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公器”

　　19世纪以降，人们的参政需求主要是通过政党来实现。近代政党产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组织人民参政，将社会上纷繁芜杂的个人和小团体的诉求整合为明确的政策性诉求，并加以实现。但发展到20世纪之后，一部分新崛起的政党，信奉暴力和专政的原则，以高度的组织化、纪律性为武器，以政变或武装斗争为手段夺取政权，并在掌控政权后把自身的官僚体制用来控制整个国家，因此可名为官僚型政党。

　　这种官僚型政党一度风行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它们不仅组织竞选、动员投票，还负责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规定道路、创设政府、制定法律、发起改革等工作，实际上起着国家长期领导集团的作用。因此，这些国家，政治关键是政党，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取决于政党的现代化。

　　“国父”的角色

　　发展中国家的官僚型政党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

　　首先表现为高度的组织化。官僚型政党不但控制着国家政权，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组织。一般说来，在殖民统治下自主地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独立后都有强大的官僚型政党出现，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反抗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地领导了群众斗争，国家独立后执掌政权乃是众望所归，而在斗争中所形成的半军事化的组织方式也自然而然流传了下来。

　　其次，政治资源高度集中，即国家政治资源集中于党，而党的政治资源集中于领导层、甚至党的领袖一人身上。萨达姆在执政后就是靠重用以自己的家乡人为基础的“提克里蒂权力集团”来巩固他的权力的。伊拉克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由来自其家乡的青年子弟组成。各部部长、行政高官多有萨达姆的亲属，复兴党内高官也多如此。而在印度国大党，尼赫鲁家族也是通过家族势力的渗透，长期将党的实际权力控制在手里。从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到拉吉夫。甘地和索妮亚。甘地，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持久影响绝不仅仅是家族威望的简单延续，而更多的是权力体制上的连续性。

　　再次，官僚型政党具有长期执政的传统。2001年10月25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竞选提名中，在11个集选区中没有遇到对手，仅此就赢得所有84个议席中的55席，第10次蝉联执政。这是1991年以来，人民行动党第三次在反对党没有竞选半数以上议席的情况下，在提名日就赢得蝉联执政，也是自1959年新加坡独立以来，该党连续第32年执政。一党长期执政绝不是一个局部或偶然的现象。类似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专业集团政权、马来西亚的“巫统”、印度的国大党，都有数十年以上不间断的执政经历。

　　能够在执政地位上长期存在的官僚型政党，一般说来都对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发展立下过赫赫功勋。许多政党扮演的是“国父”的角色，是他们不断的宣传、鼓动和斗争促进了民族主义与国家意识的生长，使许多部族、土邦、部落联合起来，一跃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同时，作为落后国家中罕见的现代性政治资源，这些政党还起到了教育群众、改造社会，协调利益冲突，赋予现政权以某种合法性等重大作用，成为实现政治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困境与挑战

　　但是，官僚型政党毕竟是应时代的特殊要求而产生的，它并不能有效地执行政党最重要的功能-组织参政，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首先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官僚型政党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积累了上百年的问题，要在短时间内全部解决绝无可能。但由于执政党大权独揽，农业歉收、商业萧条、交通不畅等原本应由社会自己解决的问题当然也就成了政府的事情，问题恶化就很容易失控。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在苏哈托和专业集团党的领导下保持了30多年的增长，而在经济形势逆转之后，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步向崩溃。

　　其次，因权力的集中所带来的腐败现象，破坏了这些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设在德国的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0年《腐败直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表明，印度尼西亚在该国际组织所调查的90个国家中位居第85（最腐败的尼日利亚位居第90位）。国际关系学者庞中英曾描述其在印度尼西亚的见闻，“腐败是触目惊心的，小到日常办事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握有大大小小权力的公职人员公开索要金钱，在经济活动中‘处处有贪污’，大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金钱政治’。谈到腐败与金钱政治，印度尼西亚人耳熟能详的词语是KKN（corruption，collusion and nepotism，印度尼西亚语缩写为KKN），意思是‘腐败、勾结与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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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与“公器”

　　再次，经济发展、群众性民主意识的提高，以及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使得官僚型政党的统治基础遭到削弱。贫穷、愚昧、一盘散沙似的社会，不具有足以从根本上挑战统治秩序的能力，政党对社会的控制也相对容易。但时代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切：经济发展虽然不能尽如人意，却足以造就出受教育程度更高、财富更多、民主意识更强的一代。个人力量的增长意味着执政者力量的相对下降。同时，原来第三世界执政党的统治基础也发生了直接变化：农民力量及其重要性降低，中产阶级地位上升。1960年代的巴西，中产阶级十分软弱，不得不经常对独裁势力妥协，甚至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帮凶。1970年代中期，同样的一批人，包括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力量却一致呼吁民主，并通过大力支持中间路线政党，发动了“军人还政于民”的运动，最终取得成功。

　　最后，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等问题给执政党带来了巨大的政绩压力，而由经济不景气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更是向执政党的现实挑战。苏哈托政权在政局变化过程中表现得如此脆弱，就和人们在经济上普遍的不满情绪有很大关系。

　　总体说来，这些在争取民族独立与同帝国主义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国家和民族的领导集团，必须进行自身现代化的转型，否则国家和政党本身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议会型政党的角色

　　当然，并非所有第三世界政党都是强有力的官僚型政党。类似泰国、阿根廷等国家，松散、软弱和渺小的政党比比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情况更糟，政党不能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对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更无法发挥像在西方国家那种成熟的政党体制里所发挥的作用。

　　在泰国，政党不过是几个宗派的松散结合体。政党凝聚力、忠诚性、纪律性普遍薄弱。由于泰国政党党派林立，选举结果往往是组成多党联合政府，没有一个政党能在众议院占据多数。1975年，泰国20个政党被选入众议院，但没有一个党派获得多数席位。多党联盟内部争吵不休，导致政局不稳。结果，内阁在1976年1月就被众议院解散。同年10月，军队发动了政变。

　　同时，政党政治的无效性也削弱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使得社会进步更加遥遥无期。因为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一切政治变革和社会演进都将失去动力。

　　据《新先驱报》报道说，“在去年10月14日进行的阿根廷议会选举中，一些人在投票时贴着喜剧人物、动物甚至本。拉丹的照片，这些‘野蛮选票’表明25%的阿根廷人不相信任何政治选择。他们对一切都已经厌倦。”

　　如果说在西式民主、多党制的旗号下掩盖的只不过是政治利益和职位的争夺和分赃，甚至只是领导人个人野心实现的话，那么这种民主甚至比不民主更糟，因为它不能提供基本的统治秩序、甚至是生活的希望。

　　但这一切与其说是由政党政治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于政党政治的不完善、不成熟而导致的。议会型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软弱无力的状态，是这些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稳定的关键性障碍。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说到底政党是为社会动员的目的而产生的，政党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实际上是社会的缺陷。因此对议会型政党的改造和对官僚型政党的改革一样，要从更广阔的范围着眼。

　　出路何在

　　2002年6月22日，是马来西亚“巫统”大会的最后一天。下午6时，巫统主席、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演讲台上突然宣布“我已决定辞去巫统主席和国阵主席职务……”此话一出，原本哽咽的他已热泪满襟。在场的人们震惊异常，一时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新闻记者连现场消息也发不出去，因为在场的2000余人都慌忙使用手机报告马哈蒂尔辞去党职的消息，以致手机线路拥挤再也打不通。

　　政治强人马哈蒂尔的辞职，体现出的是困扰马来西亚国家的深刻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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