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父母:收养日本遗孤后在孤独失落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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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父母：收养日本遗孤后在孤独失落中消逝
:17| 分类：默认分类| 标签：|字号大中小订阅日本遗孤，是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撤退和遣返期间，因与家人走散或家人死亡等原因而被遗弃在中国，后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13岁以下日本孤儿，涉及数千人。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1998年，来到中日友好楼调查访问的日本友人小田美智子(中)，在楼前和部分中国养父母合影。如今，这些养父母里，只有关秀兰(左一)和李淑贤(左三)还健在。关秀兰供图
这些被中国人“怀着博大的胸怀”抚养的遗孤，仅被日方认定的就在2800人左右，其中90％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他们大多来自日本向中国侵略性移民的“开拓团”家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前进，而中国人口众多，就业机会相对紧张，所以那段时期形成了遗孤归国潮。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2004年8月底，回国的战争遗孤总共为2476人，占全部遗孤的90％。如果加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直系亲属，总共约有万人在日本生活。
但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遗孤，归国时都已进入中老年，大多数人不会日语，工作无法保障，只有靠政府补助度日，境遇比归国前想像中糟糕得多。很多人无力顾及昔日怀着博大的胸怀和朴素的情感含辛茹苦养育他们的中国养父母。
绝大多数中国养父母望穿秋水、只能在孤独失落中思念天一彼岸的养子养女。遗孤和中国养父母之间的这场伟大而凄凉的情感纠葛背后，实则是战争给后人留下的长久隐痛。被遗弃街头的日本小男孩。李淑贤的养女青山百惠(徐桂兰)于1990年回日本。
在六旬妹妹的照料下，长春市81岁老人李淑贤终于迈过了2005年的门槛，但她还可以走多久，没人有信心。
李淑贤在2年前被发现患有尿毒症，从此基本在病床上度过余生。今年冬天第一场雪后，也许是屋子里的暖气不够，她开始咳嗽得厉害；第二场雪降临时，她便住进了医院。后来雪越下越大，越来越频繁，她一度只能俯卧在床，因为仰卧就可能背过气去。1个多月后，她才终于出院。
老人一生没有生育，只收养了一个女孩，但在抚育45年后，老人膝下的这位唯一亲人去了日本定居。她的身份是日本遗孤。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开拓团成员紧急撤退时，留下了大批儿童。
对于当年的混乱景象，现居长春的75岁老人于泾回忆说，那时的长春火车站几乎全是日本人，很多人都挤不上火车，只好将孩子沿途扔，能讲汉语的就哀求中国的老百姓收养自己的孩子。83岁的项贵臣老人说，等待逃离的日本人躺在地上，“大人也是身上都长鳞，咱瞅着是心难受，外面那蒿子棂上那小坟包，都埋的是小孩。”
还有些人把孩子掐死，扔进井里；一些绝望的军人则把手榴弹绑在身上集体自杀。
青山百惠(徐桂兰)就是在这种情景下被李淑贤收养的。
蒲公英飞走了
从收养到送走，仿佛一场梦——孤独的养父母们
那是1945年秋天的一个晌午，拉洋车的老赵从长春火车站前的垃圾推里，捡到一个日本流浪小女孩往孤儿院送，恰巧工作人员不在。老赵跟李淑贤夫妇俩说，如果没人收留，这孩子就会饿死。
“那孩子约摸3岁，浑身黝黑，穿一身紫色带花的小和服，饿得都哭不出来了，一双眼睛呆呆地瞅着我们。我再也受不了，一把抱过搂在了怀里。”
李淑贤给孩子取名徐桂兰，小名“带小”，渴盼能给自己“带来”亲生的孩子。此前2年，李淑贤一直没有生育，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正是日本兵。
