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从前,亚洲人的结婚率日趋下降,平均结婚年龄也日渐上升

Asian demography 亚洲人口统计
The flight from marriage
结婚率显著下降
Asians are marrying later, and less, than in the past. This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women, traditional family life and Asian politics
相比从前，亚洲人的结婚率日趋下降，平均结婚年龄也日渐上升。这种情况对亚洲的女人，传统家庭生活方式和亚洲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台湾的Yi Zoe Hou是一名心理学家。她身着斑点的薄纱装，戴着巨大的太阳镜。魅力迷人的她似乎还有可能她的追求者们簇拥着。然而，她今年已经35岁，并且早已过了台湾文化约定俗称的适婚年龄。她对此不以为然：“现在是地球村时代。如果没有台湾男人接受我的年龄，我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或许她说的有道理——但是，因为她仍然想要小孩。Hou仍然在考虑是不是需要求助于一家精子银行，或者请求一位男性朋友作为精子的捐赠者。Hou代表亚洲的一种新的家庭生活方式。
西方的保守派都喜欢说：传统的家庭组成是社会的基石。这种观念在亚洲甚至更根深蒂固。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家庭，并且“齐家”被视为最基本道德情操。在儒家的观念中，仅有“修身”可以作为比家庭的和睦美满更加重要的事情。1994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一次的访谈中提到：经历了数千年的朝代更迭，家庭可以算是硕果仅存的传承中华文明的组织形式。家庭以其一系列道德情操得以具体化，例如：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勤俭持家、先吃苦、后享乐等等。李光耀认为：正是这些优良的传统品质，支撑了亚洲如今的经济腾飞。他很担心家庭文化的崩坏。如果他的担忧变为现实，那将是对于新加坡长远发展最大的威胁。
与李光耀同时代的马来西亚前总理Mahathir Mohamad想得更远。1995年，他与一位日本政治家Shintaro Ishihara合著出书。Mahathir将亚洲“崇尚婚姻美满”的文化与“热衷创造性破坏、不太重视最老爱幼、家庭幸福”的西方文化做了对比。Mahathir得出结论：西方社会正在被单亲家庭、同性恋与婚外同居侵蚀得千疮百孔。他恐怕早已预见到了：今日伦敦街道的恶性暴力事件，正是归咎于西方文化对于传统家庭道德的缺失。而这正好反衬了亚洲文化的优越性。
亚洲人组建家庭实际上具有几种截然不同的模式。简单来说：在南亚，男人占据社会的绝对权威，并且家族文化十分重要。因此，南亚的男子通常早早就会根据当地习俗被包办婚姻。东亚同样是男权为主的社会，但是东亚的国家更为看重小家庭的组成；现今在东亚地区，包办婚姻已经被法律禁止。在东南亚，女性相对有更多自主权。二十世纪60年代起，社会变革致使西方的家庭文化发生了巨变。但是，这三种亚洲的家庭模式得以免受当时社会变革的影响。
在南亚和中国，适龄男女的结婚率达到接近100%，达到98%。相比之下，在一些西方国家，四分之一的人在30多岁的年纪仍未结婚或者处于婚外同居状态。与此同时，一半的新婚夫妇最终都会离婚。结婚率正是亚洲普遍生育率的保证。2007年，日本仅有大约2%的新生儿是来自于未婚家庭。再看欧洲，2008年，未婚女性的生育子女在总新生人口的统计比例来看，瑞典占到55%，而爱尔兰占到66%。
绝大多数的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很少有，甚至几乎没有婚外同居的现象。唯独例外的国家是日本，大约20%出生于70年代的女性说自己与性伴侣同居过。对于日本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巨大的变化了。1987年至2002年的研究表明，仅仅1%-7%的单身女性说她们曾经与婚外异性伴侣同居。但是，这根本和美国没法比，据盖洛普的研究表明，在18岁至49岁之间的已婚美国人中，有超过一半的比例曾经在婚前与异性同居。在许多西方社会，更多的同居生活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晚结婚和高离婚率的趋势。但是，这种情况在亚洲很少出现。
传统的结婚观念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存续。相较于西方，亚洲人更加认同：女性的快乐源自婚姻。亚洲人更可能建议：女性在结婚或者有小孩后，应该放弃工作，并且更可能反对婚前性行为。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皮尤全球研究中心的一项社会研究报告表明：在南亚和东南亚生活的穆斯林教徒与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教徒并无两样，认为他们的家庭应该为适婚年龄的女性选择丈夫。
