或呐喊。但是，一切存在都是有条件和原因的，母爱的缘固无非是：血缘及由此产生的亲情和亲近感，儿女直接从母亲身体里孕育出来，人情尚可以爱屋及鸟，何况亲生子女，正是由于子女与母亲的这种生理关系自然生发出来的亲近关系，表明母爱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的母爱来自于ＤＮＡ设置的本能而非来自于人的理智设定，所以它就显得没有原因，只不过其原因隐藏在本能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传统社会里，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她们被囿于家庭，因而妇女的人生社会理想往往只能通过培养后代来虚幻地自我满足。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那一群妇女，他们渴望挂那老朽的灯笼，不仅仅是因为性饥渴，而是为了通过生孩子来获得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为了实现她们这一卑微的人生理想的唯一出路；《红楼梦》中的尤二姐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失去了儿子，也因此失去了她在贾府中应有的地位，有这么重要的儿子，谁能不爱，谁敢不爱?所以，母亲对儿子那强烈的、近乎无私的爱，包含的是妇女别无选择的无奈、无法自我实现的悲哀与心酸，是不公正、不人道的产物，只能引发我们无边的同情而不可以愚蠢地赞美。
世上本无无私的爱，宗教徒爱上帝是为了上帝的保佑，革命者为了正义不惜杀身成仁是出于忠实于他的正义信念——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皈依，包括雷锋精神，布鲁诺的殉道，为了自由不惜从窗口跳下去的打工妹，一切肉体上、经济上的“自我牺牲”，实质上都是为了自己精神上的目的，即一种自私。爱即自私!那些不近人情的自私，是最真挚最强烈的爱的反映：爱他自己的生命、金钱、权势或信念。可见爱这个概念是人们对于其私心的一种粉饰。当然，我们社会是热情赞美那种超越了个体性利益欲的私心，赞美那种为了其荣誉、社会声望、社会正义的信念而牺牲肉体或金钱的行为，因为这类行为对大家有好处，可见，人们对善的呼唤与赞美，也不过是出于私心，是为了鼓励别人付出而恭维：无私、高尚!所以，血缘情爱也必定是自私的，我们是否该弘扬它，要看它是否具有积极的个人的和社会的意义：它能使人实现精神对肉体的超越吗？它能带来个人的心灵的更加自由吗？它能带来非血缘关系的人的亲密友好吗?它能消除罪恶的种族主义吗?它能消除带给人“生而不平等”的血缘继承制度吗?它能促使人把最旺盛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推进个人、人类、为整个人类谋福利的事业之中吗?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的精神性关系建立在生物本能和家庭这种制度之上，当人类的生殖方式和人类后代的养育方式发生改变，这种精神性关系也就荡然无存。所以它不是神圣的，也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因为，人具有超越血缘属性的爱――爱自己本身，爱人类，爱其他的人。我们因为生存于家庭，也就产生了家庭的、血缘的亲爱关系，当我们生存于新的社会组织时，同样会产生全新的情感亲和和精神认同。
ｂ、丈夫和妻子
夫妻之间有这样几种关系：(1).生育合作；(2).性合作；(3).经济关系(乃至支配关系)；(4).精神依恋。
生育合作关系是传统家庭里夫妻间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这对人类的延续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它的历史悠久，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以为男女结合生育后代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这只是一种蒙昧的看法。通过异性之间的性交繁衍后代的方法是自然演化赐予人类的，但随着人类的进步，旧有的方法就变得落后。
