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者变成枉法者，前来打官司的老百姓沦为了“砧板上的鱼和肉”。难以想象，为什么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讼托”，能将9名精通法律的执法者“摆平”为牟利的帮凶。要说这也没什么想不通的———钞票做了润滑剂。因为有钞票，这家房地产公司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不卖房子，只经营“诉讼生意”，通过购买债权替人打官司赚钱。老早我们就听说，房地产是个“暴利行业”，但做了“讼托”连“房产暴利”都看不上眼，其中的甜头估摸只有人家自己知道了。

　　“讼托”抓经营，法官拿“提成”———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把司法公司化运营的一种模式，这种思维深植于司法人员的大脑当中，甚至在接受调查时，湛江中院立案庭一名副庭长还拿法律“讲价”，对办案人员说，“我把违纪金额加到100万，你们不要处理我，保留我的公职。”在这种思维当中，指引他们工作方向的，不是“公平正义”，不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而是利润，是钞票，是生意，是买卖。

　　我们经常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阳光下运营，权力、司法才不至于偏离航道。但在这个问题上，最好的防腐剂不仅仅是“阳光”，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些案件都是发生在阳光之下，基本的法定程序都走了，都“合法”，“生意上的事儿”隐藏得很好。苍蝇不钻无缝的鸡蛋，“讼托”钻的空子，不只是“涉案法官的廉洁意识普遍较差”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制度性的土壤———长期以来，民众的诉讼成本一直很高，而赢了官司之后的执行，也常常很是问题，这也导致了有些赢了官司的民众到法院门口“卖判决书”的荒唐之事。中央文件曾对中国“执行难”有过四句生动的概括：“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另一方面，在法院执行环节，“实施权和监督权缺少应有的分权监督制约”，高度集权，却监督失效。

　　如此背景之下，难免有人将司法视为“唐僧肉”，有贪欲的法官和奸商一拍即合，营造出一个“产业化开发”的怪圈。这个怪圈反过来，因为“有钱积极执行、无钱消极执行”，又加剧了通过打官司获得公平正义的难度，实在是最大的恶。任何侵入权力、司法领域的“托儿”都是不可容忍的，它透支的东西太多，但这些年，司法逻辑屡见被置换成公司逻辑，“司法寻租”在很多地方现出端倪，像湛江这种“讼托”也并不鲜见，只是没被这样“窝端”罢了。（毕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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