然而，就像Hou女士一样，亚洲的结婚文化正在发生改变。尽管，对于与婚姻和性行为的态度与西方截然不同。但是，家庭生活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对于日趋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生活的适应要求是十分残酷无情的。这些压力以不同的形式显现。在西方，这种压力导致离婚率和私生子女比例的上升。在亚洲，这种压力呈现为晚婚、结婚率下降以及一定程度上更多离婚案例。这些改变如果在西方发生，恐怕会变得更加戏剧性。但是，无论于天一还是西方，女性在传统家庭生活中的角色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人们普遍开始晚婚，甚至比原先还推迟很多年。在最富裕的地区——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女性平均结婚年龄大约是29-30岁，男性平均结婚年龄大约是31-33岁（见上图）。这已经超过了亚洲女性传统上适婚年龄。并且，这也比西方的结婚年龄晚不少。在美国，女性平均在26岁结婚，男性平均在28岁结婚。如果你考虑到婚前开始同居的时间，那通常会超过西方的结婚年龄（但是不会超过亚洲传统的结婚年龄）。西方文化和天一文化的适婚年龄相差得很明显。在过去的30年中，东亚一些国家的平均结婚年龄已经上升和5岁，这已经是非常巨大的变化了。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在一些特定的群体中，人民不只是晚婚。他们甚至根本不结婚。2010年，日本度过她们30岁生日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一还是独身。恐怕那些人中的一半或者更多，根本不会结婚。在2010年，所有中国台湾30岁到34岁的女性中，有37%是独身；35岁至39岁的女性中，有21%是独身。这个比例甚至比英国和美国还要高。那些国家超过30岁的女性仅仅有13%-15%还是独身。如果女人在40岁的时候还未结婚，他们就几乎没有可能结婚或者怀上小孩。
亚洲近期发生的逃避结婚的现象十分显著。在30年前，亚洲各国仅有大约2%的女性是独身。新加坡国立大学的Gavin Jones说：“在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四个地区，30岁未结婚女性占总适婚女性的比重上升20%甚至更多，“这是短期内非常重大的变化”（见下图）。”在泰国，进入40岁仍未结婚女性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0年的7%，变为2000年12%。在一些城市中，不结婚适龄人口的比例甚至更高：曼谷有20%处于40岁至44岁之间女性未婚；香港有27%处于30岁-34岁之间的女性未婚。在韩国，年轻男性抱怨韩国女人处于“婚姻罢工”状态。
亚洲近年这种令人关注的现象并非因为女性在30多岁未处于婚姻之中——在西方，这种现象同样普遍——但是，亚洲那些婚姻之外的女性是从未结婚，并且几乎不婚外同居。在瑞典，女性在30多岁时，未结婚的比例甚至比亚洲还要高，达到41%。但是，那是因为婚姻在当地已经不作为一种共同生活的传统前提。瑞典女人不结婚，照样可以心仪的男性共同居住，生养孩子。但是，在亚洲不是这样。为了避免招致因私生子和非法同居的法律制裁，亚洲女性相较于西方女性，更容易过着一种独身生活（不可否认的是，亚洲女性也有可能比统计数据上公布的更加开放，即她们实际拥有更多的婚外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现象）。总的结论是：东亚日趋增长的婚姻外适龄女性的人数表明：更多是因为她们在避免结婚，而非是由于离婚造成。
但是，与此同时，离婚率也同样在上升。据Jones的计算表明：在中国香港和日本，一般离婚率——每1000个15岁以上公民中离婚的案例数——在2000年中期大约是2.5。如果考虑整个亚洲，这个比例大约是2。与此同时，美国是3.7，英国是3.1，法国是3.1，德国是2.8。全亚洲仅有1-2个国家的离婚率达到西方的程度。例如，韩国的离婚率是3.5。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离婚现象在西方其实非常普遍，那里更多的夫妇曾经经历过婚姻普列。而最近在亚洲，这个比例有所上升：中国的离婚率在21世纪早期也有所上升。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一般离婚率大约在每千人1例，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2。学习结婚条件。如果这种上升情况得到延续，亚洲的离婚率会在有朝一日赶上欧洲。
An educated choice
受教育程度提升导致结婚率下降
