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近三年来，《中国社会迷信报》记者从北京启航，在西藏、四川、新疆、甘肃等地实行相接性的学术考察报道。记者离开西南，发当今某种意义上，盛京（今沈阳）是这一系列考察的关键性节点。我们从满汉蒙藏四体文碑这样一个的确而微的例子，切入盛京的历史文明，以学术的视角在较大的空间下加以侦察，就其形制、源流、漫衍及研究现状等实行了初步梳理。 盛京是清王朝初期（入关前）的都城，有奇异的文明景观、雄厚的文明遗存，在西南区域文明中具有无足轻重的位子。研究盛京有助于我们更深上天在清王朝大一统格式下斗劲中原、西南、草原、雪域等不同板块的文明异同，思考西南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魄式造成的历史进贡。本报记者议定实地采访、学者访谈等形式，力图显示近十年来清史研究、古都学、藏学等学科对盛京的分析研究。盛京读碑记 ——学术视野下的满汉蒙藏四体文碑 2013年10月25日 10:10由来：《中国社会迷信报》2013年10月25日第515期作者：本报记者 曾江郝欣【中心提示】沈阳碑林位于沈阳北塔寺内，有近200通石碑，存在现状谈不上好，乃至略显破败。缓步碑林，一统统古碑让人驻足停滞。这些碑各有其价值，让记者最感兴趣的是其文字的雄厚性，触及汉文、满文、藏文、梵文等，这是沈阳碑林和其他碑林不同的特征之一。
从盛京实胜寺碑到北京实胜寺碑 实胜寺位于沈阳故宫和沈阳西塔之间。该寺现存领域不大，格式严整，大殿顶覆黄琉璃瓦，解说其特殊位子。实胜寺全称“莲华净土实胜寺”，又称黄寺、皇寺，作为清朝皇家寺庙，是盛京最紧急的一座寺庙。 在大殿前无形制和北塔碑好似的一组两通四体文碑。这是第一例满汉蒙藏四体文碑。关于该碑四体文字的操纵，《清太宗实录·崇德三年八月壬寅》有记载，实胜寺在盛京城西三里外，“东西建石碑二，东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图白忒字。碑文云，……大清崇德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满文，学士罗绣锦译汉文，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译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译图白忒文。”清政权议定军事方面的征伐，宗教方面的尊崇藏传佛教，最终政治方面博得收效：在西南区域初步建立起满汉蒙藏等各族参与的联结政权，为入关做好了打定。四体文碑以这种特殊形制的容貌，昭告“天下”。 在北京香山下也有一座实胜寺，寺内四体文碑不是一组两通，而是满汉蒙藏文永别镌刻在同一通碑的四面。人们到香山寻幽探胜，路过红旗村团城左近就能看到这通巨碑。 之所以都取名“实胜寺”，二者有间接的联系。北京实胜寺碑立于乾隆十四年（1749），其时狷介宗乾隆帝第一次用兵金川结果，仿效盛京实胜寺在北京建寺立碑。乾隆帝在《实胜寺碑记》中说：“建寺于碉之侧，名之曰‘实胜’。……昔我太宗皇帝尝以偏师破明十三万众于松山、杏山之间，归而建实胜寺于盛京，以纪其烈。夫金川蕞尔穷番，岂明师比。然略昆明而穿池，胜侨如而名子，其识弗忘一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庆英等学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已指出，沈阳实胜寺并非像乾隆帝所说为庆贺松山大破明军而修建，而是为庆贺获护法嘛哈噶喇像修建的。不过乾隆帝在碑记中称，“因忆敬观列朝实录”，“其识弗忘一也”，解说他是无认识地仿效盛京实胜寺。 在四川省金川县存在有一块四体文碑“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噶喇依之碑”，与第二次平定金川相关，建于乾隆四十二年，记者曾探问该碑，碑在大渡河主要主流大金川边的山腰。盛京实胜寺碑是一组两通四面，北京实胜寺碑是一通四面，而金川碑的形制是一通两面，满文、汉文在阳面，蒙古文、藏文在阴面。 辽金明代的西南多体文碑为其先导 四体文碑从何而来，在西南区域能否有此碑的雏形呢？ 中国文明自古注重立碑。唐代以来，随着各民族在更大的空间展开更深的文明相易，出现了一些多体文碑，如出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粟特文和突厥文）、拉萨唐蕃会盟碑（汉文、藏文）以及北京的元代居庸关云台六体文石刻等。 西南区域碑刻有其光鲜的区域特征，这一区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后半期。