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名为黄懿君的湖南女子因长期被丈夫施以，在最后一次被强行要求行房中捅死丈夫。虽然案件细节我们无法得知，但至少从中我们可以判断出，这是一起有关家庭暴力的案件，并最后如大多数类似被报道的案件那样，以妻子杀死丈夫的悲剧而告终。（11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夫妻间的家庭暴力案件上升到触犯刑法层面，通常都是两个结局，一是以虐待罪送丈夫进监结束，一是妻子杀死丈夫以故意杀人罪而告终。无论哪个结局，都是一场人间悲剧，毕竟，人们挽手成亲时，谁会希望这个结局呢？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法律是否还存在某些缺漏，不利于有效遏制犯罪呢？以虐待罪来看，它是我国的一个特有罪名，并且是亲告罪，不告不理。要构成该罪，还必须要构成经常性、持续性、一贯性的特点，行为方式上有殴打、捆绑、针扎、火烫、体罚等多种肉体与精神上的摧残、折磨。最后法律还要求情节上的恶劣———即“虐待手段残酷、持续时间长、动机卑鄙以及屡教不改、虐待老人、儿童、病人或残废而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先后虐待多人、引起公愤”等等。
　

   　如果说故意伤害罪通常是以一次性伤害而结束的话，那么虐待罪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了，并且其侵害的对象是长时间共同生活的家人，这种伤害精神上更甚于肉体，往往让人感到窒息与绝望。显然，行为人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刑事犯罪，有的可以称得上是“人间恶魔”了。笔者认为，我们的刑事立法对此过于宽容：“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后，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从处罚力度上看，虐待罪法定最高刑仅重于侵犯通信自由罪（法定最高刑为1年有期街刑）等罪，属次最轻之列。
　

    　而妻子因不堪受虐杀死丈夫这类“以暴易暴”的情形，刑法却又显得过于严苛。实务中，这类反抗情形有时又不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一要件，并且因情绪激动，愤极而为，又常显“手段残忍”，于是通常都以杀人罪处理，即或不判死刑判死缓，或极个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一个处罚过轻，让受害人始终处在胆战心惊之中，只能一味退让；一个处罚过重，受害人一旦不堪凌辱反抗，却可能被处之以死，不利于遏制家庭暴力。两相比较，倒反映出了刑法在此立法取向存在问题。
　

    　虽然法律并不可能消灭犯罪，但至少可以发挥预防、减少犯罪的作用。对于有关长期受虐杀夫的案件，应尽量宽大处理；同时，应尽量作有利于被告的正当防卫解释。对于虐待罪，则应秉持从严的精神加重处罚力度。当然，如果有一天，我国刑法中能如韩国刑法般规定：“……（二）防卫过当的，依其情况可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三）前项情形下，如其过当行为系在夜间或者其他不安的状况下，由于恐怖、惊愕、兴奋或者慌张而引起的，不予处理”，那就是更大的福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