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留下一份检举自己的举报信，登记了姓名和住址以后，这个下午的“赎罪之旅”草草结束了。工作人员客气地让刘曼回去等待消息，就连他带来作为证据的水饺，也没有派上用场。

走出工商局的大门，刘曼脸上露出这个下午难得的一次笑容。但他还是强调：“我觉得好像今天下午白来了，一事无成。我原以为自己今天回不去了。”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承认，自己心里“踏实多了”。

自首的念头像一个噩梦缠绕在他心里，每天晚上，睡眠都是艰难的。“我希望能洗刷自己的罪过。”这句话常常挂在他的嘴上。有时候，当别人提醒他，自首会得到减刑时，他总是连忙表示：“我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然而也不是所有时候，他都这么坚定。2月13日下午，他原本已经打算去自首。不过，走在由记者、朋友组成的人群里，他总是一个人落在最后面。“我有点迈不开步。”他说，声音有点儿发抖。又过了一会儿，“我真想跑了得了”。这是他一个月来内心的写照：大脑命令自己往前走，而身子却总在往后退。

就像某一次，他点开北京市工商局的网页，向“领导信箱”里发送了检举自己的信。“请与我本人联系。”他写完，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结果，信没有发送成功。“这是它自己的网站问题，跟咱没关系吧？”他半是失望，半是欣喜。

写小说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坚定了自首的念头。一开始，他打算只承认自己销售假水饺的事，然后罚点钱就可以过去。毕竟，“我的冰棍销售旺季马上就开始了”。

可是越写下去，他越深地反思自己。最后，他决定把自己之前销售假冒冰棍的事，也在自首时一起坦白。他很清楚，这意味着涉案金额已经超过只是罚款的界限，而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只有当睡觉时，他摸着妻子的肚子，感受着孩子在里面踢他，或者当他写小说时，妻子像往常那样依偎着看他，勇气才会一下子不见了。

晚上8点多钟，刘曼疲惫地回到家里，怀揣着工商局的接待证明。妻子坐在那里，没有做饭，军人违反职责罪。像是根本没有预料到他还能回来。

自始至终，妻子都没有责怪过他。只有一次，他结结巴巴地试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背着她卖假货。他的理由是，将来孩子出生后要花很多钱，奶粉只能买国外的。这个沉默的女人突然发火了：“你既然知道这些，怎么能去做这个？”几个月前，刚怀孕的妻子和他一起，在电视上看到了三聚氰胺事件，也看到过那些孩子。

她从来没有当面反对过他自首的决定，只是有一天晚上突然问他：“我怎么办？”然后一言不发。这个看上去坚强的女人，背后流了很多眼泪。有一天，她甚至觉得他不会回来了，在家里一边洗衣服，一边流泪。捱到傍晚，终于忍不住打电话给他。说起这些，眼泪开始在她眼睛里打转。

这个下午，刘曼离开以后，记者和她通过电话。她在电话里先是抽泣，最后终于哭出声来。她甚至没有敢把丈夫送出门。

“一个人做了事敢作敢当，是好事。”她好像在说服自己。她不大懂法律，只是听刘曼说过，可能要坐牢，但具体多少年，并不清楚。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月，这个女人陷入矛盾之中。“一个人带着孩子，三五年，我想能坚持吧。”她费力地说，然后笑笑：“再久了我就不干了。”

“我想也不会太久吧？”话音未落，又补上这句，声音里带着试探。

这些话，从来没有说给刘曼听。只有在晚上，刘曼会听见她由于睡不安稳发出的声响。他自责地认为，妻子“一定在做噩梦”。

有很多次，他恨不得立即带着妻子逃回远在湖南的农村，“对之前的所作所为不管不顾”。而这种想法最后往往败下阵来。占上风的那种东西，他思索了很久，觉得可能是“公民意识”。

也许是为了鼓励自己，他把自己在网上的签名改成“我跟自己斗争的目的，是让自己人性的彻底回归”。

“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2月12日，刘曼写完了他的小说。不过，到工商局自首的日子到来之前，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他来到曾经卖出假冒“湾仔码头”水饺的批发商那里，向他们赔钱或者道歉。剩下的水饺，他打包放在家里，准备当做自首的证据。

有人替刘曼担心，他的自首会断了许多老同行的财路，从而招来报复。刘曼说自己倒是从没觉得怕过。相反，他还在自己的文字里，希望同干这一行的人们感知，早日自首或赶紧停止违法行为，“这条路就跟兔子尾巴似的，绝对长不了”。

刘曼曾把写完的部分交给了一个朋友。在网上，这个名为“老虎庙”的网友，开始披露小说的一部分内容：

“2008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暴风雪、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金融危机……

“小龙是个良心未灭的人，或者说骨子里有着农民血液的乡村人，面对新闻里报道出的众多受毒奶粉伤害的儿童，良知在一步步地复苏。”

食品造假、自首，这些要素拼在一起，在网络上掀起波澜。第一时间，“老虎庙”的电话被记者们“打爆了”。几家媒体纷纷希望对刘曼进行采访，有的甚至表示，愿意负责他入狱后家人的生活。

2月13日下午，一堆吵吵闹闹的记者聚在一栋大楼里，等着刘曼出现。这时候，他在路上给自己小时候的好朋友打了个电话。

“别去见什么记者，回家踏踏实实过日子不是件坏事。”好友这样劝他。挂了电话，他又打电话给一个很崇拜的老师。电话里，对方问他是不是“出事”了。听说“没死人，也没吃坏人”，对方反问：“别干了不就完了？”

“见了记者，就没有退路了。”出门前，刘曼跟妻子说。在路上，他几次“想转身逃掉”，却最终还是站在了镜头面前，并叮嘱记者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写成一个高尚的人。”

“我们生活在一片恐怖里。”他说。他曾经亲自参与制造这种“恐怖”，却同样在走进超市买烟时害怕遇到假烟，在卖肉时发现里面注了水。在自己家的超市里，他发现过假的“奥利奥”饼干、假的口香糖和假的冰红茶。

“连我的袜子都是假的。”他一边说，一边掀起黑色裤腿，露出巨大的“KAPPA”标签。

“如果真的悔悟了，那以后洗手不干了，多为社会作作贡献不就行了吗？”一个工商系统的公务员知道了刘曼的事，通过朋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觉得他似乎“犯不着”去自首。

“我有矛盾，我有退缩，更有不想失去一切的理智。”刘曼说，“我是个活生生的年轻人，还有着即将生产的妻子。”但是，他希望这一切赶紧结束，彻底结束。这样，“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哪怕这样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心安理得。

2月16日这天下午，刘曼稍做收拾，带好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据，准备出发了。他脸色疲惫，胡子几天没有刮过，腿也有点软。但他说，他“已经不再在矛盾里面挣扎”。

（当事人的举报正在处理中，故文中“刘曼”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