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2年初参加革命，1991年冬退休，在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奋斗了40年。先后在供销社、工业局、政府办、财政局就职。两进供销社、政府办，四进财政局。其间做过营业员、当过会计、干过文秘；在财政部门二十多年中，搞过企业财务、农业财务、农业税收、人事行政、预算管理、财政监察。回顾四十年的战斗历程，可谓是兢兢业业的四十年，勤勤恳恳的四十年，忙忙碌碌的四十年，清清白白的四十年，也是梦牵魂绕、胆战心惊的四十年。这些年对我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主要有四个方面：
艰苦的办公条件
我经历过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总的来说机关办公条件逐年好转，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要好。条件最艰苦的要数五十年代了。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办公因陋就简。当时政府设在县衙里，县委设在孔庙里，我们供销社是在一院破房子里。那时大大小小部门都是集体办公，一人一张桌，一把椅或一个凳子。起草公文要用毛笔写字，发文件或印表格要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字，用油印机印刷。下乡、出差除县长、书记骑骡马，一般工作人员全是步行；下农村还要背铺盖卷，和乡村干部、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农村吃饭限制在贫下中农家里，并要交粮票和现金：一顿饭粗粮1角，细粮一角五分。直到七、八十年代，县长、书记才配有吉普车，好点单位能配几把自行车。居住条件更差，大多数职工租住民房，只有少数人居住公房，我同3个同事挤在一间房住了好多年；到六十年代也只两人住一间小房。
繁重的工作担子
五十年代国家机构初建，头绪多，相比看劳动合同短期化。干部少，任务艰巨。人员编制县委40多名，政府70多名。县级机关总共不到200人。我所在的财政局一度只有4名干部。一人身兼几职，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是常事。那时一周工作6天，虽然也是八小时工作制，全年有7个法定节日，实际工作时间几乎每天都要超过8小时，法定节日也很难享受。每星期一至五，上午是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星期六上午业务学习，下午党团活动或开生活会。机关工作人员几乎天天晚上加班，星期天仍照常工作；下乡干部要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遇到政治运动，更是没明没黑地开会。女同志生孩子只能享受规定内的产假，满假即要上班；养孩子没有公婆的要请保姆，一天两次要到单位寻孩子母亲给孩子喂奶。孩子上幼儿园多用上班前、下班后送接，不许占用工作时间。在区乡工作的女同志，下乡要带着孩子，走到哪带到哪。离县城较近的干部，只能礼拜六下班后才能回家，礼拜日要准时到单位。县城离我家也只20华里，但因工作繁忙，一年回不了几次家。1956年春节因加班搞年终决算，竟在县城度过除夕之夜。既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仍然要全日工作，直到退休为止。
激烈的政治运动
继解放初减租减息、反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之后，1952年的查田定产、“三反”、“五反”，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1956年的肃反、审干，1957年的整风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60年的反右倾，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0年的反右倾翻案风，1974年的批林林孔，1976年的批判“四人帮”……其中涉及干部队伍的有“三反”、肃反、审干、反右、“四清”、“文革”、批林批孔、批“四人帮”等。运动中通过学习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下楼洗澡，对全体干部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中，有严重问题的人分别给戴上“贪污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分子”、“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帽子；有的被开除、被劳教、被管制、被法办。那些有问题的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甚至走上悬梁、投河、服毒不归之路。一些地、富、反、坏、右子女出身的干部职工，则被划为“黑五类”，限制其当兵、入党、提干、升职和调资。在整风反右中搞扩大化错定的右派人员，虽在20年后的1978年甄别纠正，可有的已含冤离世，大部分人已错过了人生的黄金时代。在这些运动中，由于我谦虚谨慎，踏实工作，跟随形势，待人和善，侥幸渡过了这一个个难关，自始至终没受到任何冲击和纪律处分。但因我岳父当过保长，妻兄被镇压，致使我参加工作20年后才入党，30年后才任职。
严格的组织纪律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每个部门都建有健全的学习、工作、生活等规章制度，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人人模范遵守，个个无条件服从。按照“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要求，每个人都自觉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做好本职工作，服从党纪国法，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一些对自己要求不严，有失检点，违反了纪律或制度的人，组织上轻则给予批评，重则给以纪律处分。从警告、记过、降职降级、开除留用，留党察看，直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违反法律的绳之以法。那时用了公家一张邮票或一张信纸、一个信封，打烂一个灯罩，或者超了一天假，旷工两小时，多吃多占公物，都要开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写检讨、提保证。乱搞两性关系，贪污盗劫，投机倒把，划不清阶级路线，则要受到严格的纪律或法律处分。破坏军婚要逮捕法办，判3年徒刑。贪污、挪用公款、公物的，数额少的大会批，小会斗；数额大的，追究刑事责任。那时贪污挪用数十元公款，即要先退赔，再开除，再逮捕、判刑。五十年代仅县级机关受到批斗，受到公捕、公判的违纪干部不下数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