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一年前律师法出台的那一天，就有许多人吆喝着要修改。我虽然没有参与吆喝，但内心也是认同的。觉得律师法还不如以前的律师条例好呢。现在，律师法的修改，就像一只母鸡憋红了脸，“咯咯嗒、咯咯嗒”地表示要下蛋，终于把蛋下出来了。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律师法，我们可以捡起这个蛋了。

纵观修改的内容，可以说，真正有点意义的是侦查阶段的会见问题。第三十三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以前，律师会见侦查阶段的嫌疑人，需先与承办的侦查人员联系，如果他好说话，或者他认为你的会见对他的工作不会产生麻烦，他就让你把会见的手续交给他，他拿到领导那里去“审批”。领导“批准后”，他通知你去看守所办理会见手续。如果他遵守48小时的规定，你最多两天就可以会见了。如果是在北京，这两天你可以干点别的事情，如果是在外地，这两天就只能旅游了。但一般你会在房间里看电视，不敢跑远，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通知你去会见。

如果这个侦查人员不那么好说话，或者他认为你的会见将对他的工作产生麻烦，或者有法律之外因素的影响，那你就麻烦了。要么他把你的手续束之高阁，人也找不到了，或者干脆出差，到外地去抓****犯了。临沂陈光诚案，侦查机关就是这样对付我们的；要么他告诉你领导不在家，中国收养。没法“审批”；要么他说可以会见，但是他们要在场，而这几天安排不出人在场。反正是不想让你会见。面对这个情况，律师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如果在外地，你只能先回来，以后再慢慢联系。

上面讲的这些情况，不是我瞎编的，而是我的切身经历。其实，即便以前的规定，律师会见也不需要“审批”，而是“告知”侦查机关即可。但如果你真的仅仅是“告知”了人家，就想去看守所会见，非白跑一趟不可。一开始，侦查机关给律师的会见文书上就是“批准”两个字，后来可能觉得不妥，才改成了“安排”两个字。

按照修改后的律师法，这个现象应该不会发生了。只要你拿到了拘留通知书，就可以凭“律师证、所函、委托书”这三样东西，直接到看守所去会见了。这里我要表扬一下朝阳公安分局。从三年前开始，到朝阳看守所去会见侦查阶段的嫌疑人（仅限于公安的案件），已经可以享受一站式办公的待遇了。即你不必先与办案警察联系，而是可以直接去看守所，那里就有一位分局的人，他会电话询问办案警察，如果警察不反对，他就给你安排会见了。一般来说办案警察是不反对的，而且也不会在场，我每次去都是这样。当然，你还是需要交两份手续，一份给分局，一份给看守所。这种做法，虽然在本质上还是经过“审批”程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比别的地方方便多了。

现在，侦查机关不能不让你会见了，但也不是没有办法来对付你，特别是那些被双规的人，可能要在双规地点多待一段时间了。检察院才不会很快就让案件转入司法程序呢，他们会提前介入，与纪委密切配合，把所有的证据都取到手以后，再办理羁押手续。或者使羁押手续在半路上多走几天，等家属收到拘留通知书，再聘请律师，律师就是坐火箭去会见，侦查机关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前面说到，以前，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可以在场。这是令人讨厌的。新的律师法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规定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个规定当然是好的，但实施起来，可能不那么容易。人家安装一个暗器来偷听，你又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呢？或者人家说会见地点的安全措施差，还是派人在场，来“保护”你的安全，你能拒绝吗？

关于阅卷的问题，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这与以前差不多，没有什么大的修改。审查起诉阶段的“案卷材料”，似乎应当理解为程序方面的。我原来听说要修改为审查起诉阶段就可以查阅全部材料，看来没有成功。

有的律师对“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规定给于很高的评价，甚至于开始欢呼了。我要说，且慢欢呼，后面还有一句但书呢：“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实际上，这条规定的前半部分，被后半部分给否定了。如果说，律师法修改的其他部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则这个但书，使我感到我们将面临危险了。

“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我相信绝大部分律师是不会在法庭上发表的，而且这种言论也比较容易界定。“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怎么界定？由谁来界定？这肯定会引起混乱，也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一个很小的民事案件，就可能出现“恶意诽谤他人”的言论。在法庭上，激烈对抗的双方当事人还会有好听的话？律师怎么把握？特别是“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致使律师随时有可能掉进这口井里。我在滕州王延忠案件的辩论发言时，由于我的发言，致使旁听的家属当场哭倒在地，导致旁听席上大乱，法庭中止了10分钟。按照新的规定，我肯定属于“扰乱法庭秩序”了。又：我在浙江为吴广德辩护时，引发了200多名旁听群众长时间的鼓掌。而法庭早就明确宣布了“不准鼓掌”的纪律，我这算不算“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呢？

由此可见，这一条的修改，原想定出一个律师的豁免条款，没想到却给律师套上了一个枷锁，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愿将来会有具体的规定来操作这一条，将律师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否则，我简直不知道在法庭上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