1943年，李淑贤随丈夫徐凤山闯关东，从山东来到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洲国首府新京(今吉林长春)。一次，她拖着五六个月的身孕，到日侨聚居区卖鸡蛋，遭一日本兵驱赶，还在她肚子上狠狠踩了一脚。李淑贤不但流产，而且落下病根，此后再也没有怀孕过。
多年以后，有人问她“绝不忘记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当年日本兵踢了我一脚，我肚子里的孩子被踢掉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可是你竟然又收养了日本的孩子……”
“当时心情是矛盾的，简直不可理解。可是，当我一看见日本孤儿的那小模样，我不收养(她)就可能死了，于是，以前的仇啊恨哪，都忘到脑瓜后边去了。这也许就是咱中国女人的心地吧。”
“带小”并没有给李淑贤带来奇迹，但李淑贤待她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不仅供她读完了高中，帮她在一家化工厂谋到了职业，还在她23岁时全力操办婚事。李淑贤跟女婿提出，自己就这么一个孩子，拿她又当闺女又当儿子，希望他能过来，和自己一块生活。女婿先是答应了，后来又说单位有房子，还是住那里好。
李淑贤夫妇俩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给女儿打了两个柜，买了两床被、两床褥子，并在女儿出嫁那天，把家里的煤、大米、白面、土豆、炉钩子，甚至点火用的火柴也送去了。
徐桂兰婚后生下2个孩子，由于夫妻俩都要上班，李淑贤又把大孙女接来，一直抚养到她成家。
李淑贤夫妇为抚养这个曾经敌对国的孩子，在历次“运动”中承受煎熬。一天，居委会来人逼问：“你们为什么要收留日本儿童，你们和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吓得夫妻俩躲到亲戚家，直到风头过去才敢回家。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从1981年起，在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大规模兴起。徐桂兰和日本的亲人几经辗转联系上后，于1990年带着丈夫孩子返回了祖国。几年后，李淑贤的老伴念叨着女儿的名字去世。
徐桂兰走后，李淑贤的妹妹和妹夫搬来照顾她。此前，相差13岁的姐妹俩很少来往，在老伴去世后，李淑贤更显得孤冷寂寞。她很少和同居一屋的妹妹、妹夫提起收养日本孩子的往事，而且也不许他们不经自己同意就翻看女儿从日本寄来的相片。
李淑贤去过2次日本探望女儿，从小带大的大外孙女也几乎每年回长春看望外婆，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被大海相隔。半夜里，老人会突然爬起来找她们的相片，这一看，下半宿就再也睡不着了。李淑贤说：“睡着了做梦也梦着我的孩子啊！”
去年夏天，徐桂兰回长春看望了病榻上的养母，但只呆了11天。
吉林省民俗学家曹保明这样描写老人的感受：我像一个老蒲棒，春夏我吸足了雨水和养分，我养育了蒲公英。到了秋天，到了成熟的季节，小蒲公英乘风飞走了，飞向遥远的远方。李淑贤说：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梦。
和李淑贤住在一个楼里的高秀英老人，如果还健在的话，今年应该有89岁了。实际上，她已经离开有4年了。她和李淑贤一样，收养的日本孩子山川文武也回国了。除了死前几个月请了个保姆在身边照料，高秀英一直孤零零过着。
山川文武刚从娘肚子里出来没几天，就被父母用军大衣包裹着，遗弃在长春的街上。他被高秀英抱进家门时，双眼紧闭，脐带还缠在肚子上。高秀英给他取名于华春，小名“小狗儿”，因为“狗儿”好养活。此后，高秀英再也没有生育。
于华春读完高中后，当上了工人，娶上了媳妇。1985年，他带着一家人回日本定居了，唯独把养父母留了下来。第二年，养父去世。高秀英就靠老伴每月65元的养老金单独生活。
长春一所高校的学生和居委会的人有时过来帮她打扫、做饭，高秀英清冷的小屋才显得有些生气。
住她对门的关秀兰老人记得，这位大自己2岁的高姐生活很是节俭，洗了菜的水舍不得倒掉，留着冲厕所用；看电视，一定要把屋子里的灯拉灭，这样可以省电。平日里都是粗茶淡饭。儿子只在偶尔回来时给点钱用，而日本，那个她日夜牵挂的地方，她从来没有去过，虽然她曾对邻居说过，她“很想去日本，死在儿子身边也行”。
