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上帝是西方人的上帝-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的血缘关系

上帝是西方人的上帝？——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的血缘关系
( 转自《基督新报论坛》作者：张羿 )
我们之所以探究中华文化的真正根源，及其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为了正确解读中华文化。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传统文化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完成中华文化之复兴的。
而由于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内在血缘关系，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认识基督信仰。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对基督教有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把基督教当作“洋教”，把上帝当作西方人的上帝。而事实上，基督教不仅不是“洋教”，更不是所谓的西方文化。基督教贯彻于西方文化之中，但同时又超越于西方文化之上。
从地理位置来说，根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基督教的发源地以色列国位于亚洲西部，北与黎巴嫩交界，东北部与叙利亚接壤，东面是约旦，西濒地天一，南连亚喀巴湾，是亚、非、欧三大洲结合处。
基督教发源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奇妙的。这正是基督信仰超越东西方的象征。而如果一定要区分东西方，从地理位置来说，基督教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天一，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亚洲。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基督教是天一文化。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悖基督信仰之普世精神的。但这一事实，至少应该有助于使我们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宗教的错误观念。
因此，虽然基督教在历史上领先一步为西方文化所吸收，但这不等于说就是西方文化。事实上，基督教一直向全世界扩展，根本无所谓西方或天一。《圣经》中的上帝不只是西方人的上帝，而是全人类的上帝。所以，信仰上帝，只是人听神的话，而不是天一人听西方人的话，更不是中国人听外国人的话。天一人、西方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基督信仰是普世的信仰。并不是多了一个基督信仰者就少了一个中国人。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仍然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而由于秉持东西方文化差异论，长期以来我们都把基督教看作是西方文化加以排斥。虽然基督教从唐代就传入中国，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强烈排斥却源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殖民主义。我们通常认为基督教是与西方武装侵略同道的文化侵略。然而，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历史冤案。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就取消了政教合一的制度，西方传教士虽然是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同时来到中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但是长期封闭下的近代中国人很容易就把两者混淆了。这导致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悲惨命运，也使得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未能在中国及早扎根。
基督信仰代表着一种超越东西方文化的普世精神。基督信仰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普天之下皆为上帝的子民，普天之下皆为兄弟。而其核心的十字架精神的本质，乃是否认己、尊重他人、团结互助、洗净内心罪恶……。从某种角度而言，基督教是超越文化的，因此它才从精神实质上既不单独属于西方、也不单独属于天一，而是为人类共同拥有。
上帝具有独一无二的超越性，他是宇宙与人类的创造者，乃万国之王，万民之父，并没有天一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之别。
另外，从基督信仰所倡导的核心精神来看，基督信仰不仅不是西方文化，反而与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格格不入。现代西方社会所流行的过度自由主义、性解放、同性恋、婚外恋、道德败坏、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基督信仰明确反对的堕落和邪恶行为。从现代西方文化的这些消极面来说，西方文化远不如中国古代文化更接近基督信仰精神。
无数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先贤时代不仅信仰主宰之天，而且还与犹太人所信仰的上帝是同一位。考古学和天文学的发现，证实了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比如，1928年龙山文化的发现，就证实了龙山文化时期与《圣经》中的巴别塔时期以后，万国散居在地上的时间吻合，即公元前约2600年左右。龙山文化证明了当时的中国文化不仅十分先进，社会分等级制度，有先进的建筑群落，最关键的是与希伯莱人一样遵照复杂的程序虔诚地履行敬拜上帝的仪式。
关于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早有《圣经》学者及中国文化研究者指出。而唐尧先生的《先贤之信》一书，则通过大量丰富确凿的史实，进行了较完整、翔实的阐释。
唐尧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圣经》创世记11章所记载的，在巴别塔时代，上帝变乱人类的语言之后，万国被驱散，其中有一支就是远古的中国人。
唐尧先生从7个方面证实了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
第一，中国古代汉字的构成，证明了中国先人对《圣经》中所记载的早期人类事件具有普遍的认知。中国汉字，因其长远的历史及原形的可究性，可以证实希伯莱民族的历史。这就是希伯莱文化和中国文化可以互相佐证的共同性。限于篇幅，我们仅举几例，来说明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
