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正义和非正义是人们评价法律制度正当与否的两个对立的价值标准。但是，相对于过于理性、抽象、含混的正义标准而言，非正义具有较为明显的确定性和可感受性。一项法律制度设计得再合乎正义的要求，人们往往也会熟视无睹，或者认为“本来就应当这样”。但是，某一制度或者司法实践一旦明显背离了正义的基本标准，形成一种为人们所公认的非正义，那么直接遭受这种非正义的人就会产生深深的被忽视、被贬低、被看轻甚至被侮辱的感觉。这种感觉经常会促使受伤害者奋起抗争，去“讨个说法”，甚至直接造成冲突的升级。因此，如果说人们对正义并不十分关注的话，那么非正义却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到不公对待的人
什么是非正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非正义主要是指实体裁判上的不公正。例如，法院对无罪者判决有罪，或者对罪轻者判处了过于苛厉的刑罚。当然，近一段时间以来，程序的正义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一项法律决定的制作过程如果使人受到无视或者轻视，那么一种程序或过程上的非正义也就随之发生了。程序上的不公正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如裁判结论在制作中不允许利害关系人直接参与，控辩双方受到明显的不平等对待，裁判者对控辩双方中的某一方有所偏袒，裁判者随意地作出裁决，而不明确告知裁判的理由，等等。但笔者这里所要分析的是一种特殊的程序非正义，也就是由于正义来得过于迟缓或者不及时而造成的非正义。为了便于说明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实际发生的案例。
1984年7月，河南某县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幼童王某被他人杀死在离家不远的玉米地里，凶器是他割草用的镰刀。县公安局经过摸底排查，村民吴留索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同年9月，吴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县检察院批准逮捕。1984年12月8日，某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吴留索故意杀人罪成立。认定的依据有三个：一是吴在公安机关预审中对其犯罪事实所作的供认；二是河南省公安厅对杀人现场的脚印所作的司法鉴定书，结论是脚印是吴留索所留；三是吴有犯罪的前科，曾因奸淫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随后，中级法院展开公审大会，对吴进行公开宣判，判处死刑。在公判大会上，吴留索当场喊冤并提出上诉。
1885年4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不开庭审理认为，作案工具上并无吴留索的指纹，现场的勘验材料与吴的口供存有出入，因此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中级法院则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1986年，市检察院再次以故意杀人罪对吴留索提起公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再次以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由于一直无法补充新的证据，此案久拖不决，吴留索则长期被羁押在县公安局看守所。
案件久押不决的情况经新闻媒介披露后，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在各界压力下，1998年11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发所在地的县法院审判庭重新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吴留索否决了所有的证据，并声称自己无罪，当时所作的口供系刑讯逼供的结果。一个多月以后，一审法院认定吴留索故意杀人罪成立，并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注：此案曾由《南方周末》于1998年8月20日作过报道。）
在这一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吴留索在法院未曾作出生效法律裁判的情况下，一直连续被羁押了长达14年多的时间。如此长的未决羁押时间在改革开放以来确属十分罕见。对于这一案件，当地的“公检法”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解释。例如，犯罪人作案手段极其凶残，案件在当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公检法三机关”都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破案压力；吴留索有明显的作案动机和嫌疑，只是定罪的证据还不充足；在当地群众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将吴留索改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会带来十分消极的社会影响……吴留索一直被关押在公安局的看守所，一来可以对他实施“保护性拘禁”，二来有助于获取准确的口供，以便查明真相，不枉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