但她去世时，这个唯一的儿子并不在身边，直到办丧事时，儿子才从日本赶来。
高秀英生前曾对人说：“我老头由于想儿子想死了，我也整日想他，我会一直想到死。”
高秀英是整栋楼里最孤单也是心事最重的老人。每次老人们在楼前的院子里唠嗑，她都是坐一旁沉默着，很少说话。
原吉林省日本孤儿中国养父母救助中心主任李志宏回忆说，头年高老太还能到院子里走动，看着没毛病，第二年秋天就病倒在床上了，“骨瘦如柴”，冬天就去世了。
很多邻居认为，高秀英的儿子如果尽到了孝道，母亲不会这样仓促离去。
“把母亲带在身边”
一个极少数的例子
90岁的于世芬住在长春城西一座崭新的住宅小区里，她的背驮得很厉害，耳朵也早就聋了。她不能下楼，每天就在居室木地板上慢慢挪动着小脚。如果没有日本养女盐原初美(杜冬梅)和中国女婿林荣的陪伴，老人的余生将格外凄凉。
1991年7月，50岁的杜冬梅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回归日本。第二年10月，她就把养父母接到了东京，和自己生活在一起。2004年3月，夫妻俩又在长春购置一套80多平米的新房，终日陪伴养母(养父已逝)，好让她叶落归根。
杜冬梅说：“我走到哪，都要把我妈带在身边。”她喊养母，一直不带“养”字。
和绝大多数中国养父母望穿秋水、只能在孤独失落中思念天一彼岸的养子养女不同，于世芬和养女离别的日子只有1年零3个月。但这段时间对她们来说，犹如漫长世纪。
杜冬梅是瞒着养父母返回日本的，因为怕面对生离死别的痛苦。半个月后，于世芬和老伴就知道了消息。2个月后，杜冬梅收到了养父的亲笔信，大意是“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们走了我实在想念你们，我们也不缺吃不缺穿，就缺少你们四个人，我们太受不了了”。
这是养父第一次给人写信，没怎么上过学的他硬是用繁体字写了5行，其中一半是错别字。捧着这封信，杜冬梅全家都哭了。
那个时候，他们和其他19户归国遗孤家庭正集中在东京一所学校学习，全靠日本政府救济度日。为了把养父母早日接来，杜冬梅夫妇立即中断学习开始找工作，清扫工、垃圾分类……每天都要忙活10多个小时，林荣在一次骑自行车过程中摔伤，从此瘸了一条腿。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找日本有关官员，可是根据日本法律，与归国遗孤无血缘关系的人不能直接办理永住手续。他们又急又慌，找政府希望能体谅他们的特殊困难，有时因此还与官员发生言语冲突。
长春这边，受杜冬梅委托的老同事、老同学前来看望于世芬夫妇时，老人每次都要拉着他们的手痛哭一场，“我父亲是从不掉泪的汉子啊，”杜冬梅说。
杜冬梅的努力，终于打动了办事官员。他们答应持续性给她的养父母办理赴日探亲手续。
把养父母接来后，杜冬梅立志“父母在中国没吃到的东西都要让他们吃到，不管这个东西怎么贵”。她每个星期都要给养父母做两次清水煮大虾，养母爱吃桃子，她就从桃子上市起，一直买到桃子罢市。
1994年养父的突然去世，给杜冬梅带来无尽的遗憾，因为她没能让养父按照中国传统那样叶落归根。眼看着养母也一天天衰老，杜冬梅夫妇俩在退休后，告别孩子，陪养母一起回到长春，买了一套大房子。他们将等到养母百年之后，再返回日本。
杜冬梅含泪说：“要是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庭，没有这么好的两个儿子。就是在亲生父母身边也不会有。”
杜冬梅被于世芬抱进家门的时候，非常瘦小，脖子下流着脓水。旁人都劝：还不如养个小猪，养头猪到过年还能杀了，养这个病孩子，可能到时候就前功尽弃了。
于世芬只是说：这孩子太可怜了。第二天，她就抱孩子去医院，做了多次手术才把脖子上的伤口封好。
杜冬梅“永不能忘记”的事情是，一天她嚷着要吃油条，养母没办法，走遍了半个长春，最后用半个戒指换了根麻花。为了把家里仅有的细粮给她吃，一家人包括祖母都吃用酒糟和豆饼掺一起的窝窝头，最后吃得拉血不止。
于世芬供养女读到了大学，做了主治医生，成了家。老人一生再无生育。
可是在日本的亲生父亲那里，杜冬梅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温暖。她是在写下“今后不得继承父亲财产”的保证书后才准许回国的。她只在首次回国探亲时，在父亲家住了20天，此后基本不再来往。