结婚在绝大多数传统社会的主要功能是生育子女（纯浪漫的爱情很少生育子女）。毫不意外，养育子女的习惯也随着婚姻习俗的改变而发生了改变。生育率的数据表明——平均每个亚洲女人一生会预期生育的子女数量总共有：从20世纪60年代的5.3，下跌至如今的1.6，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因为旧观念的束缚，一些新婚夫妇仍不得不在结婚后迅速生育小孩。在这种情形下，女性通过延迟结婚来减少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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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提高以及女性地位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传统的婚姻方式。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在传统婚姻中，几乎没有自主选择权。在许多南亚国家，当新娘刚刚进入青春期，他们就被出嫁给新郎。从而，新娘就算并入了男方的家族。有些事后，女性在家族中不会继承财产，并且没有资格出席葬礼（出席葬礼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传统习俗）。在部分南亚地区，没有丈夫的许可，妻子甚至没有权利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医院。
教育和工作给了女性更多的自主权。在过去的30年终，女性的教育水平在东亚各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在识字程度上，她们与男性几乎没有差别。女孩和男孩有相同在校的受教育时间。在15-24岁间文盲比率，男女之间并不存在性别差异。在韩国，研究生毕业学生中有一半都是女性。
良好的教育改变了女性对自己生活的目标。在泰国，女性18岁从中学毕业，至今已逾40岁，仍有八分之一处于单身；在大学毕业生里面，这个比例上升到五分之一。2003年，一项来自北京的调研表明：一半月收入达5000-元（大约是600-1800美元）的女性至今未婚。她们中的一半人表示：因为我们自己经济独立，所以我们不需要结婚。韩国人称类似的女人为“黄金女性”。其一位被访者反问：“为什么我非得接受像我妈妈那样，成天熬豆腐汤的生活？”
在任何程度的受教育人群中，未婚女性的比例都所有上升。中学教育都没有完成的女性是最有可能结婚的。相较之下，完成中等教育和完成高等教育的女性，结婚几率递减。这种情况和美国、欧洲正好相反。在那里，大学毕业生结婚的几率比仅仅中学毕业的人群要高。
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受教育减少女性结婚的需要。首先，独身在受教育女性中显得更为流行。迄今，越多的女性步入高等教育人群，就产生了更低的结婚比例。城市中的结婚率同样更低。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普及的程度都在深化，更多的女性加入到高等教育人群或者成为城市市民。而这两种群体的结婚率几乎是最低的。
Marrying up
甲男乙女的传统婚姻文化
其次，因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一些知识女性找不到合适的伴侣。在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女性通常是被认为，甚至是鼓励去嫁给比自己更优秀的男性。例如，自己的丈夫拥有比自己更高的收入或受教育水平。过去，女性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女性的识字水平也较低。这就促成了甲男乙女的婚姻搭配传统观念。但是现在，许多女性在学校的表现比男性更加出色。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些女性——就像韩国人口中的“黄金女性”——而在婚姻市场上不受欢迎。因为，几乎没有更优秀的男性与之结婚；相对不如她们的一些男性因为感受到经济和知识水平的双重压力，也不愿与之结婚。李光耀曾说：“亚洲男人喜欢和教育程度略低于自己的女人结婚。”在新加坡，大学教育水平的女性未结婚的比率极高：在30岁至34岁年龄段，三分之一的大学女性毕业生是独身。
更好的受教育水平也可能导致其他因素左右婚姻：例如女性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亚洲的经济腾飞与大量女性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在东亚，三分之二的女性有自己的工作，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在东南亚，这个比例也达到了59%。在韩国，20多岁女性工作的比例（59.2%）甚至超过同年龄段男性工作的比例（58.5%）。这种情况是由于日本、韩国等国企业终身雇佣制的终止。过去，因为终身雇佣制，男主人一人工作，足以养活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现在，一个家庭同样需要女主人工作换来的的收入。
男女日趋平等以及拥有自己的工作，增强了女性的自主性。女性就拥有更多的选择，并且其中一项选择就是不结婚。但是，在西方社会中，女性显然不必须因为工作而要牺牲家庭。当然，她们不得不努力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