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八旗等迭兴西南，他们的文明都较为茂盛，并创制了本民族文字，也就是辽代的契丹文金代的女真文、元代的八思巴文以及清代的满文。西南区域至今还存在有这些文字的碑刻墓志等，如位于吉林省扶余县的国度重点包庇文物“大金成功陀颂”碑。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区域在明代出现了形制与这种四体文碑最为相近的碑。明代承袭了元代的局限藏传佛教政策，记者在藏区所见明代碑刻，多操纵汉文、藏文，如明代大寺青海省乐都县瞿昙寺就保存了不少汉藏二体碑。明代永宁寺碑因操纵了西南区域的四种文字，向来遭到国际外学界注重。据吉林省社会迷信院研究员李治亭主编《西南通史》，“永宁寺记”碑、“重建永宁寺记”碑为明初永乐、宣德年间宦官亦失哈（海西女真人）奉命巡视奴儿干区域所建。其中永宁寺记碑的阳面为汉文碑记，阴面为女真文、蒙古文，是汉文碑记的摘译，碑侧为汉、女真、蒙古、藏四种文字的佛教真言，这凸显出西南区域的特殊性。后金时期“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立于天聪四年（1630），号称清代最迂腐的碑，是一通满汉二体文碑。 四体文碑之首先出当今西南，与这一区域的文明特色和历史发展亲热相关。 从盛京到全国的四体文碑 清同一中国进程的历史遗存 清军入关博得政权后，四体文碑随着清的同一进程出当今全国各地，特别是内地区域。从盛京启航，在此日的北京、河北承德、山西五台山，在西藏的雪域高原、内蒙古的苍茫草原、四川的大渡河畔、新疆的帕米尔高原等地都有这种四体文碑。在现代中国，“国之小事，在祀与戎”，大局限四体文碑都与清王朝的同一进程以及宗教文明相关。 若是要看这种碑，可以去北京的北海公园和雍和宫。北海公园五龙亭西侧的“万佛楼瞻礼诗”碑，就是一通嵬峨的四体文碑。雍和宫大殿前御碑亭的“喇嘛说”碑则是一份意义强大的文献，表达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一系列紧急思考。这是狷介宗老年于乾隆五十七年所立的碑，是较晚的一通四体文碑。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满族作家舒乙曾经考察了北京一切的藏文碑。对付这些碑的特殊意义，记者曾经请示过舒乙。他以为，“只需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到这批石碑眼前，他们登时就会明白，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离散的一局限。这说明，西藏区域早就是祖国的一块紧急邦畿”。 雪域高原历来与中原密不可分，记者在拉萨时，除了去看大昭寺前出名的唐蕃会盟碑，也注意到了藏区的四体文碑。在布达拉宫大门前有两座汉藏征战风致的碑亭，东侧为清圣祖康熙六十年（1721）“御制平定西藏”碑，西侧为狷介宗乾隆五十七年“御制十全记”碑，都是四体文碑，永别与康熙朝平定西藏和乾隆朝击退廓尔喀、保卫西藏安闲这两件小事相关，备受各族国民的珍爱和包庇。 四体文碑在乾隆朝最多，乾隆帝对其所谓“十全武功”大都在内地和热河立有四体文碑。乾隆帝身边重臣如大学士和珅和大国师三世章嘉若必多杰都是颇通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能人。三世章嘉活佛是一位土族活佛，中国社会迷信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土族学者秦永章在其研究中指出，三世章嘉主理了一系列分析运用满汉蒙藏多种言语的事业，如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局限翻译为蒙古文，《甘珠尔》局限翻译为满文的事业等。乾隆帝自己也屡次说起自己对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等多种言语的进修和操纵。乾隆帝生平功过自有学者评判，不过他卓越的言语才力，以及这种才力所带来的文明收效是有数的。 中国藏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张羽新研究员辑录有《清代喇嘛教碑文》，根基收录了清代大局限与藏传佛教相关的碑刻，他在“序”中写道，“它们均撰于努尔哈赤至嘉庆这个历史时期之内，这正是清政权同一西南，进而入主中原，同一全国的紧急历史时期，这段韶华内我国历史上同一的多民族国度绝后坚硬和发展”。 四体文碑学术研究寓贫穷于定见意义之中 清末民初，包括四体文碑在内的多种言语的史料首先惹起了国外学者的学术兴趣，固然这些学术兴趣同化着纷乱的背景原因。 四体文碑具有雄厚的民族宗教文明内在，可是要加以分析研究难度不小，须要史学、言语学、宗教学等多方面的学养，特别是多种言语的锻炼。 