所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之前，杜冬梅都要告诉对方：你一定要采访我和中国养父母之间的感情。
杜冬梅既骄傲中国养父母对自己无私的爱，也骄傲自己对养父母的一片孝心。
中国养母关秀兰和家人都认为，他们知道的回国遗孤里，没有谁能做到像杜冬梅那样对待养父母。
在王春英的印象里，也“极少有杜冬梅这样把养父母接到日本长期居住的日本遗孤，更别说回中国长期照料养父母的了”。王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负责日本遗孤事务的官员。
“我到底是哪国人？”
日本遗孤，冷落背后的归国窘状
“对于我来说，给我生命的母亲的面孔早已模糊，而养育我的母亲的影像却是那么清晰，即使我在日本，而她在中国。田山昭子只是我梦中的一个记忆，孙艳平才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这是日本遗孤田山昭子(孙艳平)的内心独白。在长春生活41年后，她回到日本，曾把养母曾秀兰接去长住过2年。2003年，大女儿张凌在日本读完博士后返回长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年迈的姥姥。
实际上，这种浓重的中国情结，在日本遗孤群体中非常普遍。他们在日本习惯讲中国话，做中国菜，看央视4套的节目，对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几乎都是心存感激。但岁月的流逝，人情的芜杂，使他们对中国养父母的孝心表达冷热不均，而更多的是双方渐行渐远。
长春的禹桂荣大娘，曾跟回来探亲的养子试探性提出：“娘跟你去！”养子却不哼声。只有一个女儿的禹桂荣认为，在中国是男孩子养老送终，她没人养，就应该跟儿子去日本一块生活，儿子一走，就等于挖了她的心，抠了她的肉。可是直到去世，她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77岁的房桂荣大娘则“黑下就哭”，“两年了，(养子)怎么都不来个电话呢？”2004年，她在思念中去世。
一些还在世的养父母表示，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接到日本那方面的电话了，“就是在电话里听听他们的声音也是高兴的啊，我们并不要他(她)给我钱啥的。”
这些一生穷苦的老人，对日本养子女的心态很矛盾，既盼望孩子们能多回来看他们，又担心因此耽误了孩子们工作，“在日本赚钱不容易哪！”
记者调查发现，相对来说，有一定文化层次、回国后生活较宽裕的日本遗孤，和中国养父母之间来往要频繁很多。而实际上，回国遗孤大多都来自中国农村以及城市平民家庭，他们在日本的境遇远比归国前想像中糟糕得多。
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遗孤，归国时都已进入中老年，大多数人不会日语，工作无法保障，只有靠政府每月四五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的补助度日，在高消费水平的日本，这些钱只能维持最低日常开支。今年59岁的归国遗孤田中丽子说，自己平时只能买最便宜的东西，连回中国给养父母扫墓的路费都没有。
关秀兰告诉记者，她的日本养女每次回长春，包括来回机票、买东西、给自己生活费等等，要花到近万元，别的遗孤也差不多。
据调查，在不满60岁的归国人员中，仅有32％的人在日本找到了工作，多是技工、建筑、制造等重体力的临时性工作，工资不及常人的2／3。超过65％的归国者只能申请“生活保护”。在日本，只有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以及无法生存下去的人才接受“生活保护”，申请者往往因此感到屈辱。
根据日本有关规定，这些遗孤归国后，必须居住在其亲属或者保证人所在的地方。由于这些遗孤多出身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好住在农村或者山区，而且住房条件也比较紧张，50平方米左右房子里住着六七口人的现象在日本遗孤中相当普遍。
“日本遗孤返回祖国，大多是为了孩子能有个较好的前程。”长春市外办亚非处处长段华旭说。
但现实的贫困生活，却给遗孤后代的教育造成了一定困难。据《环球时报》报道，这些归国人员的子女能够上到高中的比率只有50％。一些归国者的子女甚至因精神压力过大而患上了忧郁症、自闭症等精神疾病。