在传统的、动物式的生殖方式下，男女分工不同，使男女的社会关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最初，妇女因生殖功能而处于支配地位，这就是母系氏族时代，女性的优越把她们固着于家庭内部，养尊处优，从事神圣而伟大的生育工作，男人反而逐步获得支配家庭的经济能力和权利，双方的地位便发生逆转，妇女沦为做家务的奴仆、生儿育女的工具、男人的附庸，并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现代社会的开放使妇女走入社会生活，获得更多的人生权力和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也产生了女性的自觉――女权主义。由于生理的分工，男女无法平等，只有改变落后的生殖方式，才有男女的完全平等，才能彻底解放妇女，并使所有的人摆脱生殖角色---DNA的规定。
旧有的生殖方式是低效率的，它使每个人都要承担生育后代的重负，可见，革新生殖方式也有经济上的意义，它使人有更多更充分的人生自由。最终，人类生产后代的方式，将根据人类的需要，以高品质、技术化的方式主动地合成，人认识了DNA的全部秘密之后，就可以自主地推动生理结构的进化和优化，甚至取代DNA的自然设计，把全部生命都纳入人的意识的牢牢掌握之中，也就可以使人完全超越生理，成为纯粹的人的存在、精神的存在。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有那么多打着尊重人权的旗号的蒙昧主义者，他们反对生殖方式的变革。
第一，他们认为，人的固有的生殖方式是上帝赋予的，改变它就是亵渎神灵，是要受惩罚的。显然，这是宗教人士的观点。实质上，人主动地变革生殖方式的确是对神的权力和威信的极大损害，从而也就间接地打碎了教士、神父赖以维生的饭碗(那时肯定不需要他们去做洗礼主持了)，好在宗教已经没落，它们已无力用暴力去维护其私利和蒙昧的信条，他们已是今天的真正异端，当然，我们应宽容他们，但不能让他们的蒙昧思想蒙蔽进步的信念。
反过来，那些信仰传统宗教的人为什么又不可以认为人类的新的生殖方式正是上帝暗中默许的呢？――如果不是他的默许，人类又怎么能够掌握这种变革的能力？所以，信教的科学家们完全可以一边开发人类的新的生殖方式，一边说：感谢主，赐予我们人类新的生殖方式。新的生殖方式的变革大概会为佛教信徒所欢迎，因为，人类开始了创造生命而不是杀生。
第二，人工化的生殖方式使生命的神秘性消失迨尽。但我们应指出，这种消失是一件好事，所谓神秘性，就是指人不能控制生命本身，从而是把人的命运交给不可知的外部力量，这恰恰是人的屈辱，当我们有能力按照人本身的意图进行合目的地塑造、合成后代时，我们岂能安于被支配的自然方式?
当我们揭示了生命的秘密，我们就能够趋利避害，提早改进和预防，从而使生命更完美更健康，我们难道不是经常听到人们抱怨他们的不美丽、不强壮、不聪明，以及为意想不到的疾病和死亡而黯然神伤吗？有人担心会出现遗弃残疾孩童这类不人道事情，但是，一个不人道的人遗弃他的孩子早已是古之有之，相反，如果基因工程最终能够从基因上就克服残疾和缺陷，这不就消除了不人道的可能了吗？
第三，他们认为，新的生殖方式是对新的生命个体的意志和尊严的剥夺。但是，按传统的方式就是对新的生命的意志与尊严的维护吗?一方面，人的意志、灵魂，是由后天教育形成的，它注定要打上前人的烙印，所以，人们主动地设计人，是对新生命的人的赋予与塑造，而不是进行剥夺，否则，把新生儿置之荒野，那才是对他的不人道。
另一方面，新的生殖方式意味着生殖技术(传统方式则是一种落后的技术)的改进，将会消除一些先天疾病，消除生理性智力结构的缺陷，将会使人变得更完美，更强大，更有生命力。这不是对人的极大的尊重吗?
新的生殖革命是技术上的改进，它遵循人道的原则，也遵循科学理性原则，遵循技术上的循序渐进，所以并不会危及人类。传统的生殖方式则是把新生命的命运置于偶然的、大自然的力量的支配之下，使人处于蒙昧、被支配状态。
第四，他们认为，新的生殖方式将会带来伦理角色的错位，将会混乱传统的血缘关系。这一点担心完全是出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而伦理不是亘古不易的律令，它随着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新的生殖方式将使血缘关系不再成为一种社会关系，从而使人更平等，也会使人不再依恋于血缘情感，达到对动物属性的超越，也就更具有人性。现代社会里家庭中人不也勾心斗角，陌生的人不也可以建立同事上、信念上的亲密友谊吗?
第五，那些本来就已颓废不堪的文人会说，没有了血缘关系，没有了家庭的不幸与苦难，没有了性爱的巨大魅力，艺术将何以生存?我的意见是，如果艺术是与苦难、罪孽、屈辱等相伴而生，那么，就让这种艺术与那些给人类带来不幸与痛苦的事物一道消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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