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一些人为了规避计划生育处罚，找他人（大多数为老年人）收养自己子女，从而使子女户籍得以确认，然实际上仍由自己抚养，仅办理收养登记手续而已；一些老年、生活困难人员或家庭，为了多获国家土地征用补偿，不顾被收养人以后生活、教育，径直收养社会弃婴等等。这些或违背国家基本政策或违背社会公德，也必将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隐患，不利于被收养人的健康成长。

我国《收养法》第二条规定：“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国家相应的机关没有对该条款进行细化，既没有对收养人的年龄进行限定，也没有对收养人或家庭经济状况进行限定，收养人的范围过于宽泛，单方面离婚条件。使得“是否利于被收养人抚养、成长”难以把握，特别是针对收养社会弃婴情形，毕竟送养人或送养机构可以对收养人进行甄别和选择。

《收养法》系私法，调整的是民事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即拟制血亲关系，因此没有相应行政机关主管该法的执行。民政部门虽然是法定的收养登记机关，但其职权仅限于登记或者说是行政确认，对提交了符合《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规定材料的收养申请，必须予以登记。换句话说，民政部门只能对收养申请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而不能进行实质性审查。同时，对于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事实收养关系，缺乏相应的部门予以纠正，致使被收养人长大后难以入学或无法参加高考，此类上访事件也时有发生。

或许有人认为既然《收养法》是私法，涉及的是私权关系，国家公权力应当尽可能少的界入。但笔者认为，在弃婴收养中，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两者之间主体是不平等的，被收养人无法选择对方，这有别于其他民事行为，因之从保护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角度讲，国家公权力是有必要界入的。

当然，肯定也有人认为收养弃婴是胜造七级浮屠的大好事，社会不应该对收养人有过多的苛求。诚然，大部分收养弃婴的人是从挽救生命、促其健康成长为出发点的。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实施计生工作几十年，社会弃婴已经大为减少，儿童福利机构完全有能力吸纳。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国家有权机关应该对收养人的条件作出界定，起码应将年龄过大、收入过低的群体排除在收养人之外。另外，宗教机构或专职宗教人员（如和尚、尼姑）能否收养社会弃婴，也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