另外，这个行为方式完全中国化了的群体，有时还会被当地人认为是“中国人”而遭受歧视。“我到底是哪国人？”这种迷茫而悲怆的情绪在很多归国者中弥漫。
据统计，归国者中对生活的满意率不到1／5，还有1／5的人对返回日本十分后悔，但是他们发现很难回到中国了。
这些已经加入日本籍的遗孤，在中国已经被注销了户口，这意味着他们在中国没有社保和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要重新加入中国籍，只会比当初加入日本籍更为艰难。
而且，很多归国者悲哀地发现，哪怕只是去中国探望养父母，也是非常的不顺心。因为他们要离开日本的话，日本国政府就会相应地扣去他们本就菲薄的经济补助，离开时间越长，就扣得越多。
在这种政策下，绝大多数归国遗孤回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少，直至养父母去世。
从2001年12月起，有近2000名归国遗孤向日本12家地方法院先后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这个数字占到了归国遗孤的80％。
他们认为，战后日本政府在认识到存在遗留孤儿的情况下，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对此置之不管。回国后也没有提供充分的援助，使他们的生存权利受到了侵害。
但这些案件至今仍未进入实质审理阶段。
“假如没有这场战争，就没有战争后的‘弃民’政策，就没有遗孤和中国养父母之间的这场伟大而凄凉的情感纠葛。中国养父母的孤独和失落，实则是战争给后人留下的长久隐痛。”长春市外宣办副主任刘国君感慨道。
29户和2800户
中日友好楼之憾与解体的救助中心
在长春市南关区平阳街48号，一栋已显陈旧的三层楼房里，曾经住着29户中国养父母家庭。而今，只剩下7户了。
这栋楼叫中日友好楼，是一个名叫笠贯尚章的日本企业家于1990年9月建成的。
上世纪80年代末，笠贯尚章听说中国养父母的故事后深受感动，打听到那时中国百姓住房相当紧张，就自己投资8000万日元建起了这栋楼。当地政府则负责土地、拆迁、煤气等配套工作。
长春市29户住房困难的中国养父母，带着他们的家属搬了进来。尽管只有两室一厅，但在当时算是非常稀罕的了。此前，他们都居住在逼仄的平房里，冬天要靠烧炉子取暖。
在黑龙江方正县和辽宁沈阳，分别有日本归国遗孤捐资建造的中国养父母公墓和“感谢中国养父母碑”。日本国内，许多遗孤则自发成立了诸如“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扶桑同心会”、“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民间团体。
从1993年起，一种叫作“感谢中国养父母慰问公演”的演出活动每年在东北三省轮流上演，当地所有能联系上的中国养父母都被邀请来观看。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东京中国歌舞团团长刘锦程，其母是日本归国遗孤。他说，大恩大德不可不报，而且他们(中国养父母)都已高龄了。
“如果在日本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中国的孩子们会得到如此的关爱吗？大概不能，我想肯定不能，”福井启子说，“正因为中国人有着博大的胸怀，能抚养敌对国的孩子们，所以我非常感谢。”
福井启子原是大阪的小学教师，在吉林大学学习汉语时，每两周都会去中日友好楼一次。她想“把养父母们的心声带到日本，告诉日本的孩子们”。
这些来自日本民间的关爱，多少给了饱受思念之苦和失落之痛的中国养父母以慰籍。
“但从2003年起，几乎就没有日本人来了，不知是不是因为中日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住在楼里的关秀兰说。
2004年夏，日本NHK电视台的记者前来采访。节目在日本播出后，有个日本人特地委托中国海南的朋友，于今年元旦前出差长春时，给楼里的每位养父母送上1000元人民币，以此表达对老人们的敬意。
这家电视台在节目里报道了中国养父母晚年生活的窘迫，其中特别提到，他们交不起暖气费。
谈起暖气费，老人们就有些伤感。原来，他们在搬进楼里的前6年都没有交暖气费，但从1998年起，每年就得向市供热公司交纳1550多元的暖气费。