比如，汉字中的“福”字意思是“祝福”或“幸福”。这个字左边的偏旁表示“上帝”或“神灵”的意思，而右边按照象形字的写法，右上方是一坛酒，下面是一双手，表示敬拜的意思。“福”字表明中国古人认识到：敬拜爱人类的上帝，与他和谐共处，才是真正的福。如果人类不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汉字中的“社”字，左边的偏旁表示上帝，合起来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社会”原意是“社日举办的集会”。“社”字说明，上帝是古代中国人社团的中心，是因为共同敬拜上帝使这些社团凝聚并延续下来。中国古人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上帝才是社团的核心，只有以上帝为核心的社团才能领受他的祝福。其实不予受理。
汉字中的“禁”字，上面有两棵树，下面的“示”字是“启示”的意思。上面的“林”字表示伊甸园中的两棵树，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这是上帝第一次启示人类的先祖亚当，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也是上帝第一次禁止人类做某件事。汉字“禁”所表示的意义与《圣经》中的启示完全一致。
汉字中的“婪”字，意思是“贪婪”或“渴求被禁止的东西”。这个字由上面的“林”和下面的“女”字组成，“林”同样指伊甸园中的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女”就是站在树前的夏娃。因为贪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罪—“贪婪”罪。中国古人选择“女”而不是“男”来造“婪”字，说明他们知道人类始祖第一次悖逆上帝将罪引入世界的故事。
汉字中的“裸”字，是指人吃了禁果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裸体的，因此需要衣服遮蔽。只有《圣经》创世记中伊甸园事件的记载可以解释汉字“裸”字的来历。
汉字中的“船”字更与《圣经》有着惊人的关系。“船”的意思是大的舟。表示大舟的“船”字，确切地印证了《圣经》中所记载的大洪水的故事。这个字由三部分组成：左边是一个“舟”字；右上角是一个“八”字，右下角是一个“口”字。“口”也是“人”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舟里有八个人”。根据《圣经》的记载：挪亚顺从上帝的旨意建造了方舟，一家八口——挪亚、挪亚的妻子、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在方舟里躲过了大洪水，生存了下来。当中国古人要找一个字表示大舟时，就想到了挪亚方舟。那是人类历史上所建造的第一只大船。
与《圣经》相关的汉字还有很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
第二，中国古人所敬拜的创造主上帝的品性，与《圣经》中表明的上帝的属性是基本一致的。《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肉眼看不见，但却有生命。从超自然的角度讲，上帝是自有永有、永恒不变的；从理智讲，上帝是全知全智的；从道义上讲，上帝是公义的，他反对邪恶，满有怜悯；从情感上讲，上帝是慈爱、宽容和忍耐的；从关系上讲，上帝积极参与人类事务，引领人并使人与他和好；上帝是无限的，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在中国人几千年的记载中，对上帝的描述与《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具有相同的属性。甲骨文卜辞和其他考古发掘，可以追溯到商朝武丁王统治时期，大概相当于《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中的约书亚时代。考古发掘证明，商朝人一开始就对上帝有着十分精确的理解。他们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并对人类世界拥有最终的主权。周朝如商朝一样，确信造物主的存在以及与人的切身关系，并敬拜这位独一无二的宇宙创造者。
中国古代用三个名词来描述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帝、天。虽然“天”和“上帝”是不同的词，但他们指的是同一位造物主。汉朝学者郑玄在《史记》注解中指出：“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而在《圣经》中，亦有多处用“天”来表示上帝。
据汉学家麦都思考证，在中国古籍中，上帝被提到175次。中国古籍中的上帝与犹太人的上帝一样，是超越、无限、公义、荣耀、尊严、有统治权的。
而另一位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权威人士理雅各与麦都思的结论是相同的。理雅各在1852年指出，“中国人与其他落后民族有两点显著的不同：他们所描述的上帝始终是一致的；他们从来没有举出另一位与上帝相似的神。中国人认为上帝一直是这样一位造物主和全能的主宰，是圣洁的、公义的和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位‘与他相当或仅次于他的’，他是独一无二的。”
古代中国人所描述的上帝，与希伯莱《圣经》中的上帝具有共同的自然属性与道德属性。就自然属性而言，上帝是自主、永恒、永不改变、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限的；就道德属性来说，上帝是爱、是神圣的、是有恩典的、信实的、良善的、慈悲怜悯的、是公正和公义的、是智慧的。
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不仅忘记了上帝，还把他当作外国人的神。中国人从有神论到泛神论到无神论，至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价值崩溃和精神危机。然而，这改变不了上帝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崇高地位，改变不了中国人与上帝的切身关系。上帝依如既往地爱着中国人，并祝福着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在上帝的祝福之下。
第三，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直到最后一代的清朝皇帝，仍旧在天坛祭祀上天，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献祭体系，与《圣经》中所教导的献祭意义相同。
北京天坛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是一直持续了4000年的中国最古老的敬拜上帝仪式的有形遗产。天坛即“上天的坛”，天是指上天，而坛是指丘坛。天坛并不是上帝的“庙”，这是天坛与寺庙的重要区别。天坛是专门用来敬拜上帝的。中国人深知上帝是无限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因此，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上帝供奉在庙宇里。被供奉在庙宇里的神都是假神。中国人对上帝的理解与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理解完全一致。《圣经》中上帝多次告戒他的子民，他是无限的，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要为他造任何形式的像。根据《圣经》的启示，敬拜偶像是邪恶的。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天坛里面的敬拜程序与设置，与《圣经》里的描述如出一辙。
