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律修订了几次_中国法律网5Law.cn

如题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笔者将《大清民律草案》的编订过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光绪三十三年四月至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拟订民律草案大纲；（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至宣统二年年底，修订法律馆完成民律草案初稿（因当只奏呈草案条文，没有逐条的立法说明，笔者将其称作“条文稿”）；（三）宣统三年九月，修订法律馆在民律草案初稿的基础上，完成民律草案“说明稿”（每一条之后都附具了立法理由，笔者将其称作“说明稿”），其中前三编以《大清民律草案》之名上奏，民律亲属编、继承编草案说明稿由修订法律馆与礼学馆共同议订。以下详言之：（一）拟订民律草案大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初四日，《南方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急宜编订民法》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刊出，随即被著名的《东方杂志》所转载，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就在《急宜编订民法》刊出之后，清政府民政部上奏朝廷，提出民法与刑法均关乎国家治道，二者不可偏废，并奏请：“饬下修律大臣，斟酌中土人情政俗，参照各国政法，厘定民律，会同臣部奏准颁行。”根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颁行的新官制，官制改革前的户部分为民政、度支两部，其中民政部继承了原来户部管理民政管理的职权。因此，民政部参与编订民律的请求尚属合理。于是，清政府迅即批复民政部：“如所议行” 。在修律大臣与民政部共同编订民律草案过程中，首先拟定了《编纂民法之理由》（草稿）。在《编纂民法之理由》（草稿）中，既说明了起草民律的一般立法理由；还特别着重阐述了民律草案应采取的篇章体例，实际上，编列出了民律草案的大纲。现将该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凡私法上之法律关系须用法律明示，使人民知之与使人民由之也，不然则易生无益之争议而害及国家之秩序矣。夫规定私法上法律关系之法令古来中国亦存在，然多散见于各处，于实际上既为不便，又多系不成文法，终无法确知；加之，从国家统一之政策上计，亦已编成一法典为最良之方法。此所由斟酌中国古来之习惯与近世之学理而编纂本草案也。” “本草案虽规定私（法）上之关系，然关于商事者，则让诸商法，不规定于本草案中。原来民商二大法典之并存，多数之立法例虽亦如此，其学理上果正当与否，现尚为未决之问题。惟在中国，民商二法典使之并存于（世），实际上颇为便利也。又本草案虽规定私法上之关系，然于公法上之关系并非全不规定。公法上之法律关系以规定于本草案为宜者，则收入本草案中。盖法典虽须尊重学理，债权。然于实际上之便宜亦不得轻视也。此外，私法上之法律关系亦非网罗于本草案中，因立法上及实际上之便宜，委诸特别法、条约及习惯等不少。” “编纂民法法典之次序，其立法例不一。法国民法首冠以法例，其第一编人事，第二编财产及所有权之变更，第叁编所有权取得之法。意大利民法略与法国同。日本民法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第三编债权，第四编亲族，第五编承继。德国民法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债权，第三编物权，第四编亲族，第五编承继。瑞士民法首冠以法例，第一编人事法，想知道法定节假日有工资吗。第二编亲族法，第三编承继法，第四编物权法（虽无债权法将来置诸第五编可想而知）。本草案斟酌中国之习惯与诸国之民法，第一编总则，第二编亲属，第三编继承，第四编债权，第五编物权。总则为各编共同之法则，固列于首编。关于亲属及继承是人事中之重大事件，其须重视之者，是中国古来之习惯，故以之为第二编、第三编，于民情亦相协。又债权法系为种种法律关系之准则，其应用之范围颇广，固以为第四编，以物权为第五编。” 《编纂民法之理由》（草稿）有关民律草案篇章体例的论述中，有两点最为值得注意。第一点，该理由书建议民律草案采取法国、德国、日本通行的“民商分立”的体例；此种选择主要不是基于学理，而是根据中国立法之实际需要：“（民商分立）其学理上果正当与否，现尚为未决之问题。惟在中国，关于印发化妆品用乙醇等3种原料要求的通知。民商二法典使之并存于（世），实际上颇为便利也”。