据辽宁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坤介绍，日本政府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其认定的中国养父母家庭每户支付了一笔钱，按每月60元计，一次性支付了15年的费用。这笔钱尽管对当时中国人来说数额不菲，但后来物价上涨，老人多还健在，日本政府却没有再施行必要的经济帮助。
中国的红十字组织也对这些老人提供了很多帮助，如节日慰问，组织聚会和保健活动，但这并不能根本上改变老人们的贫困无助状况。实际上，冒着风险毅然收养日本遗孤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百姓，很多人没有工作。
83岁的项贵臣老人早就搬出了中日友好楼。他把这里的房子转租出去后，又在郊区农村租了个小房间，他用这个房租差价维持自己的晚年生活。
从2002年到2004年，中日友好楼里的几户养父母得到了一些实质性帮助。日本的一家单位和个人支付了这3年的暖气费。
“其实他们算是幸福的了，楼外的养父母就很少能得到这种帮助。”原吉林省日本孤儿中国养父母救助中心主任李志宏说。
一个事实是，仅日本承认的遗孤就有约2800人，他们的背后是2800户家庭，但能免费住进中日友好楼的只有29户。这栋楼是中国境内唯一免费给养父母居住的地方。
根据长春市外办亚非处处长段华旭的说法，这29户家庭搬来前和市政府公证过，养父母只有使用权，他们的后代没有继承权，养父母过世后后代必须迁出，让外面尚健在的养父母搬进居住。
但现实不是这样。虽然已有22户养父母去世，但他们的后代仍住在里面，或者把房子出租给外人。段华旭无奈地说，总不好把他们强行赶出来吧。
77岁的中国养母房桂荣住在长春市八里铺一所狭窄的平房里。她把正房让给了儿子一家，自己住最小最黑的一间。由于房子太小，他们只好在房前“违章搭建”厨房和杂物间。
房桂荣说，她晚年的最大愿望，就是住进中日友好楼。
而更多的住在长白山等偏远山区和农村的养父母们，“他们的贫穷让我们震撼，”李志宏说。
由于家庭变迁、生老病死，绝大多数养父母都失去联系，李志宏他们“真正能服务到”的只有30多户，而且一年比一年减少。
李所在的这个救助中心，是1990年日本民间妇女组织塔喀拉俱乐部捐资帮助成立的，为吉林省红十字会下属单位，主要是回报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帮助日孤寻找日本亲人。政府除了承担救助中心人员的工资外，没有拨款，运行经费主要从日本民间募集。
但李志宏说，她1998年上任以来，只得到一次日本民间的资助。日本长春会给了她10多万元，是她的“大恩人”。
中国红十字总会曾于1999年给这个中心下拨10万元养父母的体检费，暂解燃眉之急。
这个有十多年历史、公益性的组织却无甚名气，连身为长春市外办亚非处处长的段华旭也“不知道长春有这个机构”。
但它带给养父母的喜悦却无法让人忽略。中日友好楼里的关秀兰老人说：“每个星期三，她们就给我检查身体，陪我聊天，我就知道外面还有人在关心我。”对住在偏远农村的养父母们，救助中心每年也会上一次门，临走时，他们总是拉着中心工作人员的手，半天舍不得放下。
但从2004年初起，这些老人就再也没看到她们了。这个中心已被整体移交到长春市卫生局，实际上解体了。吉林省红十字会业务处于处长的解释是，“十多年过去，日孤和养父母的数量锐渐，很少很少了，省政府根据职能转变，作出这个决定。”
塔喀拉俱乐部还在黑龙江和辽宁分别帮助建立了类似的救助机构，至今尚存，但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对日孤和养父母的关爱活动也已经很少了。
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的张虎处长认为，这种活动不能中断，还必须持续下去。李志宏说，只要还有一个日孤和养父母在世，就不能停止救助使命。
于处长表示，今年春节期间将会去中日友好楼看望养父母们，以后还会搞些活动，但只集中在这栋楼里。
正在消逝的历史
如何抢救“鲜为人知的传奇”
“您知道中日友好楼在哪吗？”
记者在长春打的不下30次，可是没有一个司机能知道，甚至没一个人听说过。在平阳街修了8年自行车的张大爷，则很肯定地说：平阳街根本就没有这栋楼。
中日友好楼正在老去，中国养父母正在消逝，随之而来的，是这段历史正在被后人淡忘。
在日本，中国养父母的故事也不被很多人知道，或者说不愿意知道。根据张志坤的说法，日本媒体侧重于宣传日孤在中国怎样受苦、读不上书，怎样受歧视、遭中国政治风波冲击，对中国养父母的艰难收养经历和伟大感情很少提及。