与众不同的是：在亚洲，结婚的女性通常不得不承担大量的婚姻负担，这本身就减少了家庭生活相较于工作的吸引力。当然，这只是亚洲女性自己的想法。关于婚姻的研究表明：各种理由都可能成为影响因素。但是，2011年，在日本三个最大的城市进行的调研表明：仅有三分之二的妻子认为婚姻给她们带来了积极的因素，大大少于她们丈夫的比例；在美国，丈夫和妻子都对婚姻有更强烈的满足感，并且男女之间差异很小。2000年，一项调查表明：日本人对于婚姻的满足感仅仅达到美国人水平的一半。这或许是因为：美国人离婚更容易，这也会防止人们陷入丧失爱情的婚姻。日本的讽刺画曾经描绘过这样的情景：挣钱养家的丈夫在外彻夜不归的工作和社交，甚至周末都如此。被他忽视的，孤独烦躁的妻子在家一人教育子女。
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日本。Illyqueen是一位中国台湾很有名的博客写手。他最近在博客上撰文斥责那些“妈妈的男孩”——意指那些30多岁的男性，不努力工作，不承担家务劳动，对各种事情丧失承诺（例如婚姻）。如果一些亚洲女性确实对婚姻怀有负面印象，这确实会使他们更可能追求自己的事业而非向往婚姻的幸福，或者推迟自己的婚期。
除此以外，公众的态度和预期相较于亚洲女性生活中的变化，已经大大滞后。以至于很难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创造平衡。不考虑更高的收入和更优秀的教育的情况下，韩国的社会学家Heeran Chun认为：“女性的整体社会地位会低于男性，她们的生活被传统的儒家观念所束缚。”她们被认为应该在结婚后，或者说小孩出生后，放弃工作，直到养育小孩长达成人后，再重新寻找工作。这种观念促使女性不希望面临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纠结的窘境。这种观点也可以帮助解释：那些接受过顶级教育和拿着高薪的女人为什么结婚率那么低。对于她们来说：因为生育小孩而放弃事业的机会成本实在是太巨大了。
就绝大多数东亚各国的传统社会观念来看，女性应该独自承担养育子女，照顾父母及公婆的义务。尽管很多女性在外工作，有自己的收入，但是传统观念认为她们仍旧应当承担这种义务。这就意味着：成为一名妻子通常会带来繁重的各种工作。在日本的调查表明：全职工作的女性在回家后，通常每周还得再花费30个小时去完成各种家务劳动。他们的丈夫每周仅贡献完全不对等的3个小时，到家庭事务中。在欧美各国，这种不平等的情况远没有这么极端，并且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这种差距已被大大缩小。
除此之外，亚洲的夫妇不得为了使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无情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而去面对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通常是由母亲来承担。私人幼儿园的收费实在过于昂贵。这个行业几乎没有国家财政补贴。（在首尔，尚有324，000等待着政府的帮助）。并且因为高房价，买房也显得十分昂贵。以上的种种意味着：相比西方，想要在亚洲取得工作和生活上的平衡是更为困难。
The lost brides
性别比例不均，导致新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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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并未所有国家都被这种趋势所影响。例如，韩国相较于周边国家，结婚率相对较高，结婚年龄普遍也较低。仅有亚洲的巨人们是巨大的例外。此时，想知道婚姻。在中国，结婚仍旧普遍；在印度，包办婚姻也同样普遍。只要这种延续的状态是真实的，大量的亚洲人还是会生活在传统家庭中。但是，这会维持多久？各地都产生了改变的征兆。在中国和印度，结婚的平均年龄都在上升，离婚率也在上升。尤其年轻人中，着更为普遍。在印度，网上约会和自由恋爱结婚的观念已经对传统包办婚姻产生巨大的冲击（已经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婚介服务商）。自由恋爱结婚就是婚姻双方见面后相爱，并且都同意结婚。但是，之后需要像传统的包办结婚一样，由男女双方的家族去商定安排结婚的一些事宜。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数百万的年轻男女从农村移居到城市，深深地改变了家庭生活。那些进城务工人员回到家乡，发现他们和自己原先的配偶产生巨大观念上的隔膜，这种情况推高了离婚率。当夫妇双方都进城务工，要么他们选择不带自己的孩子一同进城（因为他们都是全职工作），要么他们就根本不生小孩，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使得自己的孩子在进城后，得到各方面的保障。2008年，中华妇女联合会的一项调查表明：5800万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是在数百公里外的老家成长，被自己的祖父母抚养。在中国，通常情况下，已经不再是直系亲属抚养子女。