第二点，在比较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士民法典的基础上，论证了本国民律草案应采取的篇章结构，并拟定了民律草案的大纲。该理由书采纳了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民法篇章结构——第一编总则，第二编亲属，第三编继承，第四编债权，第五编物权，很大程度上受瑞士民法的影响，同时具有与德国民法混编的特征。（二）民律草案“条文稿”的完成《编纂民法之理由》虽系草稿，并且与最后定稿的《大清民律草案》（宣统三年九月完成）的篇章顺序不一致；但《编纂民法之理由》确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至宣统元年十二月间，修订法律馆编订民律草案的依据。在宣统元年，修订法律大臣先后两次将修订法律馆已办事宜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在“已办事宜”中涉及到编订民律的有：学习债权。宣统元年二月已“拟订民律亲属法总则及第二章，拟订民律承继法总则”，宣统二年十二月已“拟定亲属法草案第三章至第七章，拟定继承法草案第二章至第六章”。这说明，修订法律馆最初先起草完成的法律条文是民律草案亲属、继承两编；而总则、债权、物权迟至宣统二年编订完成。宣统二年十二月，也就是清政府所定的最后期限，修订法律馆编纂完成了民律草案的“条文稿”（只有条文1596条，没有逐条的详细立法理由）。在修订法律馆拟定的《奏为民律草案告成谨缮具条文进呈御览折》（草稿）中，修订法律大臣对民律草案的编纂进程、立法依据均作了说明。该奏折（草稿）称： “兹民律草案业已告竣，内分五编三十七章，都一千五百九十六条，谨将修订之程序与本律之大旨，敬为我皇上缕析陈之。……我国关于民事之法令，向乏专书，然权利义务之间，民俗已有其习惯，且其中有优尚各国者，臣馆迭经派员分赴各省详细调查陆续报告前来，业由臣等斟酌采用。惟是我国幅员辽广，各地习惯未能纤悉皆符。传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戢若画一势所不能。本律为统一全国之典章，其必画一者，当以本律为标准，故悉著诸条文；其前（强）难画一者，不与本律相背驰，自可任依习惯。总则第一条所谓凡民事本律未规定者，依习惯，即此意义也。……且近今瀛海交通，我国人民居留外国者既众，饮食讼狱迭起环生，按国际私法有应据其人本国法者，若我国民律未定，何是以资引用。此又法权所系，臣等所为兢兢注意者也。惟查各国编纂民律，往往穷数十年之力，始克成编，本律匆促成书，未敢递谓完善，然求适合于各国大同之法理与我国大端之习惯，业已具费筹酌。本律正条之下，尚有注释详细说明，以篇幅太长未及同时缮呈。谨先缮具条文恭呈御览，伏乞饬下宪政编查馆考核”。目前，笔者在清末档案中尚未发现宣统二年的民律草案“条文稿”，以上奏折（草稿）是了解宣统二年民律草案“条文稿”的唯一资料。该奏折（草稿）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编订民律草案“条文稿”的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民律草案“内分五编三十七章，都一千五百九十六条”，这说明该“条文稿”基本上已是民律草案的定稿，宣统三年九月完成的民律草案“说明稿”（包括《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和“民律草案亲属草案、继承草案”两部分）只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注释，条文数量未增减一条；其二，修订法律馆虽然如期编订完成了民律草案条文，但是由于时间极为紧迫，以至于只进呈了“条文”，条文之下的“详细说明”未能及时缮呈。依据现有的资料，目前还有一点是无法说明的，那就是宣统二年民律草案（“条文稿”）的篇章顺序（应是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债权，第三编物权，第四编亲属，第五编继承）与光绪三十三年民律草案大纲所列的篇章顺序（见《编纂民法之理由》草稿：对于债权转让通知书。第一编总则，第二编亲属，第三编继承，第四编债权，第五编物权）不一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尚无法解释。（三）民律草案“说明稿”的编订关于民律草案说明稿的完成，在《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奏编辑民律前三编草案告成缮册呈览折》中已有比较确实详尽的说明，本文不复赘言。惟须指明的是：《大清民律草案》最终并未完成。宣统三年（1912年）九月，修订法律馆奏呈《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奏编辑民律前三编草案告成缮册呈览折》，此时将“民律草案”正式定名为“大清民律草案”。