而在中国，除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等一些纪念性日子到来的时候，媒体的也不是很多。
东北民俗学家曹保明是国内最早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学者之一。大约在1994年，他在长春市区看到了一块“日本孤儿寻找委员会”的牌匾。此后，他访问了16位中国养父母，记录了他们和日孤之间“鲜为人知的传奇”，并于1999年结集出版，书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养日本遗孤纪实》。
这本书只印了2000册，没有上市卖掉一本。李志宏后来半价买下了1000本，逢日本客人来，每人送一本，并嘱托“带回国推荐给朋友看”，此书才逐渐被更多日本人士了解。
所以中日民间对这本书的反馈就不一样：曹保明收到的十多封来信里，和他探讨这段历史的，全是日本人。
住在中日友好楼里的养父母也感受到了这种微妙的对比。李淑贤的妹夫说，平日里来这探望的，十个有八个是日本人。
回归日本的遗孤和华文报纸，对推动这段历史在日本的宣传起到了关键作用。长春市委外宣办副主任刘国君说，日本有很多研究这方面的组织和个人。
今年66岁的小田美智子还在和中日友好楼里的老人保持联络。1996年，她利用在中国留学机会，专门到长春进行了1个月的日孤和养父母问题调查。在这里，她“了解到过去许许多多在日本根本了解不到的事情”。
相对而言，国内的研究力量就薄弱很多。张志坤说，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研究计划，但苦于没有经费而作罢。直到2001年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进行日本遗孤问题调查与研究的课题招标，张所在的单位中标后才正式介入此领域。历经2年多艰辛调查，此书将于今年出版。
这种全面调查研究显然迟来已久。因为，在华遗孤只剩下200人左右，他们的养父母大多也已作古。
刘国君也参与了这项“活的历史”的“抢救式工程”。在2003年7月至12月，刘国君和同事辗转吉林、黑龙江、北京和日本，拍摄了《母之爱——中国母亲和日本遗孤的故事》，这是一部口述历史形式的电视纪录片，由中央外宣办、吉林省委外宣办、长春市委外宣办联合摄制。
采访中多次流泪的刘国君说：“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母亲太善良、太伟大了！在她们面前，任何人都只能低下头来默默致敬。”
但很多养父母的晚年凄凉生活却让他痛心。在一次研讨会上，刘国君提出，他很想实现两个愿望：一是想在长春为母亲、母爱，为中华民族，为人性立座纪念碑，让所有到它面前的人都肃然起敬，净化灵魂；二是能成立一个养老送终基金会，使这些老人能够安度晚年，不留遗憾地离开人间，带走对这个人间的最美好回忆，而不是冷漠和冷酷。
这其实也是曹保明、李志宏等人多年来的共同愿望，但这些愿望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老人们却迅速地一天天老去了，一个个离去了。
与中国养父母对话
姜树云(已逝)
问：你想到女儿有一天会走吗？
答：能想到，但不去想。
问：女儿回去了，你怎么办呢？
答：我没办法，只好让她走。但是我相信，女儿一走，我一定活不多久。
禹桂荣(已逝)
问：你绝不忘记的事情是什么呢？
答：为了养这个孩子，我操了多少心哪！他几次病，差点要了我的命啊。再就是我老头的骨骸埋在沈阳北天一，“文化大革命”时，人家来信要起回来，可是我怕影响儿子的前途，没起呀，至今使老头子的尸骨散落在黑土地上，我到死也合不上眼哪！这不都是为了他吗？
问：你知道你收养的是敌人的孩子吗？
答：当时好像没怎么细想，就觉得这是个小生命，收下吧，养下吧，不然就死了。
关秀兰(健在，87岁)
问：彼此有信吗？
答：有。女儿一来信，老儿子给我念。我总是说，有啥念啥，别瞒着。后来我知道，回日本的孤儿过得很苦的，还受一些不懂事的日本人欺负。
问：现在希望什么呢？
答：我希望女儿常回来，但又怕她花很多钱，又怕常走动耽误了工作，在日本不好找工作啊。
问：你知道抚养的是敌人的孩子吗？
答：什么敌人不敌人，当时她是孩子，我们不要就连条小命都没了。另外我是个女的，女人哪都心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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