在记者无限的阅读中，藏学家李勤璞教授等是国际多数分析运用汉文、满文、藏文、蒙古文对这些四体文碑实行研究的学者，李勤璞的研究固然并不局限于盛京，但他对盛京的实胜寺、四塔寺、太平寺等碑刻都有邃密的释读和研究。“新清史”学者普遍注重清代的多种言语形式的史料，纽约大学卫周安在其评价新清史研究的文章中指出，清朝统治者随环境不同而操纵不同的言语。汉语和满语组成国度的主要言语。庆贺国度光芒的碑碣险些都有四个面，每面的文字各不相同，通常是满文、汉文、蒙文和藏文，在一些环境下，第四种文字或许是维吾尔文或是阿拉伯文。这些文字的形式不用完全相同。固然对其内在的知道和讲解不同，中外学者对付这种四体文碑都充满兴趣。 空间符号与中华一体 清王朝在圣旨公文、金印、玉册、题匾、卷宗档案等文献中广博操纵多种文字。碑与一切其他资料的明显不同在于，碑是在平面空间中展开的，具有激烈的符号意义。这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对碑竖立的空间位置的研究；其二，碑文在碑体上的方位陈设。日常而言，在四体文碑中满文和汉文绝对，蒙古文和藏文绝对。若是形制是一通一体四面的碑，或许的环境是：满文在南面（阳面），汉文在北面（阴面），蒙古文在东面，藏文在西面。满文作为其时的“国书”，攻克“南面而王”的位置可谓瓜熟蒂落，如雍和宫的“喇嘛说”碑等就是如此。 可是，却有一系列四体文碑在碑体上另有特殊的陈设——东面为满文，南面为汉文，北面为蒙古文，西面为藏文，如北京的实胜寺碑。此外，在香山昭庙、北海公园琼华岛、承德避暑山庄、五台山等地也有如此陈设的碑。这和汉满蒙藏在中华文明大地上的地舆位置相当。这并非无意，而是乾隆帝确立的“式”。乾隆帝于乾隆五十一年到五台山，《狷介宗实录·乾隆五十一年三月戊午》记载道：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巡幸五台，至灵鹫峰文殊寺，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已翻出满洲、蒙古、西番字，著发交伊桑阿，于文殊寺内，建立四方石幢一座，镌泐四样字。热河向有石幢，著即照式处分。并著将满洲字刻于碑之东面，汉字刻于南面，蒙古字刻于北面，西番字刻于西面。不用建盖碑亭，该寺东边原有闲静房屋，或改一碑亭，不用嵬峨，或不用碑亭，即在殿前院内，俱无不可。 这是两种永别操纵的陈设，一种是方位地舆的客观究竟，一种是位子尊卑的逻辑序次。乾隆帝缔造性的碑“式”，表达了他的特殊观念，让人想起，近30多年来中国各个学科的学者对付中华文明进程和文明整体的一系列实际思考，在清史学者之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魄式实际，考古学家苏秉琦的“三形式”、“三部曲”实际，史学家张博泉的“中华一体”论，对清王朝的历史进贡都有主动的必定。另一位历史地舆学群众谭其骧在先容其主理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思绪时指出，随着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的相关越来越亲热，造成彼此依存相关，到了17、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须要造成一个同一的政权，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向，完成了这个同一任务，“所以清朝同一根基上就是同一满、汉、蒙三区。蒙区实际上包括维吾尔区域及藏区。这三区同一完成之时是在乾隆中叶，即18世纪50年代。而由满、蒙、汉三族国民组成这个王朝，实际上还远远在清朝入关以前。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把国号大金改为大清，臣下所进呈的劝进表就是由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填塞解说这个王朝是由满、蒙、汉三种人组成的。据我来看，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由于到了16、17世纪时，汉满蒙等中国各民族依然要紧须要同一”。 这个发轫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完成于狷介宗乾隆帝的同一进程是从西南区域的盛京启航的，这个进程奉陪着武器兵戈与和平、死与生、文明的争执和协调、文明的阵痛与开心。这种特殊的四体文碑就是这时出现的，可说是这个历史进程的精神记实。(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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