然而，修订法律馆只编订完成了前三编的“说明稿”，后两编的“说明稿”则需要会商礼学馆才能最后定稿。又根据修订法律馆1911年铅印本《大清民律草案》，该“说明稿”共分四册，只有总则、债权、物权三编，并且在第三编《物权》之末有“大清民律草案终”的字样。这说明，清政府仿照日本颁行民法的办法，拟先公布前三编（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两编待修订法律馆与礼学馆会商后再另行公布；也就是说，在宣统三年九月定稿的只有《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后两编当时并未定稿。宣统三年九月，修订法律馆将《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奏呈御览，同时将“民律亲属编草案、继承编草案”的“说明稿”交付礼学馆共同商订。但是，数日之后辛亥革命爆发。至宣统三年十一月，由袁世凯组织新内阁。而袁世凯改组成立的新内阁中已经没有礼学馆这个机构，所谓“（《大清民律草案》）后二编由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订立”，只是在宣统三年的九月到十月间的事情，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礼学馆已经难以有所作为。因此可以说，“（《大清民律草案》）后二编由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订立”，在清末很可能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结果。从民国初年出版的《大清民律草案》（或《民律草案》）的一些版本来看，在清朝最后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没有最后将“说明稿”的前三编与后两编合为一体；民律草案的后两编称作“民律亲属编草案、继承编草案”，没有和“说明稿”的前三编统称为“大清民律草案”。中华民国元年新华书局曾印行（中国图书公司代发行）《中华民国暂行民律草案》，共分八册，在首册扉页上仍印有“（清）法律馆原本”；正文之前以“法律馆民律前三编编纂大意”作为序言；而在第八册之末，印有“民国暂行民律草案终”（即对“大清民律草案终”的改写）。再有，中华法政学社校1912年刊行的《民律草案》，虽然将总则、债权、物权前三编，与亲属、继承编合刊；但是，前三编条文编号是连续的（从第一条至第一千三百十六条），而后两编则分别是从第一条重新编排。中华法政学社1913年刊行，并多次再版的《新编中华六法全书》，其中第六至十一册为《民律草案》，其前三编连为一体，而后两编则分别编列条文序号。时至民国十五年，民国北京政府修订法律馆编辑的《法律草案汇编》，其中收录之《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条文为连续序号，后两编仍分别编排。由此可见，到了民国初期，开始出现了《大清民律草案》的两种版本，一种版本是清末完成的“修订法律馆原本”，这个版本的《大清民律草案》只是前三编的“说明稿”，并未与后两编合为一体，修订法律馆宣统三年铅印的《大清民律草案》即是；而民律草案的后两编有单独的名称——“民律亲属编草案、继承编草案”，尚未审议定稿，也没有纳入到《大清民律草案》的名下。另一种版本的《大清民律草案》是在清末民事立法活动终止以后，由民间出版机构或法律编订机关完成的，将修订法律馆的《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的“说明稿”）与尚未完成的“民律亲属编草案、继承编草案”（后两编“说明稿”）合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五编民法典草案。如《中华民国暂行民律草案》（新华书局民国元年印行）、民国北京政府修订法律馆民国十五年（1926年）刊行的《法律草案汇编?大清民律草案》等皆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大清民律草案》，一般就是指五编合刊的说明稿草案，但并不是清末意义上的前三编的说明稿。总之，无论何种版本的《大清民律草案》，它均是一部没有经过正式立法审议，没有经过前后统编而最后完成的草案。正因为如此，民国初期曾两次提起将《大清民律草案》颁布施行，但又两次被否决。两次，民律草案的初稿于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终于草成。在反复详为核阅，逐条添附按说，说明立法理由，历时八个月完成后，于宣统三年（1911年），也就是清朝最后一年的九月初五日，才编成了此五编一千五百六十九条的民律草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