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

“我不害怕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

这个下午，刘曼的赎罪之旅，与原先想象的差别很大。他原以为，自己的账本和一箱作为证据的假“湾仔码头”，足以说明所有事实，并把对他的惩罚立即变为现实。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被移送到公安机关，并经历三五年的牢狱之灾。“我不害怕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他说他要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恶。

为此，他早早和妻子告了别，让她等他出来。要是有人来聊点什么，他也喜欢在末尾说：“也许过几天我就进去了。”

直到2009年年初，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那个时候，刘曼已经打好了自首的念头。

此前，他一直没有把自己销售假货的事情告诉她。在这个小学没毕业的湘西女人看来，自己老公虽然非常辛苦，但很能干，是一个“正派而体面”的人。

“我后悔没有早点告诉我的妻子。”刘曼说：“否则，她也许会以一个女人的细腻，早些劝我退出。”他错失了最好的机会。当假“湾仔码头”断货的时候，本已有些退意的刘曼，禁不住几名老同伙的撺掇，决定自己参与到制造的过程中。

国庆节结束后，假冒开始了。第一步是“做版”，3个合伙人拿出1．5万元，交给一家专门负责制版的图像公司，由他们根据市场上的正版包装，制造印刷用的图版。

然后，这个图版被送到专门印刷包装的小工厂。从小的包装袋，到大的包装箱，6个品种的“湾仔码头”，他们每种印刷了能装3000箱的包装。

为了使假冒的货物能够进入大超市，需要专门对包装袋的条码进行仿制。在木樨园一条隐秘的街道上，许多店铺都有这样的技术。他们用数码相机把正牌包装的条形码拍下来，然后喷绘在塑料袋上，每个收取6分钱。最后一步是喷绘生产日期。然后，一个足以乱真的包装袋就大功告成。

因为没有什么经验，刘曼除了出钱，并没有参与包装的过程。在郊区一座冷库里，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这时候，元旦已经快要到了。

他们自造的饺子很快就被客户发现了问题。位于沙河的一个批发商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人吃出味儿不对”。北三环附近的批发商则告诉他，有人“吃坏了肚子”。没过多久，大兴的客户也把电话打了过来。

假货屡屡被发现，使刘曼开始考虑如何“全身而退”。他心里盘算着，1．8万箱饺子，金额已经超过了刑事处罚的界限。

惭愧和担忧一起压了过来。以前，这些批发商都是刘曼最好的朋友，是“一进他家什么话都不说直接端碗吃饭”的关系。但如今，信任已经失去，老实巴交的女老板因为卖了他送来的假货，失去了很多生意。他听着这些，“惭愧得直想哭”。

还有一种情绪也开始在他心里生长。一天，六七个行内人坐在一间狭窄的房子里聊天，刘曼从他们嘴里听说，有一个同行，曾经因为欠缴电费，冷库被停电，上千斤饺子化冻并且变黑。后来，这些饺子还是出手了。

这件事在他心上像刺了一刀。“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良心不安。”他说，因为用于假冒的饺子也都是正牌产品，他知道，这“吃不坏人”。

而现在，看着妻子日益隆起的肚子，他开始胡思乱想。他就要当爸爸了。

“他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

“你是个有良知的公民。”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人员将刘曼送出门时说。由于属地管理的关系，这次举报被转交给北京市工商局处理。刘曼仿佛没有听见，一声不响。但过了一会儿，他在厕所里给朋友打了个电话，把“良知”这个词向对方重复了一遍。

两个月前，他也许很难把自己跟这种词联系起来。反而有一天，蜷缩在又冷又窄的床上，刘曼做了个梦。“爸爸，你要去哪里？”一个小孩儿喊他：“记得帮我买根冰棍回来。”他“毛骨悚然”地惊醒过来，浑身是汗。

种种迹象说明，某些尘封在心底的理想复活了。这些理想曾经在刘曼的生活里占据最主要的位置。

矛盾的性格似乎混合流淌在他的血液里。在老家湖南，他曾经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把一个黑“摩的”骗到无人处，想抢点钱花。但对方向他诉苦自己是个失地农民时，他根本没法下手。

2003年，他来到北京以后，有几年时间，一直与几名他不愿意提及姓名的文化人在一起。那是一段不太容易忘记的时光。尽管身无分文，但这个年轻人对未来满怀憧憬。在一些安静、有阳光的下午，他喜欢躺在床上看报纸，“看的都是比较高端的”。闲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一个60多岁的老作家看。老人激动不已，揪住文学界的朋友挨个说：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大作家。

那时候，刘曼读哈维尔的文集，并且摘录其中的句子。他至今还记得有学者对哈维尔的评价：“他从社会生活的表面稳定和物质性追求与满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

“如果让我选”，刘曼说：“我宁愿回到那些安安静静读报纸的日子。”一个中午，他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小说已经写完，自首的决定已经作出，他睡了一个多月以来的第一个安稳觉。

他也知道那些日子很难回去。他有了一个家，还必须面对一段让他无法逃避的不光彩经历。“我渴望早点用行动赎罪，然后重新开始过清白的生活。”不过，重新取回这样的生活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曾经满脑子都装着的社会理想和责任感，变得离他那么远。“这几年，我好像变成了一架赚钱的机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有空的时候，他还会登录一些网站，阅读与民主法制相关的文章。他甚至和妻子商量，将来如果生个儿子，就取名叫“民生”。

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干“黑心事”，把一箱箱的假冒名牌水饺，送到那些信任他的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