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高喊“我跳楼老板就给150万”男子宿舍四楼跳下当场身亡

一个鱼跃，杨世江从工厂宿舍4楼纵身而下，头部着地，当场身亡。

工友说，杨世江跳楼前曾大喊，“我敢跳楼，陈大立给我150万”，然后数着“一、二、三”，就跳楼了。

陈大立是中堂镇三涌村仲裕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裕公司”)的经理。对于150万的说法，他本人没有出面回应。

中堂政府通报称，杨世江与仲裕公司存在劳资纠纷，本来此案将在2月8日进行劳动仲裁。但在2月1日上午11时55分，杨世江没有等到仲裁开庭，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公司存在劳资纠纷

杨世江是湖北人，今年40岁，进入仲裕公司工作一年时间。据工友们介绍，杨世江一直在编织部干杂工，主要是捡碎料，与他干一样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去年年底，那个人辞工走了，纠纷。只剩下杨世江一人干杂工。

后来，公司准备把这个工种撤掉，于是在上个月，公司叫杨世江到黑坯车间上班。学会小成本加盟。这是一个做五金的部门，杨世江曾对工友说，他不懂做，随后就与公司发生矛盾。

仲裕公司人事部的吴经理说，这两个部门，都是让杨世江做普工，普工的活，只要看一下就会。

杨世江于1月12日离开仲裕公司，在外面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但他与仲裕公司的劳资纠纷，一直没有解决。

跳楼之前与经理谈过话

2月1日上午，杨世江再次出现在仲裕公司。

按照吴经理的说法，上午11时，杨世江找到他，说要找陈大立经理。吴经理联系了一下，告诉杨世江，陈经理有事，过半个小时才能见他。然后，等待了不到半个小时，杨世江走进陈大立的办公室。

“他们在里面谈了什么，网上创业。我不清楚。”吴经理说，当时办公室只有陈大立和杨世江两个人，他不曾听到有争吵声。当他再次看到杨世江的时候，杨世江已经在宿舍楼四楼的阳台上。

数着“一二三”纵身跳楼

吴经理赶紧打110和120。

警察到达现场后，向杨世江喊话。据郭先生说，警察先喊了一句，你不要冲动，有什么事情，下来就帮你解决。杨世江说，要在5分钟之内见到陈大立，警方就迅速联系陈大立。

“还有5分钟。”杨世江向围观的工友大喊。

消防车也到达现场，几名名消防员已经下车，准备救援。

突然，杨世江掏出手机，砸向一楼。

“我敢跳楼，陈大立给我150万。”杨世江的工友向记者回忆杨世江当时的喊话。

“一、二、三。”杨世江一个鱼跃，纵身跳下。消防员还来不及拿救生气垫。

“我本来是准备劝他的。”三涌村劳动服务站郭先生说，他当时正低头接领导的电话，就听到“嘭”一声响，杨世江已经坠到地面，“当时距离他说的5分钟，还有2分钟时间”。

现场的人都惊呆了。关于“敢跳楼就给150万”的说法也在工人之间传开。

跳楼前将妻子电话留给工友

“他跟我说，兄弟们要拜拜了，陈大立给他150万，逼他跳楼。”阿开(化名)是杨世江的工友，两人虽不是老乡，但平时关系很要好。当时阿开还劝杨世江“不值得，不要拿这条生命开玩笑”。

但杨世江并没有听兄弟的劝阻，只是将妻子的电话告诉阿开，但并没有给妻子留下什么遗言。

杨世江跳楼之后，阿开打电话通知其妻子。杨世江的妻子在南城工作，获知消息后，立刻打车来到公司，一下车就嚎啕大哭。

杨世江来东莞也才一年时间，家里有70多岁的父母，还有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4岁。

下午4时30分，记者离开现场时，还有警方工作人员在工厂里面拍摄录像。关于150万的事，警方还在调查之中。

原因

为追讨国庆加班费轻生

三涌村劳动服务站工作人员：我两次调解，他可以拿到2000多元，但他一口咬定是4000多元

根据中堂镇政府2月1日下午通报，杨世江，男，40岁，湖北省红安县华河镇人，于今年1月5日因公司调换工种向村劳动服务站投诉。村劳动服务站介入调解，杨世江提出辞工并要求补回2009年国庆三天假期工资，公司同意其辞工申请但不同意补发国庆三天假期工资。

1月6日，经镇村再次协调未果，后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庭接受申诉并定于2月8日开庭仲裁。随后，杨世江于1月12日自行离职。到2月1日，杨世江等不及劳动仲裁，重回仲裕公司，以死威胁追补国庆三天假期工资，最终酿成悲剧。

三涌村劳动服务站的郭先生曾先后两次调解过双方的纠纷。他说，双方之间的劳资纠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厂在每个月的30日，都直接将工资打到银行账户上，但杨世江坚持要拿现金，另一方面是杨世江向工厂索要加班补偿，“在调解过程中，我给他算过，加上加班费和其他补偿，他可以拿到2000多块钱，但他一口咬定是4000多块钱”。

也因为这2000块钱的差距，双方的纠纷从劳动服务站闹到劳动局，再闹到劳动仲裁局，最终中堂镇劳动仲裁庭决定于2月8日下午3点开庭仲裁此案。

资料来源：2010年2月2日《东莞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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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赌局弥漫着弱者维权的悲凉

一个鱼跃，杨世江从工厂宿舍4楼纵身而下，头部着地，当场身亡。工友说，公司经理陈大立曾对杨世江说，杨敢跳楼他就给150万，而杨世江曾在跳楼前大喊，我敢跳楼，陈大立给我150万，然后数着“一、二、三”，就跳楼了。

这看上去似乎是发生在公司经理与外来工人之间的一场生死赌局：经理拿150万赌工人的一条命！我们知道，这种以人的生命健康权作为赌注的赌局，并不受法律支持，也不具有法律效力。虽然杨世江从工厂宿舍4楼跳了下去，但陈大立是否会真的支付150万，却完全靠其个人自觉，在可能遭受的道德谴责之外，有关生死赌局的口头协议对其没有法律约束力。

然而，杨世江决绝地纵身一跳，并非一个荒谬的赌局所能解释。真实的事件背景是：2000元的加班补偿和国庆节三天的假期工资。前者已经进入劳动仲裁程序，他至少应该再等几天等到仲裁开庭；因此，更为直接的原因，按照官方的说法应该是“以死威胁追补国庆三天假期工资，最终酿成悲剧”。

这就让我们非常不解了，国庆节三天假期属于国家法定节假日，当然应该照发工资，公司凭什么拒绝给员工发放假期工资？难道该公司长期就如此将劳动法规不放在眼里？而既然法定假日工资都可以拒发，加班补偿劳资双方计算相差2000元，又有什么好奇怪呢？由此看来，杨世江跳楼前大喊“要为工人讨公道”，恐怕并不只是胡乱地随便说说。

所谓生命赌局的来由，于是大致可以还原：杨世江凭依国家劳动法规找陈大立索要假期工资被后者拒绝，几番激烈言辞导致情绪激动之后，杨世江不惜以跳楼相逼，换来的却是陈大立“跳楼就给150万”的耻笑，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的杨世江，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虽然这样的个案，有太多仅属于个人的特殊性，换一个人遭受这样的挫折与耻笑，也许并不至于为此真的就去跳楼。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弱者维权的悲凉，是类似故事共同弥漫的悲剧气氛。劳动法规被资方肆意践踏而无须付出昂贵代价，弱势劳动者的个体维权行动则无异于以卵击石，唯有执法部门“疗救的注意”显得敏感而迅速，劳动者才不至于动辄只有“以死相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