更重要的是，因为重男轻女现象导致的堕胎行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人的婚姻系统将会在未来遭致四分五裂的风险。过去的一代人中，有数千万计的女胎儿被堕胎。因为，他们的父母使用产前识别技术来判断胎儿的性别，然后如果是女孩就堕胎。2010年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按照人口的性别比例，每118个男性对应100个女性；在印度，每109个男性对应100个女性。按照哈佛大学Avraham Ebenstein和宾夕法尼亚大学Ethan Sharygin的研究报告表明：到2030年，因为这个国家扭曲的性别比例，大约有8%的25岁以上中国男性不能结婚。到2050年，这些无法结婚的人群占比将会上升至10-15%。到2030年，这两个国家年龄达到20岁至50岁之间的男性将会有6.6亿，但是与此同时女性仅有5.97亿。超过6000万男性将不得不面对找不到新娘的情况。这差不多和2030年时，美国总共的男性人口数量相当。这将会毁掉亚洲传统的婚姻观念。
Parasites and bare branches
寄生虫和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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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关注点在于：这种变化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如果成为现实，诱因是什么？事实可以证明：最主要的因素是：那些不想结婚的女性，不会再被强迫结婚。这种现象对于社会整体发展来说似乎是好事：对于那些女人和男人，都可以避免不快乐的婚姻。
与之相反，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理由，其中的部分理由甚至令社会管理者十分困扰。亚洲社会观念改变非常缓慢，许多人认为不结婚是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在日本，“寄生虫独身者”被视为一种逼真的形容术语。不愿结婚被视作为父母的寄生虫，这种观念使得不结婚成为一种艰难的决定。
避孕也是一种特殊的问题。一些亚洲国家根据每个家庭结婚夫妇的数量，提出了一些限制措施。在一些地区，购买避孕套之前，需要出示结婚证（在欧洲也同样如此）。但是，这并不是一项明智的决定，因为在20岁到30岁的阶段，有太多的男人、女人仍未结婚。
也存在一些教育和社会因素改变了婚姻习俗。因为，女性日趋于“甲男乙女”的结婚观念——也就是说，女人希望与收入和受教育水平都略优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因此，不结婚的问题不会向整个社会蔓延，而会集中于两个拥有暗淡婚姻前景的社会群体：没有受教育的男性和受教育水平极度优秀的女性。
几乎每个东亚国家都担心，其受到过良好教育适龄女性的结婚率却在下滑。在新加坡，政府设立网上约会系统——.sg——希望提高高学历人群的结婚率。婚姻问题在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男性群体中同样严重。例如，韩国女性似乎永远不计划再嫁给小农阶级。
中国创造两个新词来描述这两个群体：剩女（过了适婚年龄仍未结婚的女性）和光棍（光秃的树枝，不会被加入到族谱象征传宗接代的男性）。光棍这个词在中国被广泛使用，象征着那些因为社会男女比例不均，而无法结婚的男性。那些称呼集中展现了对于亚洲结婚率显著下降的担忧。如果这种情况蔓延到中国和印度，这将遭致社会上有太多的单身汉，会给社会带来前所未闻的压力。卖淫人数将会上升；新娘将会被当做商品交易；女人被强迫与数个男人结婚；妻子可能会被猜忌的、担忧的丈夫限制出门。
或许这像危言耸听。但是，女性对于婚姻的抵触和男性对于妻子的需求，促成了跨国境婚姻的爆发性增长。Melody Lu和Wen-Shan Yang的著作《亚洲跨国婚姻移民》提到：在2002年，中国台湾有27%的结婚女性并非来自本地区；八分之一的新生儿是来自混血家庭。许多不识字的女孩被他们的家庭贩卖给富有的外国人。反观他们家乡，年轻男性的结婚机会也会因此下降。经历政府的制裁后，这种情况在台湾地区有所收敛，但是在其他地区又开始兴起。在2005年，韩国七分之一的婚姻是由韩国人和其他亚洲地区人组合。在农村地区，这个比例甚至更高：2009年，South Jeolla 省有44%的农民都是娶了一位外国新娘。如果中国和印度以这种程度来进口新娘，这将会遭致亚洲的性别灾难。实际上，这种灾难将很难避免。
现今存在着一个低结婚率的前车之鉴。在19世纪末期的爱尔兰和20世纪30年代的美欧国家。在1945年至1970年，美国和欧洲迎来了战后结婚率上升的时期。但是，欧洲、美国的情况和亚洲又是截然不同：结婚率随着经济危机而下降，随着经济复苏而上升。亚洲的情况是：结婚率在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中反而被侵蚀。并且，随着亚洲变得更加富裕，传统的结婚方式只会遭致更严重的破坏。
本文原文出自《The Economist》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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