第四，从16至19世纪，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同样证明：中国古人所敬拜的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极其相似。这些学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巨匠。他们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理雅各等。
第五，中华民族与希伯莱民族之间对真理的理解，尤其是人与创造主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上帝将他的真理普遍地启示给了世界各民族，其中当然包括中华民族。
在上古时代，中国还有另一个名字：神州。这一名字的字面意思是神的国家或神圣的国家。与神州一词紧密相关的是天命的理念。上天赋予的权利是帝王统治合理化的依据。天命的理念对于中华民族至关重要，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只有上帝选定的人才能登基为王。上帝直接授予某个皇帝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皇帝的权力是从上帝而来。这就是“天命”的意思。所以，皇帝下圣旨，开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因此，由上帝选定的皇帝被称为“天子”。这一称呼并非为了神化皇帝，尽管天子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这种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帝王的品行决定了他是否能够蒙上帝的保守。如果帝王道德败坏、施行暴政，人民就有理由认为他失去了统治的权利。所以，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打的旗号都是“替天行道”。
第六，中国的古代统治者明白他们是向一位公义而至高的上帝负责，通过服侍人民来服侍上帝，以敬虔的方法来遵行天道，自觉地通过良善和谦卑来治理国家，这就是中国从百姓到帝王都追求的“仁政”。
第七，中国古籍里保存了一些重大星象的记录，与《圣经》中主要的星象事件是相互印证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星象记录相互确认、支持，证明两个民族的记录是可靠和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中国远古的记录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天象的时间，还包含了对这些天象的解释。这些解释与《圣经》所阐明的意图惊人地一致。
由于《圣经》启示，一切占卜、问卦都是迷信、邪恶行为，因此，我们在这里谈论星象也与占星术无关。占星术认为星星及它们的运转在左右地上事件的发生，但《圣经》启示我们，是上帝用星宿来显明他干预人类历史的信息。中国对此有同样的理解。《易经》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变化，可以通晓四季变化的规律；观察人间伦理常道的秩序，可以发现教化天下的真理。
比如，《圣经》中所记载的启示耶稣基督降生的天象，在中国古籍中有同样的记载，且有与《圣经》事件同样的解释。
关于耶稣降生时的天一之星，《圣经》是这样记载的：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天一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天一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新约?马太福音》二章1-2节）
而在耶稣基督降生前后，汉孝哀帝建平二年，中国天文学家也观察并记录了几个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
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传曰。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远。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为其事大也。（《汉书?天文志》）
上面的话翻译过来就是：第二年的第二个月，彗星出牵牛70余日。据说，彗星的出现意味着新的要代替旧的。牵牛，太阳，月亮和其它五星在运动，意味着新纪元的开始，新的一年，新的月份，新的一天。彗星出来理所当然象征着变化。彗星出现得久表明事关重大。
再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日所发生的天象，在中国古籍里也有同样的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之时，大约33或34岁。《圣经》是这样记载耶稣受难时的天象的：
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新约?路加福音》二十三章44-46节）
耶稣在断气之前，日蚀持续了3个小时，从中午到下午3点。中国人也记载了这一重大的日蚀现象，而且与《圣经》上记录的时间相同。
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哉。其上书者。不得言圣。（《后汉书?第一卷》）
翻译出来就是：该月的最后一天癸亥日，有日蚀发生。皇帝避开正殿，停止了一切军事活动，五天不理国事。他又作了正式声明，说：“我品德不好，引致这样的灾难，甚至太阳和月亮都被遮蔽了。我甚恐惧战惊。还有什么话说呢？”……凡上奏的人，不许提‘圣’字。”
这是记载在《后汉书》中的日蚀和月蚀现象。这里的癸亥日是指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第七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公元31年，是描述星象事件后大约34年。当时东汉的首都在洛阳，在耶路撒冷的东部，时差为5个小时。假如这一天象出现在耶路撒冷是中午到下午3点，那么在洛阳，就是下午5点到8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既看到了日蚀又看到了月蚀。
日蚀本属普通的天文现象，但此次发生在特殊日子的、持续长时间的天文现象，引起了光武帝强烈的反应。光武帝承认自己有罪，并宣称他的罪由自己承担。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他禁止大臣在此期间谈论神灵，他还知道所有人的罪应当由一个人承担。这正是耶稣受难的意义所在。
更为奇特的是，在《后汉书》的一处注释中，一位叫潜潭巴的注释者说：“癸亥日蚀。天人崩。”（《后汉书?志第十八》）来自天上的人子死了！这是对耶稣受难的最真切描述。中国人对耶稣被钉时的天象有如此强烈的反映和如此贴切的解释，正是上帝对全世界彰显他神圣启示的有力证明，也是华夏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之间具有内在血缘关系的另一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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